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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1)


    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认识,在1977年以前从理论上限定于地质年代上进入全新世开始至距今7000年之前,即从距今10000年以来至仰韶文化之前的这一时间段。所以,1977年在黄河流域发掘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并测定了年代为距今七八千年之后,自然就将这些文化遗存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但1983年吴汝祚则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存不宜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应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1] 。这个认识在1987年试掘了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并测定其年代距今10000年前后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并在探索原始农业、尤其是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开始明确分布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距今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的代表[2] 。所以,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发掘及其年代的测定[3]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后来,在北方地区相继发掘了北京怀柔转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等遗址,在南方地区相继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邕宁顶蛳山、桂林甑皮岩等遗址,或是重新分析研究华南地区以往发掘的一些遗址中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桂林甑皮岩等遗址,着力探索原始农业的起源、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等重大课题。重新认识新石器时代几项基本特征的起源,如磨制石器的起源、陶器的起源、农作物与家畜的起源、营建房屋的起源等[4] 。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文化遗存    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约有10多处遗址,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门头沟东胡林、河北阳原于家沟等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在南方地区主要见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与庙岩、临桂大岩、邕宁顶蛳山、广东英德牛栏洞等遗址。
      (1)徐水南庄头遗址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太行山东麓与白洋淀之间的河流冲积扇上。1986年发现,1986—1997年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00余平方米。在马兰黄土层之上、湖相沉积层之下的文化堆积层内发现了约距今1万年的灰坑和用火等遗迹,陶器、石器、骨角器、木棒与木板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和植物花粉[5] 。其中陶片有50余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纯,烧成温度低,多数有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可辨器型为罐和钵,有的陶罐底部有烟熏烧烤痕迹,有的陶片上有钻孔。石器有磨盘、磨棒等。骨角器有镞、锥。动物骨骼有鼠、鸡、狗、狼、猪、马鹿、麋鹿,以及鸟类与鱼鳖类等遗骸。周本雄推测猪和狗可能是家畜[6] ,在一些骨骼上有烧烤痕迹。发现的植物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经碳十四测定木炭与木头样品,年代数据为距今9700--10500年,其实际年代可能还要早数百年。
    南庄头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确认的全新世之初、距今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由此提出了我国境内的食物生产和陶器制作可能起源于距今1万年的探索课题[7] 。金家广、郁金城还依据陶片上的绳纹纹饰,推测当时存在纺织技术[8] 。
      (2)怀柔转年遗址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位于燕山南麓、长城北侧的白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周围地貌为山谷盆地。1992年发现并试掘,1995、1996年发掘400平方米,出土遗物18000余件,以石制品为主,以及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等[9] 。石器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少量磨制石斧、磨盘、磨棒与石容器。细石器有石核、刮削器、细石叶等,其中楔形、铅笔头形细石核,细石叶和圆头刮削器等,具有典型细石器的工艺传统。小型石斧和石容器多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从断面上可见片状贴筑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器形有筒腹罐和直腹平底盂,个别口沿外附加堆纹和乳凸装饰,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其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的两个样品,分别为9200±100年和9800年,实际年代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
    转年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开始认识到燕山南麓地区在探索新石器文化起源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进行再次发掘。
      (3)门头沟东胡林遗址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位于永定河支流清水北岸的二级阶地上。1966年曾在这里的马兰黄土顶部、全新世黄土底部发现3具人骨架,似为一座墓。其中两具为成年男性二次葬,一具为约16岁女性一次葬。随葬品有2件蚌壳制品和数件打制石片,在女性骨架的颈部和腕部有骨制项链和镯。周国兴在当时认为其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期[10] 。但由于没有发现磨制石器和陶片等,这一发现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在北京怀柔转年遗址发掘后的2001年,对东胡林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70余平方米,发现烧火遗迹5处,有的可能是临时灶址。残墓人骨一堆,以及一批石器、陶片、骨器和动物骨骼,并采集到刃部磨光的小型石斧[11] 。
    2003、2005年又进行了第二、第三次发掘。第二次发掘100平方米,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随葬有石刃骨刀等,几处火塘、灰坑等遗迹,以及一批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遗物[12] 。第三次发掘面积80平方米,又发现一座保存赛完好的屈肢葬墓葬,随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壳[13] ,再次获得一批较丰富的石、陶、骨、蚌器等遗物。
    2001--2005年三次发掘,共计发现墓葬3座、火塘10余座。火塘平面多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一般0.5--l米,深0.2--0.3米。火塘内一般堆积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动物骨骼及灰烬。有的石块和兽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数量较少,仅见小型斧、锛类器,一般只是局部磨光,器身仍保留着打击疤痕,仅个别小型器物通体磨光。还有琢磨的石磨盘、磨棒。磨盘一般平面近椭圆形。磨棒剖面有近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还发现了石臼和用于研磨赤铁矿石颜料的石研磨器,以及使用过的赤铁矿石。陶器残片有60多片。多数为器物的腹部残片,少数为口沿和器底。均为夹砂陶,以夹粗砂为主。器表多不光滑,表面一般为红褐色或灰褐色,因烧制火候不高,大多数颜色斑驳,质地也较松软。大多数为素面,少数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有的为泥条筑成,有的可能系泥片贴筑,都为平底器。器型有平底直腹盆(盂形器),以及罐、碗等。骨器有锥、笄、鱼镖、骨柄石刃刀等。蚌器主要是用蚌壳或螺壳制作的可系挂的装饰品。发现的动物骨骼以鹿为主,另有猪、獾等,还有螺、蚌、蜗牛等软体动物。最大的蚌壳长达20厘米。
    东胡林遗址的年代,经对20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约为距今10000--9000年[14] 。这是目前为止北方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获得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对动植物遗存分析表明,当时处于全新世早期,年平均气温可能与现在接近或略高[15] 。发现的各种石制品,尤其是细石器、骨柄石刃刀、鱼镖等,表明当时的狩猎采集经济较为发达。由于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当时是否栽培有农作物,尚不清楚。发现的石磨盘、磨棒是否为加工农作物的工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阳原于家沟遗址    阳原于家沟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支流第二级阶地。1995--1997年发掘,发掘成果的报道较为简单[16] 。发现文化层厚达7米,分为上、中、下层三部分。年代为距今14000--5000年。其中上层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出土有细石器和装饰品。中层被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上、中、下各层中都出土细石器,并且均以楔形石核、细石叶为主。而在中层偏下部还出土了夹砂黑褐陶陶片和夹砂黄褐陶陶片、1件大部磨光的石矛头(或称尖状器),以及用贝壳、螺壳、鸟骨制成的装饰品。其中一片平底陶器底部的热释光测年数据,为距今11000年。
    于家沟遗址的年代跨度较大,前后达9000年。其中层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地点。但公布的发掘资料有限,对于该遗址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与特征等,有待今后资料公布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1]吴汝祚:《论李家村一老官台文化的性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第52-59页。
    [2]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72-83页;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第71-76页。
    [3]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l一970页。
    [4]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l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05页。
    [5]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l-970页;李珺:《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郭瑞海、李珺:《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3页。
    [6]周本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1992年第11期,第966-967页。
    [7]李家治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研究》,《考古》1996年第5期,第83-9l页。
    [8]金家广、郁金城:《南庄头与华北平原-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5页。
    [9]郁金城:《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4页;郁金城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彩插2--4页;金家广、郁金城:《南庄头与华北平原-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75页。
    [10]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第6期,第12--15页。
    [11]郁金城、赵朝洪:《门头沟区东胡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12]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石器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
    [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1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  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第3--8页。
    [15]曹兵武:《专家谈东胡林遗址的学术背景和意义》,《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
    [16]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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