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洛阳所置陪都及其时间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2:10:1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古代洛阳所置陪都及其时间考 李久昌 【内容提要】根据文献的相关记载，结合考古发现，笔者统计考证，古代在洛阳所建的陪都计有商、新莽、后赵、北周、隋、唐、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等12个朝代，合计498年。 【关 键 词】古代/洛阳/陪都/建制 关于古代洛阳的陪都建制，历来有“八朝陪都”的说法，即西周、西汉、北周、唐、后汉、后周、北宋、金。近来亦有学者认为有新莽、北周、后汉、后周、宋、金等6个朝代在此设置了陪都。[1](P2—3) 古代洛阳的陪都建制是否如上所言呢？ 根据文献的相关记载，结合考古发现，笔者统计考证，古代在洛阳所建的陪都计有商、新莽、后赵、北周、隋、唐、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金等12个朝代。现将各朝在洛阳所置的陪都及时间情况分述如下： 一、商之西亳 陪都是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点。历史上陪都建制起源甚早。传统的看法，将西周初年洛邑视为陪都制之滥觞，近来亦有学者提出陪都远在夏代即已出现。[2](P73) 有关夏代的陪都，考古学上还未能得到确认。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陪都应从商都西亳开始，准确的说，应从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二期算起。 自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发现后，学术界即围绕两城的年代、性质及相互关系展开讨论，遂有了“郑亳说”和“西亳说”之争。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已公认偃、郑二城都是商前期具有王都气象的都城，二者具有一定的并存关系。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偃、郑二城同为亳都的两京说[3]。从文献记载和偃、郑二城考古的现实看，两城无论在建造年代、城址性质和布局、功能诸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因而两京说的提出包含有很大的合理性，值得重视，它也使“郑亳说”与“西亳说”争论的焦点，由两城何者为都邑之争，深入到何者为国都何者为陪都之争。然两京说的提出，是以偃、郑二城在年代上大致同时为前提的，有学者进而认为在两京并存时期，郑州商城一直是主都，或首都，而偃师商城则一直是陪都。[2](P75—77) 另有学者则主张偃师商城是主都，或首都，而郑州商城则是陪都[4]。这些说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下面分别论之。首先，笔者赞同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为早商都城的观点，但二者始建年代又有先后，偃师商城应略早于郑州商城。理由是：第一，夏商断代工程将偃、郑二城基本认定二城是商灭夏后建立的，由此确定为商汤灭夏的共同界标，本身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便是不妥当的。“从理论上讲，不可能同时有两座都城作为王朝兴建或灭亡时间的统一界标”，偃、郑州二城也不能同为“商王朝建立的界标”。[5](P36) 第二，从偃、郑二城的规模和当时的形势看，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兴建两座都城。我们知道，夏商之际，经过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商灭夏后，又连遭旱灾。在此情形下，商汤不太有能力役使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民工，同时营建两座都城。何况，在史书中，商汤向被认为是“仁政”之君，在营建宫室和都城的时候，必然要考虑经济因素和民众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偃师商城周围的夏遗民的民心向背问题。而在灭夏后，尽快在原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确立商王朝政治、军事优势，及时建立一个控御天下，统治四方的中心则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根据考古发现，偃师商城的建造是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建设，其面积也小于夏二里头遗址。这种情形恰恰符合商汤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社会现实和财力状况。“夏王朝的灭亡与偃师二里头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的废毁是同步的”。[5](P36) 因此，在商王朝建国伊始只能有一个都城，即偃师商城。第三，从规划的角度看，郑州商城的年代也要比偃师商城为迟。郑州商城当是总结了偃师商城的扩建经验，而力图“一步到位”。 偃师商城由宫城、内城和大城组成。根据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其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四期、二里岗下上层。城址的发展和布局的变化大致与此相同，可以分作连续发展的三个阶段。[6] 发掘者还把上述三期细分为7小段，其中把宫城建设推定在其商文化的第一期第一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即“最初的宫殿和宫城应属商城的第一批建筑物”。[7] 其中第4号宫殿“始建于一期之初，是偃师商城最早的一座宫殿”。[8] 小城的始建推定在第一期“第1、2段之际”，“至迟在第2段的偏早阶段”，其大城建于第三段。[10] 根据对偃、郑二城最新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郑州商城是在二里冈文化期建造的，其建成年代为将近公元前1500年，而偃师商城宫城和小城的年代相当于偃师商城一期，[10] 约公元前1600年，早于郑州商城约100年左右。[11] 考古发现与史实符合，偃师商城是商汤灭夏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是商汤之“西亳”，时间上早于郑州商城约100年左右。 其次，从时空变迁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在商前期，两城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动态变化过程，偃师商城经历了由国都到陪都的变化，而郑州商城则经历了一个由陪都发展为国都的过程，并非如有学者所言的无变化状态，而偃师商城地位的变化又与郑州商城的兴建及发展有直接的关联。 初建时期（即第一期，二里头四期）的偃师商城规模不是很大。城址中首先建造了宫城，形制呈正方形，四周有宽2米的宫墙环绕，面积达4万平方米。此后，宫城又被更大的夯土城墙所包围，面积扩大至80万平方米，这就是所谓的小城。初建时的宫城从小城规划看，“宫城”恰恰位于小城中轴线上，坐落在小城中央偏南高地上。武库（府库）和铸铜作坊分别位于城的西南和城外东北靠近河流的地方，说明其有严格的规划设计，与军事城堡或离宫别馆不同。虽然在初建时，城邑规模不大，但其小城的规模与夏都二里头遗址的规模比较接近，也符合刚灭夏时的实际情况。遗址中最早的陶器包括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混合特征，显示出商族人强行侵入该地后逐渐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显示出夏王朝向商王朝的过渡。作为都城，偃师商城拥有都城所必具备的宫殿宗庙，有府库和铸铜作坊，具备了行使都城核心功能的条件。而在此时，郑州商城除了先商时期不多、为数规模不大的宫室等夯土建筑和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和二里冈下层一期的、为数尚不多、规模也不大的夯土建筑外，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表明，那些先商时期和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和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夯土建筑的存在，主要应是成汤灭夏前占据郑州后，把郑州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留下的遗迹，在灭夏后依然继续作为军事重镇而被使用。这或许昭示着两城性质上的差异。这一时期可称为偃师商城一都独尊时期。 进入偃师商城文化第二期（二里岗下层阶段），偃师商城步入兴盛期。小城发展为有另一重夯土城墙环绕的大城，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址规模急剧扩大，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五座城门，城墙外有护壕。城内宫殿和府库业经过多次重建和扩建，宫城内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在小城外东部则又出现另一处府库。宫殿和府库的重修和扩建，显示了商王朝经过长期稳固的发展，力量已相当强大。同期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其商文化特征鲜明且系统性极强，也证明了商文化面貌的成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郑州商城逐步开始了城市建设。不过，“虽然筑起了雄伟的城墙建筑，但作为都城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政治活动场所——宫殿，且仅有C[,8]C[,10] 周围的附属建筑C[,8]C[,9]和C[,18]C[,15]周围的T[,62]内的夯土台基，两者均为小型夯土建筑台基，并不具备构成都城必要的大型宫殿建筑条件。”[11](P30—46) 此亦可表明此时的郑州仍是作为军事重镇而被继续使用。又据郑州商城北大街商代宫殿遗址发掘资料，该遗址存在着从洛达庙晚期到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冈上层等连续地层和遗迹单位，表明对它的使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洛达庙期和二里冈下层偏早的遗物较少，二里冈下层二期到上层一期、二期的遗物较为丰富。[13] 考古发现证明了我们认为偃师商城是这一时期的国都，郑州则是拱卫都城，抵御夷族西进的军事重镇的观点。有学者推测，除了成汤，大约太甲之后直到中丁的各王，均往返于偃师和郑州之间[14]。准此，称这一时期的郑州实际具有陪都的地位也不为过。郑州商城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开始改扩建，显然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有关。据有关文献记载，夏王朝从开国到桀灭亡漫长的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东夷族始终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商汤灭夏建商后，东夷族也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支劲敌，直到殷末还曾是“封克东夷而陨其身。”[15]（昭公十一年）成汤灭夏定都偃师商城，这样做贴近了原夏朝的政治中心区域，便于新王朝统治。这一时期可称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主陪都时期，其中，偃师商城为主都，郑州商城为陪都。 进入第三期（二里冈上层阶段），偃师商城进入了有一个发展期，旧的宫殿扩大，新的宫殿出现，府库也被更新。但是此后不久，到第三期中段，宫殿区和城内主要建筑物被废弃，商城开始衰落为一个普通的聚落，至第三期晚段（二里岗上层晚期）被完全废弃。商王朝在此的统治由极盛迅速转为衰落，这种变化，应是与商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有直接关系。经过多年经营，郑州商城此时已步入繁荣期。这一时期郑州商城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也最为丰富，四面城墙的使用和维修，外城投入使用；宫殿区内有大批夯土台基及多处大型水井、蓄水池、输水管道；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继续使用并新建了紫荆山北铸铜作坊；发现有用于祭祀的窖藏坑，出土有成双成对大型铜方鼎和其他青铜礼品等。凡此种种，表明郑州商城已经具备了作为王都的条件。一般认为，二里冈上层一期约为相当于商王仲丁时期。此时商的国力还处在太戍盛世的继续期，商人的势力向西、南、北三个方向发展较为顺利，而在东方受阻，与东夷的一支蓝夷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形成长期对峙局面，据《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传》也有“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的记载。此时位居河南东部平原西端的郑州商城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仅有高大的城墙作依托，而且后有偃师商城西亳之支撑，在对东方的战争中，自然拥有地利之优势，于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就由偃师商城移至郑州商城。这一时期的偃师商城虽然没有失去商都之位，其城市建设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沉落后，又曾经历了一个不长的中兴阶段，但很快就衰落下去。到其商文化的第7段已沦落为一般的聚落。而郑州商城的繁荣及使用年代则又继续了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郑州商城主都，偃师商城陪都时期。 总上述诸端，可以结论说，偃师商城是商王朝灭夏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史称西亳。在偃师商城商文化第3段以前，是偃师商城一都独尊时期；偃师商城商文化第3段则是其为主都，郑州商城为陪都时期；从第4段开始，二者的地位发生换位，郑州商城是主都，而偃师商城则沦为陪都。据C14测年和遗存情况，偃师商文化各期的年代第一期（1、2段）约为公元前1600—前1560年；第二期（3、4段）约为公元前1560年—前1500年；第三期（5、6、7段）约为公元前1500—前1460年。偃师商文化的每一段若平均以15—20年来计算，偃师商城为陪都的时间大约为70年（第二期第4段为30年左右，取3、4段的平均数，第三期为40年）。 二、新莽之东都 自商朝后经周秦西汉，各代均未在洛阳设置陪都。然顾炎武在《历代宅京记》卷七《雒阳上》条谓：“《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则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秦虽都关中，犹仿周东都之制，建宫闻于洛阳。”如此，似乎秦和西汉时，曾设陪都于洛阳。顾炎武的说法，影响了许多人，以致今天还有学者以此为据以为秦曾以洛阳为陪都。[16] 事实上，无论秦还是西汉，均无陪都之制，自然也就没有秦或西汉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秦灭东周据有洛阳后，置三川郡，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削吕不韦封地，置河南、洛阳二县，归三川郡领辖。西汉时改名河南郡。可见洛阳亦无陪都之名。周秦汉后明确洛阳都城地位和称号的，实是在王莽的新朝时期，那就是新莽的东都洛阳。 王莽是西汉元帝皇后之侄，他以外戚身份逐步取得政权。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上台伊始，便开始策划迁都事宜。首先经济上承认了洛阳在全国的中心地位。始建国二年（10年）他下诏“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均在关中以外地区。接着，始建国四年（12年）又“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17] 由此洛阳取得了“东都”的名号和与长安并列的地位。第二年，王莽又采取措施，欲使洛阳取代长安，成为其惟一的国都。“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于是，他以符命为根据，正式宣布“定帝德，国雒阳”，并预定在三年后，即始建国八年（16年）正式迁都洛阳。不久，王莽又将这一时间加以提前。天凤元年（14年）正月，王莽宣示天下，“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在北巡狩礼完毕后，“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但在群臣的反对下，王莽又推迟了这一计划，“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即土之中雒阳之都。”迁都计划定在公元20年实施。与此同时，他积极着手迁都之准备，“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在洛阳进行礼制建筑的规划和施工。又立太子为“新迁王”，使洛阳实际具有了代表王权正统的地位。王莽的迁都计划还未来得及真正付诸实施，由于内外矛盾，农民起义爆发，地皇四年（23年）王莽被杀，新莽政权灭亡。自王莽始建国四年定洛阳为东都，到地皇四年，洛阳作为新莽的“东都”，历时14年。 史称王莽“法古”，“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17](卷24《食货志》)。元始五年（5年）太皇太后下诏，也说王莽“天下和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17](卷99《王葬传》) 西周实行的是一国三都制，与王莽的“东都”规划无多大关系，然说“商邑之度”确与之有一定联系。但王莽的“东都”规划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复古，它反映了自西汉末年以来，随着关东地区经济地位的上升，最高统治者希求在当地寻找一个能够领导全国经济运行的都市为国都的政治意图。王莽的“东都”计划虽未完全落实，但它为此后东汉定都洛阳，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奠定了基础。 三、后赵之南都 后赵的建立者是羯族人石勒。他于319年自称赵王，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328年石勒与刘曜在洛阳决战，灭前赵，占领洛阳，遂于331年称帝，都邺（今河北临漳）。又“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18](卷105《石勒载纪》) 石勒的继任者石季龙虽是一介武夫，但对南都洛阳的建设颇为重视，在位期间，曾三次役使数十万人修葺洛阳城，又“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18](卷106《石季龙载纪》) 自石勒建平二年（331年）石勒建洛阳南都，到青龙元年（350年）石鉴被杀后赵灭亡，后赵以洛阳为陪都南都的时间计20年。 四、北周之东京 557年宇文觉建立北周后，仍以长安为都。北周统一北方后，大象元年（579年）初，周宣帝“行幸洛阳”，下诏曰：“河洛之地，世称朝市”，“我大周感苍昊之精，受河洛之锡”，“备尝游览，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复旧都。”于是，开始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举动。“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19](卷7《宣帝纪》)。次年五月周宣帝死，周宣帝皇后之父杨坚“入总朝政”，辅佐幼主，[19](卷1《高祖帝纪》) 据《周书·静帝纪》，杨坚当天即“大赦天下，停洛阳宫作。”周宣帝营建的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矣。”[19](卷7《宣帝纪》) 这样，从宣帝大象元年到大定元年（581年），北周以洛阳为陪都东京计4年的时间。 五、隋之东都（东京）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隋文帝代周建隋后，继续以长安为都，以洛阳为陪都。开皇元年“八月壬午，废东京官。”[20](卷1《高祖帝纪》) 废除了北周时在洛阳设置的六府官署，改“置东京尚书省。”不久又废了东京尚书省。次年又废北周时设置的洛州总管一职，“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20](卷30《地理志》) 这样，在隋文帝时期，洛阳的东京名号也被停止了。究其缘由，似与隋文帝当时实行的“关中本位”国策和力行节俭，与民休息政策有关。然正如其子隋炀帝后来所说，对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20](卷3《炀帝帝纪》) 于是，隋炀帝即位后，便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东京，后改称东都。《隋书·宇文恺传》云：“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20](卷68《宇文恺列传》) 《隋书·地理志》曰：“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20](卷30《地理志》) 《两京记》说：“炀帝登北邙观伊阙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苏威对曰：‘以俟陛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于今所。其地周之王城，初谓之东京，改为东都。”[21](卷9《洛阳下》) 故《隋书·礼仪志》说，炀帝“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20](卷30《地理志》) 据《隋书·炀帝纪》，隋炀帝在位十五年，留在东都洛阳的时间合计有5年多，而留在长安的时间仅有1年2个月，不及留在东都洛阳时间的1／4。隋炀帝的东都洛阳已经成为隋王朝的政治中枢。这样，洛阳为隋朝陪都时间仅仅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六、唐之东都 唐朝洛阳的都城建制是十分复杂的，反映在洛阳陪都建制上，就是增设废省，因时而异，其以洛阳为陪都，约有两次：一是在唐初武德年间。618年，李渊建唐，都长安，又沿袭隋制，以洛阳为东都，但很快在唐“关中本位”主义政策下，于武德四年（621年），平定王世充后，废东都。[22] 其年十一月，旋又改为东都。[23](卷1《高祖纪》) 到武德六年（623年）再降东都为洛州，唐初短暂的东都之制结束。唐太宗即位后，似有恢复东都建置的想法：“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23](卷75《玄素列传》) 他先是于贞观五年（631年）下诏在隋东都紫薇宫旧址建洛阳宫。后又在贞观六年（632年）改洛州为洛阳宫[22](卷38《地理志》)，并设置了洛阳宫留守一职。他本人也曾多次巡幸洛阳，然因唐初国力正待恢复，担任“将作大匠”的窦璡“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虚费功力，太宗怒，遽令毁之。”[23](卷61《窦璡列专》) 太宗终未能建东都于洛阳。这样，在唐初，洛阳仅作了5年的陪都。二是开元以后到唐末昭宗迁都洛阳。自唐中宗复辟，尽管洛阳与长安又恢复了以前的两都并行体制，但其都级地位的下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天宝元年（742年）二月玄宗诏改“东都为东京”[22](卷38《地理志》)。在此之前，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后李唐皇帝再无巡幸东都之举。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又短时“罢京”，洛阳被停用“东京”名号，旋又恢复。洛阳东都名号的改称及其旋罢旋复事件的发生，表明此时洛阳的都城地位已大不同前，长安洛阳两都之制亦多次被不时实行的三都、五都制打破。原来拥有较充足实权，即是洛阳百官之长，又有干预山东地区军政事务权力的东都留守，也变成了以地方性事务为主的位尊职闲之官。天复元年（904年）唐昭宗被朱温挟持由长安迁都洛阳。长安西京之制结束，洛阳再次成为唐之国都。自天宝元年至天复元年，唐以洛阳为陪都有162年。这样，有唐一代，以洛阳为陪都的时间应有167年。 七、后梁之西都（西京） 后梁以洛阳为陪都的建置，分两个阶段：其一在梁太祖朱温时。907年四月朱温篡唐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其即位诏书说：“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用壮鸿基，且旌故里，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24](卷3《梁书·太祖纪》) 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起家，为了摆脱唐朝旧势力的控制，即以其根据地汴州为开封府，升为首都，又称大梁，而将唐末首都洛阳降为陪都，因洛阳在开封之西，改称“西都”，又称“西京”。两年后，因指挥作战的需要，后梁又迁都于洛阳。开平三年（909）正月，朱温下令，迁太庙神主于洛阳，留下儿子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朱温自己则离开开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享太庙，祀圜丘，大赦，定都洛阳。这一次后梁以洛阳为陪都计有2年。其二在梁末帝时。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朱友珪杀死其父朱温，即皇帝位于洛阳。七月，以均王朱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乾化三年（913年）二月，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率禁兵数千人突人宫中，逼杀朱友珪；然后，派人赍传国宝诣开封迎接朱友贞。朱友贞说：“大梁，国家创业之地，何必洛阳！”于是，即帝位于开封，史称梁末帝。这样，后梁复以东都开封为首都，西都洛阳为陪都，直至龙德三年（923年），后唐攻占开封，后梁亡。洛阳在后梁一代为陪都13年。 八、后晋之西京 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他引契丹兵攻入洛阳，灭后唐，自立为帝，改元天福，建后晋王朝，仍以洛阳为都城。天福二年（937年）三月，魏州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反形已露”，[30](卷281《后晋纪》) 石敬瑭准备迁都大粱，又怕引起范延光的怀疑，于是，诏托以洛阳漕运有阙，而“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都。”[25](卷77《晋书·高祖纪》) 于是，从洛阳出发，东巡汴周，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守卫洛阳。四月，石敬瑭到汴州。五月，敕权署汴州牙城曰大宁宫。六月，范延光据魏州，张从宾据洛阳与河阳，相继反叛。七月，平定张从宾之乱后，诏东都留守司百官悉赴汴州行在，造成迁都的实际局面。天福三年（938年）七月，平定范延光之乱，十一月，石敬瑭以“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都。”[25](卷77《晋书·高祖纪》) 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洛阳为西京。至此，又恢复到后梁初建时的情形。后晋既迁开封，在洛阳则设西京留守，作为国家大典的郊祀也依旧仍在洛阳举行。从天福三年至出帝开运三年（946年）契丹灭晋，洛阳为后晋陪都11年。 九、后汉之西京 开运三年（946年）十二月，契丹攻陷开封，俘后晋出帝石重贵，后晋亡。次年（947年）二月，刘知远即帝位于太原，六月，至新安，西京洛阳留司官前来迎接，遂至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刘知远遂至大梁，下诏，改国号为汉，并因袭后晋旧制，“复以汴州为东京”[24](卷287《后汉纪二》)，以洛阳为陪都，称西京，其郊祀活动也在西京洛阳。自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五月定都开封，到隐帝乾祐三年（951年）后周代汉，后汉一代洛阳为陪都4年。 十、后周之西京 后周承后晋后汉制，继续以开封为都，称东京，以洛阳为陪都，号西京，郊祀活动也在西京洛阳。广顺三年（953）九月，后周太祖郭威准备祀南郊，因为自后梁以来，郊祀常在洛阳，有些疑惑。执政说：“天子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于是始筑圜丘社稷坛，作太庙于大梁，遣宰相冯道迎太庙社稷神主于洛阳。十一月，太常请求按洛阳的样式，筑四郊诸坛，从之。十二月，神主至大梁，郭威以下到西郊迎接，衬享于太庙。至此，开封完全取代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旧五代史·职方考三》云：“洛阳，梁、唐、晋、汉、周常以为都。唐故为东都。梁为西都。后唐为洛京。晋为西京，汉、周因之。”自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元年（951年）至恭帝显德七年（960年），洛阳为后周陪都10年。 十一、宋之西京 北宋建立后，因袭前朝都制，以开封为京师，称东京，以洛阳为陪都，称西京。宋初太祖赵匡胤又欲定都洛阳，并为此做了不少准备，修缮洛阳城，建太庙，后虽未果，然却奠定了洛阳在北宋一代的特殊地位。此后，北宋又相继设置了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但都有名无实。北宋一代洛阳西京留守府机构庞大，配置精干，且致仕官员多居于此，故东京、西京仍并称东西二京，洛阳实际成为北宋文化之都。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北宋建国至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共有168年。 十二、金之中京 金朝后期，金宣宗迫于蒙古压力，于贞祐二年（1214年）将都城由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开封）。为加强抵御蒙古军队自西北进入中原的防线，金朝开始提升洛阳的行政地位。兴定元年（1217年）八月升洛阳为陪都，称中京，置留守[26](卷25《进理志》)。金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攻洛阳，惨烈的金中京保卫战历时一年多才告结束，蒙古军队进占洛阳。自金宣宗兴兴元年（1217年）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蒙古军占领洛阳，洛阳为金之陪都计16年。 上述12个朝代以洛阳为陪都的时间共计498年。 收稿日期：2006—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ZS022） 【参考文献】 [1] 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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