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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土墩墓的南北差异与族属的推测


    土墩墓一般是指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埋葬方式,主要分布于苏南、皖南和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一带。“土墩墓”在上世纪50年代即有发现,70年代以来,随着资料的增多,1978年由邹厚本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由于这类墓葬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因此一般“土墩墓”指代的就是“商周土墩墓”。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江下游,甚至湖南、山东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时间在汉代,甚至延续到魏晋时期的土墩墓遗迹。
    最早的是1986年湖州杨家埠汉墓的发掘,首次采取了以墩为单位的发掘方式,对每一个土墩划分地层,分清每座土墩内墓葬的开口层位。
    这类墓葬均埋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墩之内,土墩有些是沿用商周时期的土墩墓,有些是汉代人工堆筑而成的。之后在土墩上开挖墓穴,墓葬形制包括土坑竖穴墓、砖椁墓和砖室墓等,不见商周时期平地堆土掩埋的埋葬形式,以一墩多墓为主,随着时代的推移,土墩堆积越厚,墓葬数量越多,土墩的体量也越大。
    目前土墩墓主要集中发现在环太湖流域,此外湖南常德、安徽广德和胶东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代土墩墓。不同地区的土墩墓之间存在差异,随葬品方面普遍具有当地特色,例如浙江湖州杨家埠汉代土墩墓群的随葬品与山东曲海汉墓群的随葬品在器形上有明显的差别。
    山东日照曲海M106是属于西汉中期的墓葬,采用了南方地区土墩墓的葬式,将墓葬营建在大型人工堆筑的土台之上,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从随葬品可以看出与南方地区汉代土墩墓的区别,墓中不见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高温釉陶而是多漆衣陶和漆器,缺少南方土墩墓中流行的瓿、罍、罐等具有越族特征的器物,同时陶壶均为长颈内束的造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位于二号土墩的M218、M222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年代为西汉中期,椁室分厢,棺呈长方匣形,与长兴七女墩的船形葬具区别明显。随葬品以陶器和漆木器为主,陶器包括数量最多的灰陶以及硬陶、漆衣陶等,不见高温釉陶,壶的造型也不同于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壶,墓内不见越文化因素。西汉晚期的M217发现了施釉硬陶壶,在口沿及肩部施一层黄釉,与南方壶的造型不同。在东汉时期的墓葬M206、M203内,发现了施釉硬陶,出土南方地区造型相同的盘口壶。
    从山东日照曲海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发现,山东地区汉代土墩墓的墓主人仅仅是接受了南方地区的土墩墓葬式,在葬具的选择和随葬品方面更多的是受到楚文化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非越文化因素。有学者曾经研究过南方类型的陶瓷器(鼎、盒、壶、瓿、罍、罐)在北方汉墓的出土情况,由此分析南北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其基本情况就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多,特别是武帝统一南方后到东汉初期,这种趋势在海曲汉墓中也有反映。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山东地区没有发现烧造高温釉陶和硬陶的汉代窑址,这说明曲海汉墓出现越式陶器的原因在于渐进式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期采用土墩墓的做法可能是受到早期吴国土墩墓的影响,之后随着越式器物在北方地区的流行而逐渐被接受,即山东地区汉代土墩墓随葬越式陶器的时间是在采用土墩墓葬法之后。
    山东沂南县宋家哨汉代墓地发现5座埋葬于同一封土之下的竖穴墓,分南北两排,北边3座,南边2座,并穴合葬、一棺一椁,椁外填塞青膏泥,椁室分厢,随葬品多放在边厢和脚厢,随葬的陶器有罐、壶、钫、盘、樽、鼎、耳杯、碗、盒、豆、釜、匜、熏炉、甑、灶、井等。从陶器种类看,并没有发现南方流行的瓿、罍和弦纹罐等器物,这种采用土墩墓的做法却不见越式器物的情况与海曲汉墓是类似的。
    墩类墓葬与普通的汉代非墩类墓葬表现出了相同的地域性,也许可以由此推测,汉代采用土墩墓这种埋葬形式的群体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种族倾向,或虽然早在西周时期这种墓葬形式是源自于某些特定的族属,但之后逐渐由于汉化、文化的杂糅等各种因素,土墩墓成为了一种“并不具备某种考古学文化和某个古代族属的意义”。
    汉代土墩墓在长江下游地区、东南沿海一带和山东地区均有发现,其中的原因应当也与地理环境有关,很多学者推测应与防潮和汉代聚族而葬的需求有关,或者是这种埋葬习俗迎合了汉人崇尚高坟大冢的葬俗。这些地区地下水位偏高或容易遭受洪水侵袭,因此抬高墓基尤其实用,而高大的土墩也满足了汉人聚族而葬的需求。
    汉代土墩墓的葬式和随葬品中反映的是越、楚、汉等各种文化互相融合,而土墩的做法是基于其功能的考虑,因此不能武断的以商周土墩墓多属吴越文化而认为汉代土墩墓与之一脉相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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