“繁华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丛考（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43 考古汇 扬之水 参加讨论
明代藩王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虽有天潢贵胄之尊，却又是最为几乎每一位当朝天子所猜忌、所警惕的一群。按照明初朱元璋定下的制度，他们终身不得“高官”，但一生得享“厚禄”，虽然在明代中后期宗室人口愈为庞大之后，禄银供给已是远远不足。既有俸给之厚，自然得享优游度岁之乐，而为了免除来自当朝的猜忌，也以隐于游艺、隐于富贵，即不问朝政安享尊荣最为全身之道。 宋元以来蔚成风气的“琴棋书画”已然是贵盛之日消磨岁月的娱情方式，鲁荒王朱檀墓的随葬品中有天风海涛琴一张、围棋一副、宋元书画四卷、元刊本六种八十二册，可见这位短寿藩王的生活之一面。 琴棋书画所依托的背景，少不得是园林之胜。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二《西游纪》记述他在秦王府所见，曰：“泾、渭之中为陕西会城，即古长安，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谒秦王，殿中公宴毕，必私宴于书堂，得纵观台池鱼岛之盛。书堂后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人从池上击梆，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烂然夺目。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郁，尤为可爱。后园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呼鸣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这是明代中期的北方。 《徐霞客游记》卷二下《楚游日记》记桂阳靖江王府大势曰：“府在城之中，圆亘城半，朱垣碧瓦，新丽殊甚。前坊标曰‘夹辅亲潢’，正门曰‘端礼’。前峙二狮，其色纯白，云来自耒河内百里。”又有桂府所构桂花园、桃花源，前者是赏桂之所，“前列丹桂三株，皆耸干参天，接荫蔽日。其北宝珠茶五株，虽不及桂之高大，亦郁森殊匹”。“东为桃花源，西自华严、天母二庵来，南北俱高岗夹峙，中层叠为池，池两旁依岗分坞，皆梵宫绀宇，诸藩阉亭榭，错出其间。”这是明代后期的南方。 同在江西尚有宁藩，宁藩一系中的朱权被迫隐遁之后，却是成为藩府生活的风雅典范。陈衍《明诗纪事·甲签》卷二“宁献王权”条采诗二首，其前小传曰：王“作《囊云诗》云：‘蒸入琴书润，粘来几榻寒。小斋非岭上，弘景坐相看。’王每月令人往庐山之岭，囊云以归，结小屋曰雪斋，障以帘幙，每日放云一囊，四壁氤氲，如在岩洞。余观周宪王有《送雪诗》。臞仙囊云，宪王送雪，此宗藩中佳话可属对也”。得与“囊云”合作佳话的“送雪”之宪王，更为明代藩王中最是才华卓绝者。明宗室朱谋㙔《藩献记》说他“好文辞，兼工书画，著《诚斋录》、《乐府传奇》若干卷”，“所制乐府新声，大梁人至今歌舞之”。所谓“今”，乃作者所处之晚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周宪王”条：“王讳有燉，周定王之长子，高皇帝之孙也。洪熙元年袭封，景泰三年薨，在位二十八年，谥曰宪。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勤学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发帖’，历代重之。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乐府新声”与“乐府传奇”在两位作者的叙事中均指杂剧。宁献王朱权与周宪王朱有燉，叔侄二人也许并无交往，然而一南一北如此构筑的诗酒风流，可以说为明代藩王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定下了基调，且影响差不多从明代前期一直贯穿到明末，而周宪王的杂剧创作影响尤巨，所谓“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今”当指明末，而“流传内府”一事尤可注意，因为至少嘉靖时期成书的《雍熙乐府》是大量收录周宪王之作的。 一 明代女子金银首饰，纳于礼仪制度的一类，一等的是凤冠霞帔。凤冠霞帔的基本组成，是凤冠一组，霞帔一组。凤冠以及插在凤冠上的金凤簪一对，又一对用作固冠的金花头簪，如此为凤冠一组。湖北蕲春刘娘井明墓出土金镶宝钿花鸾凤冠一件（图一），与冠同出的有一对金累丝凤簪（图二），这是凤冠必有的插戴，凤口每衔挑牌。此即明代礼书中说到的特髻，它是皇妃的常服之属，而为皇妃以下至品官命妇的礼服。墓主人是荆端王次妃刘氏，为荆恭王本生祖母、追封荆庄王之本生母，卒于嘉靖三十九年。霞帔则是丝罗制品，依等级不同而织纹有别，其底端有膨起如囊的金帔坠，帔坠系以两枚金片分别打制扣合而成，上端有孔，孔中穿金系，然后悬坠于金钩用作霞帔的压脚。此系与钩，当日合称为“钓圈”。如此为霞帔一组。凤簪帔坠均为礼仪用物，藩王府的这两组金银饰物通常是出自禁中，即由银作局成批制作，以备宫廷的各种礼典和册封赏赐之需。由簪脚或钓圈上面镌刻的铭文，可知出土于各地明藩王夫妇合葬墓“内造”“内成造”的金簪、金凤簪、金帔坠，多是这种情况，如分别出自湖北钟祥梁庄王墓、江西南城益端王墓和益庄王墓的三对金累丝凤簪。  图一 金镶宝钿花鸾凤冠，湖北蕲春刘娘井明墓出土  图二 插于凤冠的凤簪，湖北蕲春刘娘井明墓出土 朝廷赐予之外，金银首饰之大部当是王府自造。江西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出土金凤簪一对，其上铭曰：“大明万历庚辰五月吉旦益国内典宝所成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贰两贰钱八分正。”典宝所是王府机构，凤簪出土时，也正是插在点翠珠冠的两侧。此外也有一部分出自民间制作。清朱素臣《翡翠园》传奇第四出《赵珠花背包匣上》道：“老身夫家姓赵，原籍湖州，三十八代家传，穿珠点翠为活”，“年前，麻长史要穿一顶万寿珠冠，送到宁府里去上寿，限定正月二十日就要完工”。剧作者生于明天启年间，此传奇乃以明中期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事为背景，若干故事内容也有史实依据，而王府官员进献上寿物事原是常情，那么戏曲中的这一细节不妨作为我们认识王府首饰的参考。 总之，除礼仪制度（包括婚礼用物）之内的固定品类如凤冠、凤簪、帔坠、四珠环、八宝镯、钑花钏之外，王府金银首饰的造型、名称与样式，比如罩发的七梁、五梁冠，花钿、分心、满冠、挑心、掩鬓、鬓钗、顶簪之类，与明代的通行式样大抵无别，不过以珠宝美玉的大量使用而更见侈丽，以财力雄厚得以不惜工本，务求新巧而有样式之纷纭和工艺之精湛。 二 明代是佛教愈趋世俗化的时期，作为装饰纹样，就更是如此。属于明前期的梁庄王墓出土金大黑天神像佩件两枚，图案颇遵循造像仪轨，是反映了时代风气的实例。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以梵文和藏密诸神像作为装饰图案的金银饰品，多集中在明代前半期，风气的兴起则源自宫廷，这当然同朝廷出于政事的考虑对番僧的尊崇相关。此外，前朝遗风犹存于彼时之宫廷，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而也正因为它的影响力更多是来自宫禁，明代中期以后内廷风气转变，作为装饰纹样的梵文便不再成为时尚。  图三 金镶宝摩利支天像挑心，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湖北蕲春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的一枝金簪（图三）。从形制来看，这一枝金簪自是明代女子插戴于䯼髻亦即发罩正面中间的挑心，簪首以金镶宝莲座托起一驾金车，车舆上面复置一个莲花座，莲花座上的主尊三面八臂，宝冠上有大日如来，高举的两臂分持红蓝宝石，红以象日，蓝以象月。左边的面前一臂握金刚铃，旁侧一臂持弓，一臂持金刚橛；右边的面前一臂握宝剑，旁侧一臂持羽箭，一臂持长矛。九猪在前驾车，车轮两侧云朵上各一个手持法器的护卫天女。车舆背后另以金片为底衬，一枝与簪首垂直方向的金簪脚与底衬相接。簪首图案虽然是很少见的一例，不过造像特征十分明显，可知正是藏传佛教中的摩利支天。 摩利支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入传中土，汉译《佛名经》作摩梨支，其后隋于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译为摩利支天，释之为阳炎。摩利支天具有大神通自在力，擅隐身，能为人消除障难、增进利益、护国护民、救兵戈及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作为密教的摩利支天，图像的流行始自宋天息灾译《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大足石刻北山佛湾第一三〇窟有宋摩利支天造像，三面八臂的摩利支天女所立莲花座下的高台便是车舆，两头大象在前方挽驾。郑和七下西洋，曾捐资刻印数部佛经，《佛说摩利支天经》便是其中之一。  图四 郑和捐刻《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 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元年郑和施印《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图四），经尾有姚广孝题记，其中说道：“佛说摩利支天经，藏内凡三译。唯宋朝天息灾所译者七卷，其中咒法仪轨甚多，仁宗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然而流通不广。以广流通者，唯此本乃唐不空所译，其言简而验，亦多应菩萨之愿力。”不空译《末利支提婆华鬘经》说道：“持五戒优婆塞，于头髻中盛著彼像”。“俗人头髻中著像”，皆可保平安。明代将摩利支天像制为女子首饰中的挑心，插戴于发髻当心处以冀护佑，正是合宜。然而摩利支天远未如用作挑心纹样的观音为人熟知，且崇奉此尊者多为王公贵人，尤其是皇室，如果不是有相关的背景，恐怕并不容易做到如此造型准确而又美观。此墓的墓主人朱载塎系嘉靖中袭封，但随葬品的时代却可以远在其前，墓葬出土即有“正统九年”铭银里木碗，那么挑心制作的时间也当远比入葬时间为早，正如正统六年入葬的梁庄王墓随葬品中有永乐元年物，天启年间下葬的嫔妃墓中有宣德九年以及弘治元年、弘治六年制造的金器。 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装饰纹样取用的佛教人物，以观音为最多，这当然也是与社会风气一致的。 从宋元至明清，观音逐渐演化为本土的俗神，乃至颇与神仙相类，苏轼《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句云“白衣仙人高堂坐”，所谓“白衣仙人”，即白衣观音。普通民众的观音信仰更是逐渐脱离开佛经中的教义，而添加了越来越多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中土传说。宋洪迈《夷坚志》收录观音传说四十余，观音的神通即多在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治病、送子之类，南宋许棐咏摩睺罗的《泥孩儿》诗便道“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的泥孩儿，令少妇“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观音送子的形象自然最是贴近生活。《法华经·普门品》中说到的观音菩萨三十三现，又似乎特为观音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因此出现了中土化的各式变相观音，其意义以及相关的传说也几乎与佛典无关，比如最为流行的送子观音和鱼篮观音。所谓“仁慈观熟，偏于此土有情”（明屠隆《补陀观音大士颂·叙》），而观音有情于此土，实有赖于此土为观音“重塑金身”。  图五 德化窑送子观音，福建博物院藏 出自德化窑工匠之手的送子观音，即以造型与工艺之殊胜特教人喜爱（图五）。瓷塑每以波涛数叠带出清辉香雾、南海烟水，腾起的一股浪花上托起经卷，送子观音白衣一袭，衣痕如水，高髻上罩着观音兜，左足轻踏在小小一枚莲叶上，盘膝抱一个小儿，如见藏于福建博物院的一件。可以说这是送子观音的一个基本图式，不同的材质也大略如此。德化窑观音凭着釉色的润洁而冰玉其质，用于簪钗，也多喜欢取用金镶玉的方式妍雅其形。兰州市白衣寺塔天宫出土一枝末代肃王朱识鋐之妻亦即王妃熊氏的金镶玉嵌珠宝鱼篮观音挑心，金累丝的莲花台上伸展出镶珠嵌宝点烧蓝的莲蓬、花叶和慈姑叶，碾玉观音也是头罩观音兜，膝上一个小儿，衣裾下方的三朵浪花见出渡海之意。簪首高6.5厘米，总重57.5克（图六）。背面一柄银簪脚，上有铭曰：“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崇祯五年八月初十日。”熊氏系天启二年册封为妃，挑心原是王妃施于白衣寺之物。  图六 金镶宝送子观音挑心，兰州白衣寺塔出土 更有戏剧性的是马郎妇观音和鱼篮观音。观音菩萨三十三现中，二者原是各为一身，在中土的民间传说中才逐渐演变为一事。黄庭坚《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之二：“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踅婵娟。”宋任渊注：“《传灯录》：‘僧问风穴：如何是佛？穴曰：金沙滩头马郎妇。’世言观音化身，未见所出。按《续玄怪录》：昔延州有妇人，颇有姿貌，少年悉与之狎昵，数岁而殁，人共葬之道左。大历中有胡僧敬礼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尔。众人开墓以视其骨，钩结皆如锁状，为起塔焉。马郎妇事大率类此。” 《续玄怪录》的作者是唐人李复言，任注所引即“延州妇人”一则。任注成于北宋末年，既曰马郎妇“世言观音化身”，那么北宋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传说。至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马郎妇故事，又添加了以许嫁为约引导俗众诵经的情节，惟将马郎妇系于普贤。  图七 白瓷鱼篮观音，菲律宾藏 不过马郎妇与观音合作一身且成为绘画题材，大约不晚于宋。杨慎《词品》卷二“衲子填词”条引宋寿涯禅师《渔家傲·咏鱼篮观音》：“深愿弘慈无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风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清冷露湿金襕坏。茜裙不把珠缨盖。特地掀来呈捏怪。牵人爱。还尽许多菩萨债。”所咏画图今虽无从得见，但根据词句的描写，可知在这一幅作品里马郎妇与鱼篮观音已是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窈窕风姿”且特地轻掀茜裙露出珠缨的卖鱼妇，而见藏于菲律宾的一件元代外销白瓷鱼篮观音（图七），形象正如词作所咏之图。  图八 传赵孟頫《鱼篮大士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景德镇窑青白釉塑像，安徽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赵孟頫《鱼篮大士像》（图八），大士素衣、草履，左手提鱼篮，右手拈数珠。当然诵经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安徽博物院藏元景德镇窑青白釉观音（图九），头戴七宝化佛冠，腰系草叶裙，手持经卷，即是一例。  图一〇 北京慈寿寺鱼篮观音像碑拓片 图十一 吴彬《鱼篮观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两类图式均为明代所袭用。明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所建慈寿寺中有鱼篮观音像碑一通（图一〇），莲花池边的观音发髻绾作一窝丝，中横一柄竹节簪，一枚七宝珠梳插在迎面，右手提着以柳叶铺底的鱼篮，左手轻拈衣角，微微露出里面的七宝璎珞。碑刻年代为万历十五年，它与宋寿涯禅师所咏鱼篮观音画图已相隔久远，然而构图元素却一致，甚至包括“茜裙不把珠缨盖，特地掀来呈捏怪”的细节。万历时期宫廷画家吴彬笔下的一幅《鱼篮观音》（图十一），乃袈裟、绦带、草履，手奉经卷，一个鱼篮提在随侍的僧衣小童亦即善财童子手里。其实构图元素也俱有所本。手奉经卷是元代即已形成的马郎妇图式，明代有搬演于内府者的无名氏《观音菩萨鱼篮记》杂剧，第四折观音度得张无尽功成行满，于是有善财童子上场跟随在身边。那么画家选取的构图元素就不仅仅是丰满画面，而且添加了叙事感。总之，不论雅俗，不论材质，各种不同来源的图像，都可以成为打制金银首饰的粉本。  图一二 鱼篮观音金挑心，常熟宝严寺明墓出土 以鱼篮观音为装饰图案的簪钗与送子观音相同，也多安排为挑心，设计构思正是借鉴于流传已久的图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工艺品。常熟宝严寺明墓出土一枝鱼篮观音金挑心（图一二），火焰背光为衬板，漫天祥云中走出遍身绫罗的女郎，高髻、云肩、飘带，绣履起处裙摆轻翻，左手一挂数珠，右手挽了已失篮身的一个篮柄。北京定陵出土造型相同的银鎏金镶玉嵌宝鱼篮观音挑心两枝（图一三、图一四），均为孝靖皇后物，莲花台上立着宝冠、袈裟、披帛的碾玉观音，火焰背光两边作出的种子字并未忠实原形，在此更多是取装饰意味，而与纹样主题无关。值得注意的是，观音提了鱼篮的手臂间又挟着经卷，正与吴彬所绘《鱼篮观音》相类。  图一三、图一四 银鎏金镶玉嵌宝鱼篮观音挑心，北京定陵出土  图一五 金镶玉嵌珠宝鱼篮观音挑心，兰州白衣寺塔出土 与前举肃王妃熊氏施舍于白衣寺塔送子观音挑心同出尚有金镶玉嵌珠宝鱼篮观音挑心一枝（图一五），它以金为托座，内嵌玉件。白玉碾作莲瓣式镂空背光，背光边缘镂雕卷草，金累丝做成莲台，莲台两边以莲茎、莲叶和宝石点蕊的五朵莲花伸展内合抱为托座，白玉观音却是高髻、衫裙、锈带，手提鱼篮，纤腰微步翩然于莲台之上。簪首高6.5厘米，总重与前举肃王妃熊氏施舍于白衣寺塔送子观音挑心同出尚有金镶玉嵌珠宝鱼篮观音挑心36克。簪脚铭文与送子观音挑心相同。  图一六 金镶宝鱼篮观音，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图一七 金镶宝鱼篮观音挑心之鱼篮  图一八 金镶宝鱼篮观音挑心背面 图一九 金镶宝鱼篮观音挑心 蕲春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金镶宝鱼篮观音挑心一枝，却是别样风格（图一六至图一九），它不以累丝逞细巧，莲花台上的几颗宝石也只是点缀，优胜之处尽在于以锤錾之工而如同绘画一般傅彩行笔，曲尽形神。金镶宝莲台上的观音外罩百花衫，下系卷草襕裙，腰间衣带嵌红宝，一窝丝发髻上对插着花头簪子，鬓云下面垂着璎珞耳环，左手牵起衣角，恰好似《观音菩萨鱼篮记》头折正旦扮观音提鱼篮上，自报家门道：“璎珞严身挂彩衣，玉环穿耳鬓云垂。风流一种无人识，篮内金鳞卖与谁。”身边添一个善财，大约也是撷来杂剧中的情节。观音半拢的右手原也提了鱼篮，并且如同前举慈寿寺鱼篮观音像碑，竹篮也是用柳叶铺底，上面一尾鎏金鲤鱼，只是出土时鱼篮脱落。观音和善财都是用了片材分别打制成形，然后扣合若圆雕。翻转过来，背面竟也以打作之工造微入妙而可见意态精神，特别是微微欠身合掌礼拜的善财。稍见特殊的是此件挑心尚有一个可以拆卸的背板，背板后面与观音背后相同，即均有安置簪脚的扁管，其内各存残断的簪脚。那么可能之一，是插戴起来观音手里的鱼篮不很服帖，或者竟是脱落了，遂加添一个背板稳固构件。 送子观音和鱼篮观音虽是从佛教艺术中生长出来，但宗教情感的成分是很少的。以佛教人物为装饰纹样的簪钗，其实多是如此，比如同是出自都昌王夫妇墓的另外两枝金簪，不过它久被称作“金镶宝五仙人火焰纹头饰”，而所谓“五仙人”，恐怕是认得差了。  图二〇 金镶宝三大士分心，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金簪之一，整个背衬镂作连钱纹，顶端作出三个扁管，扁管内分别插入弯向前方的三柄金镶宝华盖，正面下方一溜五个嵌宝的花朵托起三个莲花台，中间坐着观音，观音莲台两边的小小云朵之上一个是合掌礼拜的善财，一个是捧着盘中宝珠的龙女。文殊居观音之左，普贤居观音之右，普贤手拈一柄如意。三大士都是头戴宝冠，穿耳之珰低垂于肩，头光后面是一片翠蓝娇红宝石照眼的火焰身光（图二〇）。  图二一 金镶宝三教祖师分心，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图二二 金累丝镶宝云凤牡丹分心，兰州肃王家族墓出土 图二三 金累丝镶宝云凤牡丹分心背面局部 金簪之二与前件造型相同，纹饰与做工也大体一致，而五个人物全部换了角色。中间一个是莲花座上的佛陀，肩下两侧各立着一个俗装侍者。佛陀右边的一身是下颔一部长髯的老者，双手展卷坐在扶手椅上，脚下踏床，佛陀左边的一身拱手而坐，模样与右边的一身相仿，却是以身着方心曲领之服见出分别（图二一）。可知这边的一位是孔子，那边的一位是老子，合在一处便是三教祖师。两枝金簪均失簪脚，不过以兰州肃王家族墓出土金累丝镶宝云凤牡丹分心为比照（图二二、图二三），可以推知背面原初当有类似的构件，簪脚则自扁管穿出，如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出土满冠一枝的簪脚设置从形制来看，金簪为正面插戴的分心，当然也不妨一前一后两枝同时簪戴。此外，都昌王夫妇墓尚出土金镶宝掩鬓一对（图二四），仍是掩鬓习用的云朵式造型，云朵上面是摩尼宝，适堪与金分心的纹样彼此呼应，背衬是镂空的连钱纹，做工与风格也和两枝分心相同，很可能是同时打制的头面一副中的四件。  图二四 金镶摩尼宝花掩鬓一对，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图二五 文殊菩萨，法海寺壁画  图二六 三教祖师，山西长治观音堂明代彩塑 三大士与三教祖师的组合，在明代造像中都很常见。山西朔州崇福寺观音殿系明代彩塑，观音居中，观音之左是文殊，观音之右为普贤。落成于明正统八年的北京西郊法海寺是由御用太监李童兴建，同年完成的壁画出自宫廷画士，大雄宝殿佛坛背屏绘观音、文殊、普贤。金簪上面普贤手里的一枝如意与这壁画中文殊手持的如意差不多是相同的样式（图二五）。山西长治观音堂明间东壁上端亦即观音塑像的华盖上方，并列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身彩塑（图二六），是为三教祖师同尊。巴中石窟玉井观音岩明代造像第六龛雕造“夫子、老君、佛”，塑像已残，联语尚存，上联“三教作主宰”，下联“万代为宗师”，横额“道贯古今”，意旨的然可见。三教混融原是明代思想潮流之一，且直接影响到艺术与文学。周宪王《新编搊搜判官乔断鬼》杂剧借着儒士徐行答小儿所问，把三教根由一一分说，末了道：“宋孝宗有云‘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此诚言也。孩儿，三教皆同，不可不敬。”徐渭《三教图赞》亦同声相应：“三公伊何，宣尼聃昙。谓其旨趣，辕北舟南。以予观之，如首脊尾。应时设教，圆通不泥。谁为绘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此赞很可移用于都昌王府制作的金簪，而金簪的造型设计也当有取意于绘画和造像的成分。不过作为首饰纹样，“不可不敬”未必是重心，倒是更在寄意于“三公一堂”，共佑阜康。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