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04:11:1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 一、引 子 政区研究是传统沿革地理的主体，隋唐政区研究则是沿革地理的热门话题，自清代乾、嘉以来从未间断，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以前，岑仲勉(1886--1961)等史学大家都对唐代政区有过精深的研究，《括地志序略新诠》①、《<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②等论文堪称经典。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努力将包括隋唐五代在内的沿革地理研究发展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③，周振鹤则赋予以“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他认为这方面研究“在清代以钱大昕最为出色，在民国时期以王国维最有见地，在当代以谭其骧先生最有成绩”。④是为不刊之论。不过目前这一分支学科尚未真正建立起来⑤，所以这里只能围绕学术界对隋唐五代政区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与评论。 这一历史时段政区研究的成果，70年代及其以前主要集中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史为乐在总结新中国三十五周年成就时写道：“建国以来，我国虽然还没有系统论述全国地理沿革的专著问世，但《中国历史地图集》实际上是一部以地图的形式表现我国历代沿革地理的专著，它集中反映了有关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⑥。 70年代以来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编纂对政区沿革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考古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碑刻、铭文等，也是相当重要的。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隋唐政区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80年代以来，政区研究的成果堪称丰硕。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两部著作的相继出版，消除了认为传统沿革地理有清代乾嘉以来的突出成就、已没有重大问题值得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不可能再有什么引人注目创造的误解，给后人以很大的鼓舞。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⑦、明代政区⑧的专著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题的书至少有四部⑩，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关于湖北⑾、安徽⑿、陕西⒀、山西⒁、广西⒂、海南⒃、宁夏⒄、北京⒅、内蒙古⒆等多部。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迄今已出版的十二部通论性历史地理学著作中都有包括隋庸在内的历代政区演变的内容，刘君德等编著《中国政区地理》、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⒇对历代政区变迁都有总体性的把握，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州县制、道制、府制、双附郭县的许多方面和政区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与中央集权关系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 关于政区某种要素的专题研究(如政区划分原则、治所选址、变化规律等)和某一特定区域纵向的政区研究的学术动态，因主题所限，在此从略。 二、隋代政区研究的收获 杨坚以外戚取皇位，国号“隋”[21]，开皇三年十二月甲午(公元584年1月18日)[22]下令废除天下之郡，当时一共废除了隋朝统辖地域之内的508个郡[23]。开皇七年并后梁、开皇九年平陈，又废掉了原后梁、陈朝境内的一百多个郡[24]。岑仲勉认为，这个举措“扫六百余年州、郡、县三级之制，以州治民，名则因循，事同郡守，无复两汉来刺举之任，是为郡县制一大变革”[25]。王德权认为：“废郡趋势并非肇始于隋文帝，而是北齐文宣帝首开其绪，中经北周平齐，而成于开皇三年的划时代变革”，“隐藏在隋文帝‘并小为大’到‘割大为小’曲折的政区变动过程背后，一个稳定不便的主轴是强化中央集权”[26]。施和金认为，“开皇初期的行政区划改革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整改，并非仅仅是废郡而已”[27]。 平陈后，“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28]。迨至开皇末年，隋在原北朝境内新置49州，在原陈朝境内新置16州[29]，则当时全国已有296个州，与《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所谓“今州三百”大体相符。可见此时的州数比南北朝任何时期要多，故清人王鸣盛说：“是于二百十一中又分析，为最繁矣”[30]。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施和金认为是大索貌阅后人口增加之故[31]；韩昇认为是为了安置被撤消的郡级机构的属僚(乡官)，“很难像《隋书·地理志》那样说成是平陈以后户口增多的缘故”[32]。 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之举，整部《隋书·地理志》提及一处，梁郡考城县下云：“后齐为城安县，开皇十八年以重名，改曰考城”。《太平寰宇记》卷127废殷城县条也提到隋文帝更改重名一事。这两条记载提示我们开皇十八年更改的县名有相当一部分应是改掉重名。华林甫根据各种地理志书，仔细作了爬梳钩沉，揭示出不为前人所知的开皇十八年更改84处重复县名的隐情[33]。 隋炀帝大业二年，废天下119州[34]；三年改州为郡；大业三年至八年间又因平吐谷浑等原因增置了13个郡[35]。这样，到大业八年时全国有193个郡[35]。当时有县1255个，平均每郡辖6．5县。大业二年废天下119州之举，岑仲勉称之“是为隋代之第二次变革矣”[37]。 经过隋开皇初废郡、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大业二年并省诸州这三次大的变革整顿，南北朝以来政区地名的混乱局面从此结束，政区制度也从州郡县三级制演变成州县两级制。 上面介绍的隋朝政区沿革状况，之所以如此清晰，主要是岑仲勉进行探索的结果，许多州、郡的统计数据出自其专著《隋书求是》。 岑仲勉以后，杨希义认为：“隋文帝开皇三年对地方官制的改革，只不过废去了郡一级，把从东汉以来沿袭了六百多年的州、郡、县地方三级制改成了二级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进行裁汰冗官、节省官禄的彻底革新，这种‘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机构调整，同后来隋炀帝大业三年的改州为郡、大唐武德元年之改郡为州和唐玄宗天宝元年的改州为郡一样，只是‘更相为名，其实一也’(《通典·职官》)”[38]。张连生认为隋文帝并省州县之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并省的同时又析置了许多，隋炀帝才真正省并州县[39]。与此相反，许正文论述了隋代罢州置郡以减少地方行政层次、“存要去闲、并小为大”以压缩各级政区数字和减员十万官吏等改革措施，认为这种整顿改革理顺了政区合理划分，节约了行政经费开支，对以后各朝行政区域划分影响深远[40]。不同观点的存在，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至于废郡之后郡级官吏的去向，韩昇著《隋文帝评传》[41]第156～159页有精彩的论述。 对于隋代政区的演变，王德权曾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过。他的《隋代县级政区的调整》[42]认为隋代政区调整有其阶段性与地域性，在时间脉络中开皇九年平陈前后呈现出由废县向增置新县转变，以地域层次而论则河北、河南、河东等传统核心地区以增置新县为主轴的调整，与其他地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全面掌握县级政区变动的基础上，他又推出力作《从“罢郡存州”到“改州为郡”——隋代河北政区调整个案研究》[43]，选取河北道地域研究了从“罢郡存州”到“改州为郡”的转变，解析其空间结构特性，分析了开皇三年、开皇十六年到大业初年的变动过程及其关联，尤其着重探讨了大业初年政区的形成及其意义。后来，他又发表《“废郡存州”的再检讨》[44]，认为开皇三年“废郡”“存州”不是单纯的地方组织机构调整，隐藏其背后一个稳定不变的主轴是强化中央集权。他的《从“汉县”到“唐县”》[45]是一篇全面考察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大作，论文不同于大陆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思路，而是在掌握河北地区自汉至唐全部县治迁徙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县治变动情况及其问题，论述了县治建设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至于影响县治变动的因素则仅一笔带过。 对于隋代政区改革的意义，施和金作过明晰的阐述：“有隋一代，国祚虽短，但在地方行政区划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上却颇有建树，而且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认真总结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6]。 隋代具体政区研究，成果不多。李燕捷《隋辽西郡建置考》[47]认为岑仲勉并没有揭示出辽西郡建置的真像，写道：“《隋书·地理志》所记郡县截止至大业五年隋朝最为强盛之时为止，至于大业五年以后郡县建置之变化情况，一律不载。大业五年以前，柳城、燕、襄平等郡尚未建立，在后来的辽西诸郡之地，当时只有辽西一郡，即前营州改名，《隋书·地理志》关于隋辽西郡的记载并无失误”。娄肪《也说隋代金城郡的地理位置》[48]，认为今地在兰州市。林日举《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49]考证《隋书·地理志》所载隋代在海南建置有误，应是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 三、唐代政区研究成果丰硕 唐武德元年，改郡为州。此后除了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实行郡、县制以外，其余二百六十多年均实行州、县制[50]，当然后期实际上还产生了“道”级政区[51]。 《贞观十三年大簿》是研究唐初政区绝好的材料，可惜早已亡佚，其政区内容仅依《括地志》而得以保存一二，户口资料则保存在《旧唐书·地理志》中；但《括地志》本身也已亡佚，仅存一份将唐初358个州名连续书写的“序略”。这份“序略”见徐坚《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清儒孙星衍辑其佚文入《岱南阁丛书》中。1935年，岑仲勉发表《括地志序略新诠》，揭示“序略”乃是以《贞观十三年大簿》为蓝本的隐秘，对它作了较为彻底的考订，订正了一些原文错字(如并与井、秦与泰、徽与微等)，纠正了孙星衍将都督府提行别书之错，认为“序略”的州名是按十道排列的，都督府只掌数州军事，与平常的州不存在隶属关系。在同意岑仲勉观点的基础上，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对贞观十三年43个都督府[52]所管辖的270个州一一考出，使“序略”文意进一步明朗[53]。岑仲勉不愧为唐史大家，后又发表《<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以荆、扬、益、广、河南、太原四州二府为例，揭示出《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乃贞观十三年所领，资料来源于《贞观十三年大簿》。后来，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依《括地志·序略》顺序，辑录了157州、445县的佚文。不过，学术界有人对贺次君《括地志辑校》中的政区提出商榷[54]。 在这些已有成果基础上，翁俊雄认为《括地志·序略》具有复原贞观十三年的州县建置的意义，于是他参考《旧唐书·地理志》等文献，撰成的《唐初政区与人口》[55]第一次设法将久佚的《贞观十三年大簿》加以复原，将大簿所载358州、1551县一一加以考订，考证精详博洽，为制作标准的初唐地图提供了条件。继《唐初政区与人口》之后，翁俊雄又更上一层楼，出版了《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56]、《唐后期政区与人口》[57]两书，在落实天宝十二载、元和三年州县建置和人口分布的基础上，绘制了天宝十二载、元和三年各道政区地图，为这两个年份的政区与人口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素材。 在21世纪之初，笔者高兴地读到《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一书[58]，从书名来看原以为是全面研究唐代州、郡政区制度的，读后方知其重点在于研究州、郡地方官制，以此探讨州郡、方镇、中央三者间之关系[59]。所以，学术界全面研究唐代政区的专著尚付阙如。至于《唐代的州和道》[60]，则是一部介于学术与科普之间的读物。 应该承认，唐代政区变化最大的是“道”。“道”的名称始于北朝[61]。一般认为，贞观元年所划十道本为地理区划，开元时固定为监察区[62]；对此，赖青寿提出了贞观十道带有监察区性质的观点，剖析了各个方镇变迁的脉络、沿革变化、辖区变迁的全部过程，分析了不同方镇的建置情况[63]。成一农经过缜密论证，铺陈大量而具体的史实，提出贞观十道是监察区、安史乱后作为方镇的“道”是准政区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区这样独特的看法[64]，言之成理，可备一说。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65]认为，景云二年山南已分东西，河西已从陇右析出，故为十三道；开元后期始有黔中，实为十六道。田尚《唐代十道和十五道的产生及其性质》[66]分析了天宝以前作为地理区域名称的“道”怎样逐步演变为州之上的监察区，认为作为监察区的“道”与后期的节度使、观察使所统治范围的“道”不同，后者乃是军事区与行政区的结合。李晓路《唐代中央集权之变化与方镇的产生》[67]认为藩镇产生的原因在于唐前期地方两级行政体制的缺陷，“道”与“都督府”的设立为藩镇的出现做了准备，唐代藩镇乃改造都督府而成。郭锋认为[68]，唐代道制改革经历了改造贞观十道虚设性质向实体方向发展的第一阶段，加强观察使与节度使作用、使道行政实体化的第二阶段，从而在乾元以后形成了道、府州、县的三级体制[69]。 其实，对于“道”的研究力作，迟至21世纪才问世——它就是陕西师大艾冲著《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该书通过系统、深入而具体的考订，复原了贞观二十三年、景云二年、开元二十九年三个年份的都督府名称、数量、治所、空间分布，分析了都督府与节度使辖区间继承与并存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节度使为取代都督而兴起的事实，从而论证了“道”在唐代前期实质上是监察职能区划、安史乱后才成为方镇的别名，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元和八年节度使辖区的数量与分布格局，以及元和八年到光化三年间节度使政区的变化。此后，又发生了都督府是否为州级行政机构的学术讨论[70]，所以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71]。 以上都是总体性研究，至于具体州(府)、县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唐代州分七等、县分八等，王寿南研究过唐代州制[72]，华林甫论述了开元十三年的更改州名之举，一一落实了《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的情况，并发现了一些不见于历史记载的有趣现象[73]。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74]通过对唐前、后期州县等级划分的变化，总结出了一些新的历史现象，如洛阳和长江流域的地位日益重要；划分等级的标准有所变化，后期不仅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同时也考虑民户数量、政府税收等社会经济因素；后期河北道望县大量增加等。赖青寿在全面校勘《元和志》、《唐会要》、两《唐志》、郡县公廨簿五种州县等第资料的基础上，增补了上百处州县等第的升降，并就晚唐升等州县的时间性、南北比例及诸道内部差异三个问题作了规律性的探索[75]。 府是州的特殊化，王寿南研究过唐代府制[76]，田尚《唐代政区中的府制》[77]对唐代确立的府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详述了十府设置时间、治所和辖区，还探索唐代改州(郡)为府的原因、作用及特点，使我们对我国历史上所实行过的府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华林甫考辨了唐河中府的始置年份[78]。 区域性政区的研究方面，西北、西南、岭南研究者众多，成果可观。许正文《唐代我国西部政区的演变》[79]研究了唐代西部地区的关内、陇右、剑南三道所辖州县的增置、省废、改隶，州县名称更改，治所迁徙，等第升降以及羁縻州府的变化，并探讨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李并成《唐代凉州(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80]，对唐代凉州及其所属姑臧、神鸟、昌松、天宝、嘉麟、武威六县治所作了细致的研究，也对唐代瓜州、晋昌县、常乐县、阶亭驿等城址作了考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及该篇“之二”[81]分别考察了归义军政权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的情况。羊毅勇专门研究了唐代的伊州[82]。郭声波考定了唐初处置党项的河曲十六州的位置和大致方位，不仅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而且对当时党项的部族分布、社会、经济、人口作了阐述[83]。艾冲对河曲政区也有研究[84]。吴宏岐《唐番禺县治所考》认为，作为附郭的番禺县于开皇十年被省，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复置之番禺县已南迁至今广州市海珠区珠江南岸[85]。郭声波《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考出岩州系调露二年置，元和后于廉州大廉县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又改名常乐州，宋开宝五年废入廉、辩二州[86]。方鹏《唐代的海南岛崖州建制沿革考》认为武德五年唐朝设立崖、儋、振三州，崖州都督府设于贞观元年，废于贞元五年[87]。李勃《唐代崖州治所考》则认为唐代崖州治所在舍城县而非颜城县，其故址在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东南三十里龙塘镇的珠崖岭上[88]。 其他区域也有不少研究。据耿虎研究，唐代河北道共置州68个、置县248个，州可以分为权置之州和常设之州两类，县可以分为相沿入唐的隋旧县、唐复置之县和唐新置之县三类。不同类别的州县存在情况不尽相同。唐代河北道州县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变动调整、相对稳定、重新组合三个各具特点的阶段；而山川形便、历史传统、特殊时局以及地区经济等，则对政区的形成与演变起着制约作用[89]。英德《唐代渤海长岭府考》[90]认为其故城在今吉林省桦甸县西南八里的苏密甸子。 其他还有宓三能《唐代都畿道的属郡》[91]、程国俊《唐代福建政区的设置及其特点》[92]、华林甫《“钱塘”辨证》[93]等。 至于县以下乡、里组织的研究，因限于史料，成果不多[94]。 在中原以外，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区制度——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一般隶属于各都护府、都督府管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研究都护府制度[95]，后来关于都护府、都督府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96]。谭其骧《唐代羁縻府州述论》[97]提纲挈领地论述了这一制度，并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在这一领域具有指导意义。唐启淮《唐代都护府述略》[98]研究了八个都护府的建置、辖区、职能及其历史作用。前述《唐代都督府研究》也涉及了羁縻府州问题。其中，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是刘统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99]，这是一部史料丰富、考证翔实、全面又系统的实证研究专著，上篇全面系统地考述了唐代羁縻府州的建置、组织、制度、管理、迁徙、变化，与正州之间的转化，与唐朝疆域的关系等，下篇考证了关内、河北、陇右、剑南、黔中、岭南六道范围内的羁縻府州，“以往尚无人对唐代羁縻府州作过如此全面、详尽的考订，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邹逸麟序)。 当然，刘统这部全面研究著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该问题的完全解决，在一些局部地区仍有待于细化。例如，林超民对唐前期云南[100]、朱姗姗对贵州[101]、张雄对广西左江地区[102]、史继忠对西南边疆[103]、艾冲对东突厥故地[104]等地区的唐代羁縻州都做了深入研究。郭声波的系列论文尤见功力，其《唐宋集群羁縻州之典型——雅属羁縻州》[105]研究了集群分布的雅州都督府属羁縻州，发现其特点是一群羁縻州以一个道里坐标中心州为中心作近距离密集分布，形成集群，每一集群又分为数个由同一姓氏小部落组成的核心州群，每一州即一个部落，并且大者不设羁縻都督府，小者也不设羁縻县；其《唐代黎属羁縻州研究》通过对部族分布、交通格局、地名遗迹等多方面的分析，初步推考出大部分羁縻州地点或大略位置[106]；其《唐代描属羁縻州及其部属研究》[107]对唐代{嶲心}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交通格局与各州地望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县研究》[108]则重新论证了唐宋泸州所属东部各羁縻州的沿革与地望；他的《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沿革再研究》[109]在方国瑜的基础上，对唐朝姚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及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作了进一步研究，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南宁州都督府是唐朝西南边疆战略要地，下属十四羁縻州的具体地望至今多不清楚。郭声波《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110]、《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111]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分析开元、天宝之际的交通格局入手，基本复原了这些羁縻州的具体地望。郭声波《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及相关问题研究》分建置沿革、部族分布、交通格局、各州地望对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进行了相关专题讨论[112]。 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建立过渤海、吐蕃、南诏等政权。丹化沙《渤海历史地理研究情况述略》[113]对有关渤海的五京、王都迁徙和其余多府的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了总结性概述。王颋《大氏渤海国行政地理考》[114]讨论了渤海国名由来、疆域范围、行政区划等问题，认为国名来自当时对今日本海的称呼，疆域包括了辽东、铁利、邑娄、佛捏、越喜等地，政区为府、州、县三级制。尹铉哲著《渤海国交通运输史研究》[115]第二章第四节《渤海国的五京地理》，全面综合历来渤海国政区研究成果，考订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及三个独奏州的今地。 在今云南地区，两《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天宝以前州(郡)、县分属剑南道戎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和岭南道安南都护府的状况，天宝末年因南诏兴起而俱废。南诏国政区情况，《蛮书》卷五说有六<具炎>、七节度，《新唐书·南蛮传》则说有十欺、六节度、二都督，尤中《关于唐代南诏的政区建置问题》对此做了详尽的探讨[116]。尤中的另一论文《南诏疆域的发展和郡县的设置》[117]对唐代南诏政权的疆域变化和郡县设置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王颋考察了南诏国的政区，发现“睑”全部聚集在首都周围即畿内一域，“节度”大多散居于畿外的其他地区[119]。 四、五代政区研究薄弱 至于五代、十国的地理沿革，除了刘石农《五代州县表》[118]以外，尚无专门研究的成果问世。 具体问题的研究，以侯仁之《燕云十六州考》[119]最有见地。燕云十六州何所指?《辽史·地理志》记为：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但《辽史·太宗纪》会同元年(938年)所记十六州内有瀛、莫而无营、平二州。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为辽得瀛、莫后未久即失，后人因以营、平计入十六州，盖相沿致误。侯仁之进一步指出：“燕”、“云”连称系北宋末年之事，且北宋燕山府路、云中府路与石晋十六州不尽相同。 此外还有个别零星的研究，如朱玉龙《五代时期今安徽地区建置统属考》[120]等。 五、结 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政区研究尽管成果很是丰富，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晰，例如：隋开皇的州管辖了哪些县?唐代“道”何时成为政区?标志是什么?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唐代政区与新罗的关系怎样?等等。 尽管隋唐政区是沿革地理的热门，成果集中，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并没有将所有问题解决，后人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且，从现代政区地理的角度来衡量，还有许多方面值得做深入的专题研究。 ①岑仲勉《括地志序略新诠》，载《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一卷第一期，1935年12月。 ②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 ③详见黄盛璋等《近年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卫家雄《198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以及1982年、1983年至2000年等年度历史地理研究动态报道中(均已收入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中，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④周振鹤《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15辑。 ⑤像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唐晓峰《五岳地理说》(《九州》创刊号)这样的历史政治地理论文，目前太少。 ⑥史为乐执笔《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概述》第533—5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⑦李晓杰著《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⑧靳润成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⑨牛平汉主编《清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6月；牛平汉编著《明代地理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⑩即徐学林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孟昭华等编著《中国历代国家机构和行政区划》，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3月；集体编写《中国历代政区沿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⑾潘新藻著《湖北省建置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⑿俞顶贤编《安徽行政区划概述》，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⒀吴镇烽著《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修订本作为《陕西省志》的《行政建制志》，由三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⒁张纪仲著《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⒂龙兆佛与莫凤欣合编《广西地理沿革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雷坚著《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至于黄体荣编著《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则是一部按时代叙述的地方简史。另有广西农业厅等编《广西历代郡县沿革简编》(1963年)。 ⒃陈剑流、冼荣昌编著《海南简史——海南历代行政区划考》，台北德明出版社，1967年。 ⒄鲁人勇等著《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⒅尹钧科著《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 ⒆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 ⒇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99年、2001年出版。 [21]叶炜《隋国号小考》以墓志结合传世文献，证明隋国号不是由“随”改来，而是杨坚本任“隋国公”、“隋王”(《北大史学》第11期)。 [22]隋开皇废诸郡时间，《资治通鉴·陈纪九》系于长城公至德元年十一月“甲午，悉罢诸郡为州”。岑仲勉《隋书求是》：“《隋书》一：‘甲午，罢天下诸郡’，系十一月下。《读史举正》六云：‘十一月己酉下庚辰，甲午，当在十二月，误脱十二月字’。”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页183—184)亦云本年甲午当在十二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第80页，开皇三年十二月甲午相当于公历584年1月18日。史念海著《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第80页、王育民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353页、陈代光著《中国历史地理》第141页、张全明等著《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第117页等之作“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当予修正。 [23]见《隋书·地理志》序。韩昇《隋文帝评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第153～153页连南朝也统计在内，谓废郡459个以上，无乃偏少。施和金《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研究》(《历史地理》第19辑)认为是538郡，但未列出依据。均可参看。 [24]岭南某些郡是开皇十年以后废掉的，最迟废于开皇十八年(齐熙郡)、十九年(宋寿郡)，分别见《元和郡县志》卷三七融州及卷三八钦江县下。施和金《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研究》认为“最迟甚至至开皇十二年才废除”，恐不确，宜重新考虑。 [25]岑仲勉著《隋书求是》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 [26]王德权《‘废郡存州’的再检讨》，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 [27]施和金《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9辑。 [28]《隋书·地理志》。 [29]《隋书求是》第56—57页表丙及表丁。 [30]《十七史商榷》卷六七“隋州最繁”。 [31]施和金《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9辑。 [32]韩昇《隋文帝评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56页。 [33]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县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4]《隋书》卷三《炀帝纪上》、《通鉴》卷一八○、《隋书求是》第57页表己。 [35]《隋书求是》第58—59页表庚。 [36]《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代图组。 [37]《隋书求是》第55页。 [38]杨希义《隋文帝罢天下诸郡一事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 [39]张连生《隋文帝并省州县说辩误》，载《扬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40]许正文《论隋代州郡政区的整顿改革》，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另外，杨际平《隋文帝罢郡裁冗释疑——兼论隋朝的并省与析置州县》(《北朝研究》1992年第3期)也持这样的观点。 [41]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42]载《中正大学学报》8—1，1998年。 [43]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1998年6月。[44]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 [45]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46]施和金《隋代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9辑。 [47]《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48]载《兰州学刊》1996年第1期。 [49]《海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0]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地理志一》。 [51]关于隋唐代政区发展的轮廓，可参看曹尔琴《隋唐时期行政区划的演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 [52]据翁俊雄考证，实有47个都督府，说见《唐初政区与人口》第34页，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8月。 [53]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原载《史语所集刊》第35本(1964年9月)，后收入《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又见《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155—192页(台北联经，1991年5月初版，2004年3月第二次印刷)。 [54]可参看：郭声波《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和1989年第4辑；华林甫《括地志辑本校读》，载《文献》1991年第1期。 [55]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 [56]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 [57]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 [5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作者为陈志坚。 [59]类似的研究，还有夏炎《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60]三秦出版社，1987年。作者为程志、韩滨娜。 [61]卞孝萱《关于北朝、隋、唐的道》，载《南开学报》1977年第6期。 [62]可参看史念海《论唐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史念海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等论著。 [63]赖青寿《唐后期方镇(道)建置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7辑。 [64]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24—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65]原载《史语所集刊》第36本，后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第193—200页(台北联经，1991年5月初版，2004年3月第二刷)。 [66]《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67]《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8]郭锋《唐代道制改革和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收入郭锋著《唐史与敦煌文献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69]按：该论述出发点即认同于政区三级制，并以此为准拔高唐代政区三级制之地位，恐不妥。 [70]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和郭声波《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71]参见孔明丽《唐道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4期。 [72]王寿南《唐代的州制》，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3期，1981年5月。 [73]华林甫《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74]《北京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75]赖青寿《唐代州县等第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 [76]王寿南《唐代的州制》，台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10期，1977年10月。 [77]《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78]华林甫《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 [80]《敦煌研究》1990年第1、3期。 [81]《敦煌研究》2002年第2、3期。 [82]《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83]《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历史地理》第11辑。 [84]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 [85][86]《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87]《新东方》2001年第1期。 [88]《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 [89]耿虎《试论唐河北道政区的几个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90]《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91]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 [92]载《福建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 [93]载《杭州研究》1998年第2期。 [94]学术界关于两京诸坊、敦煌乡里的研究，已非本文“政区研究”主题(历史政区研究一般仅止于县级)。故从略。 [95]邝平章《唐代都护府之设置及其变迁》，《禹贡》第五卷第十期，1936年。 [96]如柳元迪《唐前半期都督府与州的统属关系》(《东洋史学研究》1985年第22期)，苏基朗《唐代前期的都督制度及其渊源》(《食货月刊》1985年第14卷第11、12期)，程志《唐代羁縻府州简论》(《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辑)，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最新研究成果是李大龙著《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97]原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第555—569页，后收入《长水集续编》第133—155页。 [98]载《西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该作者另有《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99]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100]林超民《唐前期云南羁縻州县述略》，《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101]朱姗姗《唐代贵州羁縻州的设置及特点》，《贵州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102]张雄《唐代广西左江羁縻州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03]史继忠《试论西南边疆的羁縻州》，《思想战线》1989年5期。 [104]艾冲《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 [105]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06]载《历史地理》第18辑。 [107]载《历史地理》第20辑。 [108]《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109]收入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110]《历史地理》第19辑。 [111]《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 [112]以上{嶲心}属、黎属羁縻州和姚州、南宁州都督府研究论文，收入郭声波主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113]《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 [114]载台湾《汉学研究》10-1，1992年6月。 [115]华龄出版社，2006年6月。 [116]《思想战线》1981年第6期。 [117]《历史地理》第6辑。 [118]王颋《段氏大理国建置考》，载《历史地理》第10辑。 [119]载《师大月刊》第11期(1934年4月)、第15期(1934年11月)。 [120]载《禹贡》半月刊卷六第3—4合期。 [121]载《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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