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4:10:1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彭卫 载《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本文所涉不包括港台地区。 20世纪以来中国秦汉时期城市史研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其一,20世纪上半叶,研究特征是关注点集中在与城市相关的商业活动领域,对都邑分布和城市自身结构的研究初步浮现。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特征是关注点集中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基本形态和内部结构等方面,讨论了中国早期城市与秦汉时期城市的关系以及秦汉城市的特点。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范围更为广泛,除以往所重视的研究领域,城市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等也得到瞻顾。为叙述方便,本文笔者拟以此为脉络扼要陈说。由于历史活动和历史研究所存在的时间关联,我们了解的目光有时不得不追溯到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要预先交代的。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这个时期与秦汉城市史有关的文章不足十篇,某些经济专史和通史体例论著也涉及了秦汉城市状况。有代表性的是陶希圣对战国以来商业都市的研究。①陶氏关于汉代城市的基本看法是,汉代城市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标志,它的发展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的蓬勃进步有着直接关联。可以看出,陶氏意见与其所主张的战国之后“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一致的。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书中专辟“西汉的商业都市与国际贸易”和“东汉商业、都市、钱币与国际贸易的再展开”两节,对都市的分布、行政管理、都市中的商业活动以及都市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了有益的探讨。需要提到的另一位研究者是建筑史专家刘敦桢,他所撰写的汉长安城与未央宫的专题论文,虽因当时考古资料不足而难免粗略有误,但开国内此领域研究之先河则殊堪称道。②都邑和某些区域城市的形成与变迁也得到初步重视。③域外著述的移译主要有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和那波利贞的《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④由于老一代学者的努力,秦汉城市史开始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研究所表现出的对城市特征的宏观把握和城市结构的具体分析,在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仍然是秦汉城市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 ———————— ① 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西汉长安的市》,载《北平晨报》1936年11月25日。《战国时期商业都市的发达》,载《中央日报》1947年5月14日。 ② 刘敦桢:《汉长安城与未央宫》,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 ③ 例如王国维《秦都邑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1983年影印本)对秦都邑所在进行了钩稽考索。关于今福建地区汉代城市的分布有叶国庆与劳榦的讨论,参见叶国庆: 《古闽地考》,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劳榦:《汉晋闽中建制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卷第2期,1935年;叶国庆:《治不在今福州市辩》,载《禹贡》第6卷第2期,1936年。 ④ [日]足立喜六著,杨鍊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书近年王双怀等重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那波利贞:《中国都市的研究》,载《时事类编》第5卷第9期,1937年。 这个时期的秦汉城市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文献资料研究的薄弱和古资料的缺乏,学界没有对城市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城市自身结构或形态给予清晰的表述;由于某些微观研究是在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为背景的宏观论战下进行的,其实证的准确性也受到若隐若现的干扰。城市史的意义被定义在商品经济或商业史的框架内,作为商业史的附属品而存在。在有的重要的通惯性著作中,甚至几乎没有城市史的位置。① ———————— ① 如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逾60万字,专题部分依次讨论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述及汉代城市时只有与市有关的一段文字。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学术史提供的研究一般规律是由最初若干个生长点而渐及全面,秦汉城市史研究亦不出此通则。与以往不同,由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相关的考古资料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秦汉城市史的考古报告和专题论文约有八十多篇,专著有王学理的《秦都咸阳》和刘运勇的《西汉长安》。①引入注目的是,这个时期,许多通论性和社会经济专门史著作也将秦汉城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应当提到的这方面著作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957年版),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撰写者为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和黄留珠)。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以及研究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 1.秦汉城市的基本性质 对秦汉城市基本性质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考察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一些专著和论文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西方城市的发展脉络为参照,相继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某些具体判断有所不同,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数人的看法是相近的。其基本意见是: 第一,中国古代的城与欧洲古代的城起源相同,即都是阶级分化和军事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东方和西方早期城市的发生并无本质不同。② ———————————————————— ①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某些自身特点。傅筑夫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而兴建,它是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瓦解这个体系的异化或离心力量。胡如雷指出,中国封建城市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而诞生的。在封建城市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需要。例如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城市的成批出现与郡县制的确立有密切关系。郡县治所不是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它们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海外学者张光直在国内杂志上著文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显著不同,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张鸿雁和毕道村也认为西欧中世纪城市是在已形成的封建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城市兴起却伴随着封建制产生和发展。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有组织的社会,居民是有自由权的市民,中国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一切都在国家管理之下。①雒雷的意见是,《史记·货殖列传》只记载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商业都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城市经济状况。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经济都会即工商城市,春秋战国的经济都会主要是商业城市,并没有形成为工商城市。② 第三,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但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仍然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 与之相关,学界对秦汉城市性质研究也着眼于其基本属性,在城市人口数量和成分、城市发展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 在人口数量方面。多数学者都对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作了较高估计。《秦汉社会文明》认为汉代郡县一级地方城市中,人口超过十万者很多,加上两京人口数量,城市人口的总数十分可观。③俞伟超也高度估计了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他甚至断言:“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④对城市人口数量估计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是对统计样本的选择。除去人们公认的商业都会(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谠的那些都市),郡县两级治所是否都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 ———————— ① 分别参见前揭傅筑夫文;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5—248页;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期,张鸿雁:《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比较——春秋战国城市在兴起过程中的特点》,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载《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10期。 ② 雒雷:《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③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4—146页。 ④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城市,是否所有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人口数量自然甚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统计结果当然也就大不相同了。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战国以来城市人口的高度估计相当普遍,如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全国有主要城市六十余个,最少有7个与临淄相仿的城市(七雄都城),每城以3万户计,则有20多万户居住其中。中等城市以“万家之邑”为单位,则全国有50多万户居住其中.合计全国有400万人住在城市中。战国人口以2000万计,则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20%。①这个比例超过了近代中国的城乡人口之比。学界对汉代城市人口的估计,似乎也与当时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风气有关。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公元前5世纪以来城市化是如此繁盛,何以未能形成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逻辑上的这个弔诡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统计样本的确切性在十余年后才得到重新审视。 在人口成分方面。胡如雷根据《潜夫论·浮侈》“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描述认为,汉代郡县城市中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队和游手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另一方面,虽然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少城市工商业者,但并未发生工商业者的政治斗争。究其根源在于城市居民成分复杂,城市市场容量较大,工商业者人数较少且有利可图,因而缺乏迫切的斗争要求。 《秦汉社会文明》也有相同看法。②何兹全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城市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市有着繁荣———————— ① 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② 胡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9—250、284—286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的城市经济生活,西汉时期的城市交换经济是继战国和秦而更加向前发展.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它的经济势力可以操纵一个广大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和农民的命运。直到东汉中期,城市经济虽然有时遭到破坏,但其地位大体得到维持。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才成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事要地。① 在汉代城市的商业性方面。傅筑夫指出,秦汉王朝是商业都会大量兴起的时代。除去战国时期原有的大都会仍保持兴旺繁荣,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商业都会。根据傅筑夫的解释,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全国各地区和各个生产部门都交织在一个总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打破了过去的政治疆界和人为限制;而水陆交通的开发也使得本来不是为商业需要而兴建的城市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如陶之例。其二,由商业性质决定商业活动必须向城市集中,汉代商品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商业都会转到另一个商业都会。② 在汉代城市的稳定性方面。胡如雷指出,汉代城市具有的中国封建城市的一般性特点,因此兴衰无常。手工业生产的不足,使城市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因素的变动则造成城市消费人口忽增忽减。③ 《秦汉社会文明》从人口变化描述了城市的生命周期:当时城市人口起伏很大,大规模移民常能使一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秦徙民咸阳、汉徙民长 ———————— ① 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均载氏著《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9页。 ③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249—250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安例;而战争、灾荒等因素,也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城市人口锐减,使城市走向衰落。①王珍则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东汉雒阳城衰亡的一个原因。②可以看出,上述这些意见都涉及到汉代城市的脆弱性和修复功能,却没有展开讨论。 在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特点方面,张南和周伊作了如下概括:建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城市体系,涌现出若干个区域经济中心,兴起一批边塞城市。③李绍连指出,汉代以前的都城中的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场所通常设置在外郭城,未能作为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都城的商业经济职能仅处于萌芽阶段。秦汉时期在都城内正式规划设置手工作坊和市,从此都城始可称之为“都市”。④ 2.秦都咸阳的考古勘察与研究 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咸阳及其附近的秦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秦咸阳宫殿建筑规模和建筑风格为人们所了解,同时也勘察出一些咸阳城的手工作坊和附近墓葬区。⑤尽管这些考古资料还远不足使我们完整 ———————— ①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255页。 ② 王珍:《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③ 张南、周伊:《秦汉城市发展论》,载《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 ④ 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⑤ 研究文章参看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年第11期;王丕忠:《秦咸阳宫位置的推测及其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考古发掘报告参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6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67年第11期。概述文章参看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王学理: 《秦都咸阳考古的回顾与研究概述》,载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把握秦都咸阳的基本格局,但从中所获得的新知则是前所未有的。王学理的《秦都咸阳》正是利用考古资料,对秦咸阳城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讨论的内容包括咸阳的兴起、扩大和毁灭,咸阳城的格局,咸阳人口数量和阶层状况,以及咸阳的文化与社会风尚等。基本结论是:秦都咸阳是从战国都城向汉唐长安城的过渡类型,既有同时代都城的特点,如宫殿、作坊、墓地等有特定的区域;又有特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特殊性,都市营建带有随意性,整体规划出现较晚,且未及完成。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咸阳的命名、咸阳宫殿、咸阳城的手工业以及霸上位置等进行了讨论。①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开始,都城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83年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古都研究,并具体分析了选择古代都城的地理和人文因素。②秦都咸阳和下面述及的汉长安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也与这一背景相关。 ———————— ① 王丕忠:《咸阳名称由来新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王丕忠:《阿房宫与阿房宫赋》,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魏效祖:《咸阳宫探索》,载《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何清谷: 《秦阿房宫管见》,载《文博》1988年第3期;吕卓敏:《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咸阳的制陶业》,载《文博》1989年第3期;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期;张海云:《霸城新证》,载《文博》1986年第2期;辛德勇:《论霸上位置及其交通地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再论霸上位置》,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三论霸上位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l期。 ② 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1987年;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1989年。 3.汉代城市的分布和内部结构 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李剑农撰著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该书第15章“商业”对汉代都市的地域分布和结构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根据李氏意见,西汉时期都会分布在三个区域中,即关中地区,包括河东、河内和燕赵在内的关外之黄河北岸地区,包括河南、齐鲁、梁宋、三楚在内的关外之黄河以南地区。就都市空间分布而言,黄河流域密度最大,淮水流域次之,长江流域又次之。东汉时期,尽管长安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为洛阳所夺,但就大体而言,都市密布地区,仍属黄河流域。 李剑农对汉代城市内部结构复原的尝试是以市和闾里为切人点展开的。他指出,秦汉以来,都会中的住宅区与市区皆有严格分别,住宅区称闾里,商业区称市。各里各市四面皆有墙,里中之居室,市中之商肆,皆设于各区围墙之内,各区四面,皆有供人出入之总门,除贵族外,各家不得当街破墙辟门。 李剑农的上述判断立足于实证,对引证的资料也多有分析,其结论较为稳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至今仍被学界引述。不过由于该书撰写较早,无法利用考古资料,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对汉代长安的复原,其不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学界对汉代城市结构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截至1984年的不完全统计,考古发现的汉代城邑聚落遗址和边塞城堡一百八十余处,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在所勘查的城址中,经过发掘除两京外,还有山东临淄和曲阜故城、洛阳汉河南县城、河北磁县讲武城和武安午汲故城,以及福建崇安城村故城。①对这些城址的勘察,对了解汉代郡县以及非中心地区的城市格局、城市面积,提供了直接材料。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398页。 考古所提供的汉代城市资料的另一个途径是城市地图和其他图像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绘墓主人仕宦生平,涉及的城市五个,均以绘图和榜题标出,其中最详细的部分是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这些壁画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城市建筑、城市布局和城市管理。①四川出土的一部分画像砖描绘了市的场面,其上多绘有市楼、列肆,有的画像砖上有“东市门”、“北市口”、“北市门”等题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些画像砖反映了汉代蜀地郡治和县治中的市场状况.② 汉代郡国县邑城址的勘察工作主要有50年代中期对南阳郡治宛城、洛阳汉河南县城和河北武安午汲古城,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对福建崇安遗址、80年代中期对广汉雒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③其中,对崇安汉城性质的判断曾引发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崇安汉城是闽越王城,为闽越王无诸之后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时修建的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无诸受封汉时的都城“东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崇安城遗址的早期是闽越国都, ———————— 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罗哲文: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载《文物》1974年第1期;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7—60页;曹婉如:《秦汉城市局部地区的研究——成都市西部东汉墓出土市井画像砖》,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5期,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古城的排水系统》,载(考古》1988年第9期;《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载《考古,1957年第4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ll期,沈仲常、陈显丹:《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后期为汉王朝戍军驻所。①相形之下,秦城址的发掘则很少。②考古工作者就已勘查的汉代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多数汉代城址都存在战国或更早的文化遗存。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前代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中有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和发达的制陶手工业,如武安午汲古城。一种是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如临淄、曲阜、邯郸等,其规模较前有所缩小,主要原因是战国时期的都邑在汉代降为郡县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一国的政治中心地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置新城,如湖北江陵纪南附近的郢城。③对秦汉郡县和边疆城市的研究工作基本不出地望和城址定名,除前述者外,主要有雍奴、平刚、白马、平襄、金城、略阳、宜城、永昌以及西域的轮台和楼兰等。④ ———————— ① 陈直:《福建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蒋炳钊:《对闽中郡治及治都治县地望的一些看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关于这一时期秦城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参见杜葆仁等:《秦城址考古述略》,载《文博》1986年第1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页。 ④ 嘉谷:《关于西汉雍奴古城的地理位置》,载《天津日报》1983年1月3日;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载《社会科学战线》]983年第1期;刘伟毅:《平阳城与白马城》,载《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何钰:《西汉天水郡治平襄城故址在今通渭城区考》。载《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刘满:《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载《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王仁康:《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张文轩:《汉代金城郡治及其考证》,载《兰州学刊》1981年第4期;吴浩生:《汉代甘肃略阳城考》,载《社会科学》 (兰州)1984年第6期;石泉: 《宜城县建制沿革考辨》,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云津:《东汉永昌郡治城之位置》,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这个时期讨论较为充分的是对汉代长安城布局的研究。这科情形与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城的多次勘察直接有关。从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考古王作。其中,50年代和60年代主要考察长安遗址范围、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70年代主要是发掘武库和长乐宫宫殿遗址。①根据实测,汉长安城的面积和布局相当具体地呈现出来。其中既有与文献相合之处,如实测的长安城周长25700米,合汉里六十二里强,基本符合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也有不尽相符的地方,如长安城墙的高度和宽度均超过文献记载。考古学家依据发掘勘测,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复原性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是王仲殊撰写的《汉代考古学概说》。②该书第一章《西汉的都城》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详尽地讨论了汉长安城的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东西两市以及住宅区的分布状况。对于考古学家的陈述,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1984年和1989年杨宽著文指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承袭了战国和秦代都城布局模式,有西边小城与东边大城郭连接而成,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内。③若干年后,考古学家刘庆柱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布局并不一致,不能以某些都城作为普遍 ———————— ① 考古报告主要有: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载《考古》1958年第4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題》,载《考古》1960年第9期;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载《文物》1978年第4期。 ②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d年版。 ③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载《文博》1984年第l期,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载《考古》1989年第4期。 模式概而论之。关于杨宽提出的大郭依据,刘氏指出,它们不过是汉代桥和墓葬遗址;东西两市也并非在城外,而是在洛城门和横城门以内的城内。①此外,有的学者对长安城的礼制建筑的分布、长安城门、长安城中的生产活动以及长安附近的陵邑进行了讨论。② 对东汉雒阳城遗址的勘察工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但考察规模和成效远不及对长安城的勘测。③包括雒阳城面积、城门数量和街道分布情况在内的内容都不完整,许多方面还要依靠推测。但凭借已有的考古资料仍能扩展我们的相关知识。例如,雒阳城平面呈长方形,与西汉长城平面形状基本呈正方形不同,这是两汉都城形制许多相异之处之一。而都城中将近一半面积为宫殿所占,则是长安城和雒阳城所共同的。④ ———————— ①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载《考古》1987年第10期。 ② 黄展岳:《关于王莽的九庙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89年第3期,何汉南:《汉长安城门考》,载《文博》1989年第2期;王子今、周苏平;《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载《文博》1985年第3期;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傅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记》,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③ 这一时期雒阳城的考古勘察参见阎文儒:《雒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载《考古学报》第九册,段鹏琦等:《雒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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