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来中国瘴病的分布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04:11:30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2000年来中国瘴病的分布变迁 龚胜生 内容提要：“瘴”字不见于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它的出现大致是在魏晋之际。中国古籍里所说的瘴病主要是指恶性疟疾。瘴病主要分布在气候热湿、地形闭塞、植被茂密等易于蚊蚋孳生的地方，多发生在高热多雨的夏秋季节，尤以伏秋为盛。2000年来，其主要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的趋势：战国西汉时期以秦岭－淮河为北界；隋唐五代时期以大巴山－长江为北界；明清时期则以南岭为北界。瘴病流行是导致瘴病分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重要因素。瘴病不仅使瘴域的人群体质衰弱，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男少女多，而且使瘴域的人群心理素质差，人无固志，信鬼重巫。文化心态的落后，进一步导致了生产方式的落后。中国瘴域北界的不断南迁，既是北人不断南移的结果，也与我国历史气候逐渐变冷有关。 关 键 词：瘴病；瘴病分布；历史时期；人地关系 发表刊物：《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第304～316页 疾病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现代医学地理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早在2 000年前的中国，人们就坚信疾病与地理环境有某种关系，萌芽了朴素的医学地理学思想。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疾病与水的关系[1]，到了西汉初期，更进一步认识到疾病与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关系[2]。但“瘴”这个词出现比较晚，东汉许慎所作的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成书于100－121年)尚未收录该字。它的出现大致是在魏晋之际，左思《魏都赋》指出当时居于中国南方的吴、蜀两国“宅土熇暑，封疆障疠”，同时代人张载在注释中说：“吴、蜀皆暑湿，其南皆有瘴气”。稍后，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载今川、滇、黔三省接壤之地的兴古郡“特有瘴气”。南北朝以后，瘴病已广为人知，记载也日见多了起来，隋代巢元方等编写的《诸病源候总论》还对瘴病发生的气候、原因以及病证做了描述。至于唐代及其以后，诗文方志对瘴病更是多所记述。 瘴病究竟是怎样一种疾病？从众多的文献记载来看，虽然一些非传染性的地方病也被包括在内(如岭南脚气又称瘴毒脚气)，但主要是指具有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恶性疟疾(Pernicious malaria)。宋人周去非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其实似中州伤寒”[3]；范成大也说：“其中人似疟状”[4]。这种临床症状既象伤寒又似疟疾的瘴病就是恶性疟疾。正由于此，古籍中常常将瘴病称为“瘴疟”，或与被解释为“恶疾”的“疠”结合起来称“瘴疠”或“疟疠”，甚至它也被解释为“疠”[5]。根据病态，瘴病可以分为冷瘴、热瘴、哑瘴、回头瘴。根据发病季节可以分为青草、黄梅、新禾、黄茅、香花[6]、谷槎、交头等瘴[7]。此外，还有以传染源命名的瘴，如鹦鹉瘴[8]。 疟疾是疟菌(plasmodium)以蚊蚋等为媒介传播人体而发生的一种传染病。一般的疟菌生存温度在16℃以上，但恶性疟菌(Plasmodium faciparum)只能生活在28℃以上，因此，恶性疟疾的病症要比一般的疟疾严重得多，危害也要大得多。在中国，从古至今，疟疾一直是一种广为流行的疾病，一般的疟疾至今仍遍及我国大部分地区，为季风地带最主要的虫媒传染病之一[9]，但是，作为恶性疟疾的瘴病，2 000年来，其地理分布却有很大的变化。笔者不揣浅陋，试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对2 000年来中国瘴病的分布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瘴病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医学地理学认为，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疾病的分布与地理景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瘴病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可从古人对瘴病起因的解释略见一斑。宋代范成大说：“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10]。周去非也说：“盖天气郁热，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乘恶气，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11]。清代屈大均说：“盖湿热之地，毒蛊生之”，“瘴者，蛊之所蕴酿者也”，“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气通则为风，气塞则为瘴”[12]。曹树翘也认为“山泽之气不通，夏秋积雨，败叶枯枝尘积而毒虫出没，饮之则胀痛；又雨后烈日当空，蒸气郁勃，间有结成五色形者，触之多病”[13]。上述种种说法，无一不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综其所述，瘴病主要分布在气候热湿、地形闭塞、植被茂密等易于蚊蚋孳生的地方。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瘴病一般发生在高热多雨的夏秋季节，尤以伏秋为盛，唐诗中甚多“炎瘴”和“秋瘴”的记载；春冬气候较为干冷，瘴病较少流行，唐诗中又有“风霜驱瘴疠”和“飞雪排瘴”的说法。 二、历史时期瘴病分布的变迁 1．战国西汉(前770年－23年)以秦岭淮河为瘴域北界的时期 该时期由于对中国南方地区的情况知之不多，古籍里还没有关于瘴病的记载，其分布状况只能根据瘴病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进行大致推测。 该时期是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变迁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均作于战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文献，它们都将当时所知的国土分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地理环境特征做了具体描述。今日秦岭－淮河之南，在《禹贡》为荆、扬、梁三州，在《职方》为荆、扬二州。据这两种古地理文献记载，当时秦淮南北的地理环境有明显的差异，南部区域的地理环境特征是：高温潮湿(生长着竹林，有热带动物大象和犀牛，土壤为塗泥只宜种植水稻)；女多男少(男女比例东部的扬州为1:2.5，西部的荆州为1:2.0；处于未开发状态(贡物多为未加工的自然产品，没有饲养业，畜宜鸟兽)。这些特征直到西汉前期仍没有多少改变，比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里所说的“江”非指长江，而是指淮河，说明当时淮河以南区域的人口仍然是女多于男。从下文的叙述可以知道，这些特征正是瘴病分布区的主要特征。 此外，传说远古时期的神人颛顼有三个儿子，死后都成了疫鬼，其中一个居住在长江成为疟鬼[14]。传说虽不足信，却说明远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恶性疟疾流行的地区。比如长沙直到西汉时尚十分卑湿，时人视为畏途[15]。医学家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因大疫流行而著《伤寒论》行世，这种瘟疫很可能就是类似黄河流域伤寒的瘴病。从该时期黄河流域也有疟疾发生的事实看，江淮之间发生恶性疟疾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到了三国鼎立之时，秦淮以南的吴、蜀两国还被魏国人视为“封疆障（瘴）疠”之地。 因此，战国西汉时期的瘴病分布北界可能在秦岭－淮河一线，而长江流域为重病区。 2．隋唐五代(581年－960年)以大巴山长江为瘴域北界的时期 该时期是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隋代孙万寿《远戍江南诗》云：“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说明隋代长江以南多瘴病流行。到了唐代，有关瘴病的记述空前地多了起来。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唐诗》和《全五代诗附补遗》二书中提到瘴病的诗就有150多首，其中绝大部分指明了具体的地域范围，为研究唐五代的瘴病分布提供了重要依据。从这些众多的描述看，该时期的瘴病广泛分布于大巴山及长江干流以南的广大地域。唐诗称这些地方为瘴地、瘴国、瘴村、瘴乡、瘴中，而这些地方的山水草木和烟雾云气也皆冠以“瘴”字，称瘴峤、瘴雨、瘴海、瘴江、瘴茅、瘴林、瘴烟、瘴云、瘴雾，甚至这些地方的人也是一副瘴颜。 四川盆地的瘴早在隋唐以前便见于记载。《华阳国志·巴志》云江州(今重庆)“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蜀志》云蜀郡(今成都平原)“多恶水”，“使人被恶疾”。到唐代，这里仍有“南方地恶”之称[16]，大巴山南及邛崃山以东的地域都有瘴病分布，是瘴病分布最北和最西的地区。如大巴山区的通州(治今达县)“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有“瘴塞”和“瘴窟”之称，诗人元稹元和十年(815年)闰六月至此后不久即染上瘴病，“疟病将死”，故他在通州的诗作甚多瘴病的记述，“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即是备述亲历之作[17]。通州南边的忠州(治今忠县)也是一块“瘴地”，这里“穷冬不见雪”，“二月蚊蟆生”，诗人白居易对即将赴任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司马的元稹说：“君还秦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莫嫌冷落抛闲地，犹胜炎蒸卧瘴乡”[18]。杜甫在夔州(治今奉节)染上瘴病，留下了“峡中一卧病，疟疠经冬春”，“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的诗句[19]。除盆东北山区外，盆西嘉陵江畔的梓州(治今三台)、阆州(治今阆中)，成都平原的成都府(治今成都市)、蜀州(治今崇庆)及其以南的荣州(治今荣县)、涪州(治今涪陵)、戎州(治今宜宾)、雟州(治今西昌北)、泸州(治今泸州)等也都有瘴疠和毒雾的记载。 两湖地区的瘴病主要分布在大巴山东延的南部地区。湖北如鄂西南的施州(治今恩施)，杜甫《郑典设自施州归》诗有“北风吹瘴疠”之句；鄂西的峡州(治今宜昌)也是“瘴云终不灭”之地[20]，荆州(治今江陵)元稹在此做官时也得过瘴病，友人白居易曾寄药与他治疗[21]。鄂东南的鄂州(治今武昌)，王维诗有“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之句[22]。湖北之南为湖南，唐五代湖南全省都有瘴病分布。长沙仍被称为卑湿之地，《湖南风土记》[23]云：“长沙下湿，丈夫多夭折，俗信鬼，好淫祀”，唐诗亦有“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长沙卑湿地，九月未成衣”之句[24]。杜甫曾浪迹于今岳阳、长沙、衡阳之间，对这一带的瘴病多有记述，如“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等等[25]。湘西山区的辰州(治今沅陵)，也是“荒徼辰阳远，穷秋瘴雨肥”[26]。而衡山以南的湘南山地瘴疠更重，诗云：“衡山截断炎方北，回雁峰南瘴烟黑”[27]。柳宗元贬为永州(治今零陵)司马不久即染了瘴病，“瘴痾扰灵府”，“疠气剧嚣烦”，“夙志随忧尽，残肌触瘴帬”，他的女儿也得瘴病死于此[28]。 赣、浙、闽三省在唐代也多瘴病。江西北部的江州(治今九江市)白居易称之为“炎瘴地”，并有“炎瘴九江边”，“黄茅瘴色换朱颜”之句[29]。西部的袁州(治今宜春)也是一派“山城多晓瘴，泽国少晴春”的景色[30]，韩愈从这里北行到了湖北安陆，还说“面犹含瘴色”[31]。南部虔州(治今赣州)大庾岭一带更是“林昏瘴不开”，“瘴疫不堪闻”[32]。沙虱寄生于毒蛇鳞中，是瘴病的传染源之一，据《录异记》云:“潭(治今湘南长沙)、袁(治今江西宜春)、处(治今浙江丽水)、吉(治今江西吉安)等州有沙虱”[33]，说明吉州境也可能有瘴病分布。浙江省的瘴病主要分布于南部地区，除处州外，温州(治今温州)也流行瘴病，张子容贬官至此，有“插桃销瘴疠”，“炎瘴苦华年”之句[34]。福建位于浙江之南，全省均有瘴病分布，其中漳州(治今漳州)即是因漳水得名，其州治初在漳水之滨，后以地多瘴而迁至今地[35]。泉州(治今泉州)也是一块“瘴疠地”，有“凌空瘴气”[36]。福州(治今福州)诗有“路人闽山热，江浮瘴雨肥”，“岭夜瘴禽飞”，“南天瘴疠和”之句[37]。此外，建州(治今建瓯)也有关于瘴病分布的记述[38]。 云贵两广古为“南中”“岭外”之地，那里的瘴也很早见于记载。晋郭义恭《广志》说：“南方炎洲，炎气薰蒸，数万里为寒瘴”。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传》曰：“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今雅砻江及其与金沙江合流至宜宾的一段古称“若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若水注》多处提到这一带的瘴疠，如云南昭通县西的泸津“多瘴气，鲜有行者”，而其支流“禁水”的瘴毒更恶。南朝刘宋时之宁州(治今云南曲靖)掩有今云南全部和黔桂大部地区，当时这片地区便是“瘴气莽露，四时不绝”[39]。至于唐代，这里仍然荒远多瘴，为流放犯人的主要场所。笔者据《旧唐书》各本纪统计，唐代谪贬官吏共379人次，其中半数以上流放在云贵、两广地区。这些逐客贬臣至此，未有不肝肠寸断者。宋之问《端州驿慨然成咏》诗云：“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回”。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诗亦云：“瘴地难为老，官多谪逐臣”。今广西北流县境的“鬼门关”因其南边瘴疠严重，成了一条生与死的分界线[40]，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诗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当时有谚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41]，甚至有“鬼门无归客”之称[42]。不仅流客如此，就是送客者也无不哀伤，如张说《岭南送使》诗云：“南中不可问，书此亦哀畿”；白居易《送客南迁》诗云：“大都从此去，宜醉不宜醒”。像这样悲怆消极的诗句，唐诗中还有不少，真可谓是谈“瘴”色变！据唐五代诗所述，当时广东之广州(治今广州)、潮州(治今潮州)、端州(治今肇庆)、连州(治今连县)、韶州(治今韶关)、雷州(治今海康)、泷州(治今罗定县境)、潘州(治今高州)，广西之桂州(治今桂林)、柳州(治今柳州)、蒙州(治今蒙山县境)、象州(治今象州)、梧州(治今梧州)、廉州(治今合浦县境)、容州(治今北流)；海南之崖州(治今海口)以及越南北部之交州(治今河内)、爱州(治今清化)、驩州(治今荣市)等均有瘴病分布。如今日柳州在当时是“炎荒万里，毒瘴充塞”之地，柳宗元之弟即疟死于此。 唐诗以外，还有一些文献记载了岭南地区的瘴疠，如樊绰《云南志》记载了今云南西部高黎贡山和怒江一带，以及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的瘴病分布，如穹赕(今保山、腾冲之间)“草木不枯，有瘴气”，腾冲以西至缅甸境“地有瘴毒，河赕(今大理)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龙封驿(今昆明市西境)“前临瘴川”等等。段公路《北户録》则记载了岭南西江流域的瘴病分布，他说，新州(治今新兴)、勤州(治今新兴、罗定二县间)、春州(治今阳春)等10州地多鹦鹉，流行鹦鹉瘴。 唐五代时期的瘴病分布，也可以从宋代的情况加以补充，因为在宋代有瘴病分布的地方，唐代也应有瘴病分布。在宋代，岭南仍然是瘴病的严重区，南宋范成大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而邕州(治今南宁市)“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尤瘴”[43]。《宋史·狄青传》也说邕州“瘴雾昏塞，士卒饮水者多死”。周去非则指出岭南瘴毒有轻有重，轻者如海南岛的琼州(治今海口)、雷州半岛的雷州(治今海康)、化州(治今化州)、廉州(治今合浦)等；重者如漓江流域的昭州(治今平乐)，红水河南的横州(治今横具)、贵州(治今贵县)、邕州(治今南宁)、钦州(治今钦州)、广东中部的新州(治今新兴)、英州(治今英德)等，因这些地方死于瘴病的人甚多，故有“大小法场”之称[44]。此外，广东东部的惠州(治今惠州)也流行瘴病，苏东坡贬官至此亦为“瘴疠所侵”[45]。 岭南以外，四川盆地的瘴疠在宋代也还见于记载，西部如成都府(治今成都)、雅州(治今雅安)、戎州(治今宜宾)都有瘴疠；盆东山区的瘴疠也不少，范成大说，从四川重庆到湖北秭归，“山水皆有瘴”[46]。两湖地区如鄂西南山地的施州(治今恩施)和湘南的衡州(治今衡阳)、道州(治今道县)也都有瘴病记载。福建南部的漳州(治今漳州)境内也依然有瘴病分布，有所谓乌脚溪者“数十里水皆不可饮，饮则病瘴”[47]。 综上所述，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瘴病广泛分布于大巴山及长江以南，邛崃山、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域，而以大庾岭－衡山－鬼门关一线以南尤甚。与我国西汉时期相比，其变迁之区域主要在江淮之间和苏杭地区。 3．明清(1368年－1911年)以南岭为瘴域北界的时期 该时期是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最为寒冷的时期。明代晚叶著名学者章潢(1516－1608)所著《图书编》(成书于1562－1577年)分省州府县记述了当时流行瘴病的地方，给明代的瘴病分布勾勒出了个大致轮廓。据其所述，明代的瘴病主要分布在今闽、浙、湘、赣、滇、黔、桂、粤诸省，且主要在南岭山地及其以南的地区(表1)。清代的情形和明代差不多，岭南仍然是主要的瘴病分布区，而岭北仅深山老林区有零星分布。如湖南省境内的瘴病区，据乾隆《湖南通志·气候》记载，主要在湘南和湘西山区，湘南地区东接江西，西邻广西，“层峦邃谷，鼓扇薰蒸，遂为烟瘴，其俗有‘锦田(今江华瑶族自治县东)虫，江华风，永明(今江永县)雨’之谣，行旅非日高雾尽不轻出，殆与岭南类矣”。湘西南和湘西山区则“溪岗相属，夏炎秋雨，……时有岚烟瘴雾弥漫”。比如辰州府(治今沅陵)苗人居住的山地“瘴疠所积，疟疾最多，而致毙者亦多”[48]；永顺府(治今永顺)也因瘴气，“夏秋多病疟痢”[49]。又如两广云贵地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岭南多雾瘴，滇黔为风瘴，是皆气候之最恶者。岭南之雾，近山州郡为多，自仲夏至于秋季，无时无之……近海州郡，地气稍舒……故为诸瘴绝少”。张介宾《景岳全书》也说：“瘴症一证，惟岭南烟瘴之地有之”。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瘴病主要分布在山区，而沿海地带极少，与隋唐五代时期相比，该时期的瘴域北界有较大幅度的南移，瘴域南界也从海岸线向内陆有较大幅度的退缩，范围是大大地缩小了，而且就是这些有瘴病分布的地区，瘴害也没有隋唐乃至宋时期那样严重了。 明清时期岭南地区的瘴病流行又以云南省最为严重。如东南部的广南府(治今广南)“地少霜雪，山多岚雾，三时瘴疠，至冬始消”[50]。中部楚雄一带入春数日即有瘴，因害怕染瘴，到这里做官的人都居住在山顶上[51]。西部的永昌府(治今保山)、湾甸州(治今施甸南境)、宾川州(治今宾川县南)“瘴疠最恶”[52]，保山、腾冲一带，“平地瘴热，夏秋二季不可居”，人们都居于峭壁岩间[53]。西南的南甸司(今梁河境)，干崖、盏达司(今盈江境)，陇川司(今陇川境)，勐卯司(今瑞丽境)更是“无地无瘴”，九十月间流行的“谷槎瘴”最为历害[54]。南部的元江州(治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北部的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地带上均有瘴疠分布[55]。 清代以后，中国的瘴病分布范围继续缩小，而且其缩小速度快过以往任何的时期。今天，象古代瘴病一样的恶样疟疾，主要在云南省境内流行，其它地区只有局部地方有所流行，云南省有描述恶性疟疾发作的谚语云：“谷子黄，病上床，闷头摆子似虎狼”，其中又以盈江－梁河－云县－思茅－河口－麻栗坡一线以南的西南边疆为超高度和高度疟区[56]。对照清代的地图，这一片地区正是清代流行“谷槎瘴”的地区。综观中国2000年来瘴病分布的变迁，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渐变过程，瘴病总是由重至轻而至最后消失。 三、瘴病的影响及其变迁原因 实践证明，疾病可使人体力丧失，能减慢人类社会可能达到的经济发达速度。作为2 000年来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流行性疾病的瘴，对于中国南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瘴病对人类及其社会的影响大致具有以下三层互为因果的关系。 1．第一界——对瘴域人群质量的直接影响 在医学并不十分发达的古代中国，瘴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秦汉以降，瘴域即是流放犯人的主要场所，贬官来到这样的地方，未有不凄然泣下者。唐韩愈被贬谪潮州，他刚踏上征途就料定必死，刚出陕西蓝田，他就对来送他的侄孙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57]。陈去疾《送人谪幽州》诗则云：“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在他心目中，冰天雪地的塞外也要比瘴域好得多。瘴病不仅使瘴域的人群体质衰弱，体力丧失，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比例，使其呈现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和男少女多的特点。宋代周去非指出，瘴病严重的地方，人口死亡极多，以致“生齿不繁”，土旷人稀，由于经常的感染瘴病，劳动力也大都受到损害，“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他又说：“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比如广西的“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淡，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他还惊叹广西的女人“何其多且盛也”[58]。清代张泓也说云南南部 “土著男子无致白须者，中寿亦鲜，女子或至耄耋”[59]。瘴病区域出现男少女多的现象，其原因当然不只一方面，但瘴病的影响是重要的因子，这是因为，男性对疾病的抵抗力不若女性，以致男人短命。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地形训》就指出“暑气多殀，寒气多寿”，“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都是说热湿的气候会使男人早逝而造成女多于男的人口比例。其实，湿热气候本身虽然有害[60]，但主要还是此种气候条件下存在的疾病群有害。在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对于男少女多人口比例的形成，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汉书·南越传》所说“南方卑湿，其众半羸”；《后汉书·南蛮传》所云“南州温暑，如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魏都赋》所说吴蜀两国因‘宅土熇暑，封疆障疠”而“苍无杼着，里罕耄耋”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说明，也是对瘴病区域人口质量的真实写照。 2．第二界——对瘴域风俗习性和生产方式的影响 瘴域人群由干经常的感染瘴病，不但身体虚弱，而目心理素质也差，“俗好巫，好淫祀”，“人无固志”，甚至有病也不医治，陷入迷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此种文化心态的落后，进一步导致了生产方式的落后，如两广地区，在宋代时其耕种土地“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耘籽，一任于天”[61]。与非瘴病流行的黄河流域有天壤之别。这是就平地水田而言，若森林茂密的山区，则以“刀耕火种”的休耕方式为主，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几乎刀耕火种之地必是瘴病分布之地，白居易就说岭南地区“春畲烟勃勃，秋瘴露冥冥”，他在“畲田深处”的四川忠州见到的情景也是“畲田涩米不耕鉏，旱地荒园少菜蔬”[62]。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总之，瘴病分布区的生产方式极为落后。 3．第三界——对瘴病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是推动社会经济这部大机器运转的动力，瘴域羸弱而稀少的人口，落后而愚昧的文化心态，以及简单而粗放的生产方式，必然地要导致区域社会经济进步的缓慢。如前所述，瘴病是疟疾中之恶性者，半个世纪以前，意大利疟疾专家米索利(Missorli)曾将2 000年来罗马近郊疟疾与农业之盛衰关系绘成二条曲线，发现两者之间恰成反比趋势[63]。中国2 000年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落后于黄河流域，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瘴病对区域人口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因。台湾学者陈良佐(1983年)指出，长江流域由于瘴病等因子的影响，“人口的成长不足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到更高层次”和“缺乏健壮劳动力”是农业停滞的两个基本原因[64]。 瘴病的影响如此，但其分布都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是因为人类也在不断地改造环境的缘故。如前所述，瘴病分布与地理景观有密切的联系，要消除瘴病的这些消极影响，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改造瘴病分布的地理环境，使其不再有孳生瘴病的温床。然而，这个任务是瘴域里的土著所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由中国北部的进步移民来完成，2 000年来中国瘴域北界的不断南迁正是北人不断南移的结果。清人屈大均说，唐宋时期，岭南地区号为“瘴乡”，贬客往往病死于此，元明以来，由于人口的迁入和土地的开发，到了清代，“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以致瘴病很少[65]。 除人的作用外，瘴域的变迁还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较大关系。如前所述，瘴病主要是热湿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所以气候逐渐变冷也势必引起瘴病分布范围的缩小。5 000年来，虽然中国的气候经历过几次冷暖交替，但总的趋势是变冷变干，气候带也有所南移，这与瘴病分布北界逐渐向南退缩是基本同理的。清初康熙皇帝是一位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统治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在与近臣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了气候变冷与瘴病分布变迁的关系，他说：“天时地气亦有转移……福建地方向来无雪，自本朝大兵至彼，然后有雪。云贵、两广旧有瘴气，从前将军赖塔进征云南，留八百人在广西，俱为瘴气所伤，今闻云南惟元江微有瘴气，余俱清和，与内地无异”。大学士萧永藻补充说：“广西亦惟浔州以南微有烟岚，若桂林等府，全无瘴气”[66]。这里虽对云南、广西的瘴病分布言之过简，但所指出气候变化与瘴病分布变迁的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瘴病主要是指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并主要发生在气候热湿的地理环境与夏秋季节。2 000年来，由于人为的作用和气候的变迁，其分布范围呈逐渐缩小之趋势。战国西汉时期，瘴病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流行，而以长江以南为甚；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瘴病的分布北界则南移到了大巴山和长江一线，而以岭南为甚；下至明清明期，瘴域范围进一步缩小，北界退缩到了南岭山地，南界也从海岸线向内陆有较大幅度的撤退，而以云南为重病区。至于今日，作为恶性疟疾的瘴病则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一隅，其中又以云南西南部为重病区。总之，2 000年来中国的瘴病经历了一个由大而小、由重而轻的变迁过程。由于瘴病等因子的影响，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比如越往南，瘴害越巨，土地开发也越晚。纵观2 000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 [1] 《吕氏春秋·季春纪》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 [2] 《淮南子·坠形训》云：“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腫，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殀，寒气多寿，谷气多痹，邱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知》引此略有出入。 [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初编》第35~119页。1936年。 [4]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 [5]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第863页。上海书店，1985年。 [6]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 [7] [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1。 [8] [唐]段公路《北户録》卷1。 [9] 聂树人《医学地理学概论》第51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10]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 [11]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第3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12]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 [13] [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1，12。 [14]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7《疟疾》，卷31《谪罚》，卷17《众水》。 [15] [汉]班固《汉书》卷48《贾谊传》。 [1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九月。 [17] [唐]元稹《瘴塞诸诗》，见《全唐诗》卷399~416。 [18] [唐]白居易《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诸诗》，见《全唐诗》卷433~434。 [19] [唐]杜甫《秋日夔府咏诸诗》，见《全唐诗》卷230~231。 [20] [唐]杜甫《热三首诸诗》，见《全唐诗》卷230。 [21] [唐]元稹《予病瘴诸诗》，见《全唐诗》卷397~402。 [22] [唐]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见《全唐诗》卷128。 [23] 该书作者不详，唐代始置湖南观察使，据此，书当成于唐代。引见《太平御览》。 [24] [唐]贾志《送王员外赴长沙》。张均《岳阳晚景》。见《全唐诗》卷253，90。 [25] [唐]杜甫《北风诸诗》，见《全唐诗》卷218至225。 [26] [唐]戎昱《辰州建中四年多怀》，见《全唐诗》卷270。 [27] [唐]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见《全唐诗》卷480。 [28] [唐]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长使诸诗》，见《全唐诗》卷351~353。 [29] [唐]白居易《十二年冬江西温暖诸诗》，见《全唐诗》卷433~439。 [30] [唐]郑谷《南游》，见《全唐诗》卷674。 [31] [唐]韩愈《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见《全唐诗》卷344。 [32] [唐]沈佺期《遥同杜五过庾岭》，见《国秀集》卷上。宋之问《题大庾岭诸诗》，见《全唐诗》卷52。 [33]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78，34。 [34] [唐]张于容《永嘉作诸诗》，见《全唐诗》卷1、16。 [35]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 [36] [五代]曹松《送陈校书郎归泉州》，韩偓《十月七日作》，分别见《全五代诗》卷20，卷7。 [37] [唐]项斯《遂欧阳衮归闽中》，高适《送郑侍御归闽中》，分别见《全唐诗》卷554，卷214。 [38] [五代]曹松《哭李频员外》，见《全五代诗》卷19。 [3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78，卷34。 [40]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 [41]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7《疟疾》。 [42] [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见《全唐诗》卷212。 [43]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 [44]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第35、39、40、11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45]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31《谪罚》。 [46] [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47]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17《众水》。 [48] 乾隆《辰州府志·风俗》。 [49] 乾隆《永顺府志·风俗》。 [50] 赵吉甫《云南志校注》第2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51] [清]张泓《滇南新语》第16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52] [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12。 [53] [清]黄懋林《西輏日记》卷2。 [54] [清]张泓《滇南新语》第18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1936年。 [55]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 [56] 聂树人《医学地理学概论》第51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57] [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见《全唐诗》卷344。 [58]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第35~11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59] [清]张泓《滇南新语》第18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60] Kellogg W W, Schware R.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82，pp.60. Huntington E.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Second and Enlarge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2，pp.82~84. [61]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第35~119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 [62] [唐]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即事寄微之》，《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见《全唐诗》卷434、439、441。 [63] 孙宕越《疟疾与地理》，《地理学报》1936年第3期第551~562页。 [64] 刘吉石主编《民生的开拓》第33~3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 [65]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 [66] [清]官修《康熙起居注》第2383页。中华书局，1984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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