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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过程与阐释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nd Interpretive Archaeology)


    后过程考古学开始于对过程考古学明显缺点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批评过程考古学对于适应技术的过度关注、对跨文化人类学比较的历史背景的忽视以及把考古学科作为实证主义的严格定义。在开始阶段,许多作者包括受到女权主义影响的人也参加了批评,此时还没有形成共同的理论主张。最强烈的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最早出现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的历史考古学也有重要的贡献。
    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主要涉及意义或象征、历史、能动性以及批判方法。20世纪60、70年代过程考古学提出要从长期的适应过程出发研究物质文化。即使是对于物质文化的象征性,也要从功能的角度比如如何有利于群体规模的扩大上来研究。物质文化具有意义,意义本身就影响社会行动者如何理解世界,大量有关人类学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后过程考古学家追随人类学家如布迪厄、萨林斯与特纳,提出“物质文化史有意义地构建的”的思想。强调象征性普遍存在,即使是被抛弃的垃圾也有意义与概念,比如说干净、纯洁或肮脏。
    强调意义和象征性似乎也削弱了过程考古学对跨文化归纳的强调。另一个批评认为过程考古学把物质文化当成被动的,只是环境适应的工具。所有的人都是“千人一面”,而后过程考古学家主张物质文化是积极的——人们运用和控制物质文化来影响社会变化,还可以改变意识形态,通过它人们来理解世界。
    最后,后过程考古学批评在20世纪60、70年代过程考古学的假说——演绎实证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来自于亨普尔。这种认识论对于后过程考古学家来说已经过时而且可笑。说它过时了是因为这种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也受到相当多的批评。说它可笑是因为考古学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不能观察的东西——过去的文化系统。
    20世纪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的“后”是基于对过程考古学广泛的批评,但是在多样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统一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几位后过程考古学家从批评转向着重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鼓励方法多样性。“阐释考古学”一词经常用于定义这种更积极主动的方法。强调阐释,也就是说有不同社会利益的人将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过去。因此在这个科学过程中就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不能仅仅通过吸收可观材料来解决,因为人们看到的客观材料是可以变化的。
    21世纪之初,后过程考古学这一术语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阐释考古学;另一种是对过程考古学各种批评的总称。现在旧的过程/后过程考古学之别已经基本被放弃了,在考古学中存在着对广泛社会理论的普遍接受,单个研究者根据特定的材料状况与问题选择适合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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