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2:10:3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 程民生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社会科学战线 2010年第3期 摘要：在宋代，老虎遍布绝大多数地区，除京师开封府以外，各路均有分布，连平原乃至城市都有老虎活动，在有的地方甚至一改独居的习性而群居。人地矛盾的加剧，使虎患时有发生。总体上其栖息地在减少、缩小，数量也在减少。老虎的存在意味着当地生存着庞大的野生动物王国，并存在着它们赖以生活的森林草地等自然植被。 关键词：宋代；老虎；地理分布；开封府 我国是老虎的故乡，在1000年前后的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老虎相当众多，以至于朝廷屡屡发布诏令，组织围剿。在建国初期的开宝五年(972)四月，宋太祖即“遣使诸州捕虎’， [1]，说明各地普遍发生虎患。到熙宁六年(1073)，朝廷又诏：“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使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剩钱充。” [2]为对付虎患，官方专门组织了打虎队伍，拨出了专用经费，并提高了奖金额度，显然反映了虎患的严重。 北方地区的老虎分布情况 通检文献发现，按北宋中期的地方行政一级区划18路1京计，除了京师开封府以外，其余各路都分布有老虎。下面就分路做具体的考察。 1．京西路 京西位于京师腹地，其西部的太行山、伏牛山和南部的大别山区，生存着老虎等大型森林动物。宋初乾德年间(963---968)，右班殿直李继宣，就曾奉朝廷命令带兵前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捕虎，“杀二十余，生致二虎、一豹以献” [3]，当地老虎之多，可以想见。即使在九朝古都洛阳的山区，也有虎存在。北宋后期，“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人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两子以暖其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 ‘吾不害尔子，以暖足尔。’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 [4]受到威胁的老虎不伤人，表明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顺阳(今河南淅川南)山中有虎，北宋中期，“有虎来至城南”，县令率吏卒驱逐，“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甚至叼 ───────── 作者简介：程民生，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和历史地理研究。 ① (宋史》卷3(太祖纪)3。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熙宁六年二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③《宋史》卷308《李继宣传》。 ④ 朱弁：《曲洧旧闻》卷4《芙蓉禅师取虎子暖足》，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走一位小吏。经过惊险搏斗，终于“逐虎人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 [1]，取得了胜利。位于神农架深山的均州(今湖北十堰东)、房州(今湖北房县)虎患严重，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自卫：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胶，传破布单，施虎径中，木叶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则恐微，若奋厉，便能固半身，虎怒，顿判不能去，就擒。” [2]这是一种不费刀枪的安全捕虎方法。 南宋时期，京西从内地变成了宋金交战的前线，地广人稀的情况更加严重，老虎因而更多。南宋前期的周紫芝言： “闻说京西道，均、房虎更多。” [3]如淳熙十四年(1187)，房州民家的一头牛犊“为虎所食，血骨皆尽” [4]。洪迈记载：金州(今陕西安康)、洋州(今陕西洋县)之间，“驿路萧条，但每十里一置。饶风铺驿卒送文书，已逼暮，值虎从傍来，有攫噬意……明日，回至昨虎处，复相遇虎竟为所食” [5]，这是一只典型的拦路虎。 2.京东路．宋真宗天禧年间，有武臣前往京东赴任，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北部的路途中碰到了老虎：“时河水渐退，葭莢阻深。武臣以橐驼十数头负橐箧，冒暑宵征。有虎蹲于道右，驼既见，鸣且逐之。虎大怖骇，弃三子而走，役卒获其子而鬻之。”[6]齐州北部是平原地带，只是由于黄河泛滥，形成大面积的芦苇荡，遂成为老虎的栖息地。 至于泰山，历来就有老虎盘踞，宋代依然如故。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准备到泰山封禅派宦官前往探路，回来报告说：“泰山素多虎，自兴功以来，虽屡见，未尝伤人，悉相率入徂徕山众皆异之。”随诏王钦若“就岳祠祭谢，仍禁其伤捕” [7]。说虎不伤人可能是阿谀奉承，但人们经常能见到老虎，则是事实。 3．陕西路 至道元年(995)六月，梁泉县(今陕西风县)有“虎伤人”[8]。庆历初，有虎盘踞敝原(陕西定边)一带，危害极大，以致“东西百里断人迹”，后被勇士射死。[9]庆历年间（1041--1048)，石介有诗云：“关中有山生虎狼，虎狼性號不可当。去岁食人十有一，无辜被此恶物伤。守臣具事奏圣帝，圣帝读之侧上意。乃诏天下捕虎狼，意欲斯民无枉死。” [10]可知关中虎患相当陈。嘉祐年间(1056--1063)，苏轼在凤翔(今陕西风翔)做官时，与章惇“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臣二人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 [11]。 熙宁中，位于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少华山发生地震导致滑坡，“压七村之人，不可胜计。先是穴居虎、豹之属尽避去，人独不知，遂罹祸” [12]。证明山上多有老虎。绍圣年间，华州村民“有耕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犁而卧。乳虎翳林间，怒髭摇尾，张势作威，欲瞰而食之” [13]。就是一个实例。资料表明，连古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也以虎多闻名：“长安素号多虎。” [14]北宋末期，四川人李新经过陕西汉中至眉县的褒斜道时，曾“遇猎虎者数百人”，配备有武器、钲鼓、旌旗等， “杀声动岩谷” [15]，人虎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 [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张舜民：《画墁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7册。 [3]周紫芝：《太仓梯米集》卷30《送冯均州二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1册。 [4]洪迈：《夷坚志》支戊卷4《房州保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5]洪迈：《夷坚志》支丁卷5《饶风铺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0《虎畏橐黯》，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9“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8] 《宋史》卷66《五行志》4。 [9] 《宋史》卷323《向宝传》。 [10]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2《读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4《章子厚铜沙锣惊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2]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3]马纯：《陶朱新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68册。 [14]蔡绦：《铁围山丛谈》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5]李新：《跨鳌集》卷30《痴虎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4册。 4．河东路位于太行山区的河东路，分布有成群的老虎。北宋后期，曾任职于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姚枯回忆道：“郡当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尝到处，郡将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巅。姚往宿山下，见居民环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数十为群，首尾相衔，睥睨庐舍，人畜俱股栗。”[1]老虎是独居动物，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如此成群结队，是不多见的情况。 北宋后期的何薳记载：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之间世代为将的种氏子弟，听说“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辗衮取快，移时而去”，便设计用胶洒在麦秸上，将其擒拿：“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蒙暗无视，体间如被锢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2]这只猛虎大概是被气死的。 5.河北路宋代河北尚未发现老虎的记载，但其与西邻河东共有太行山区，河东有虎，河北太行山上也应有虎。例如，金朝时的栾城(今河北栾城西)就有虎，当时金使曾“于栾城道上猎一生虎，令数辈舁至车前相示，意示威猛”[3]，可以作为宋代有虎的旁证。 南方地区各路的老虎分布 1．淮南路 早在宋初，泗州(今江苏盱眙)就有一头老虎被活捉，官府用笼子装运到开封，献给宋太祖，宋太祖“令以全羊臂与之，虎得全肉，决裂而食，气甚猛悍”[4]。咸平四年(1001)，黄州(今湖北黄冈)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一死，食之殆半”[5]。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浮光山上，有人“居山中，与虎、豹处”，“谷中虎、豹多，往往行自随”[6]，看来并不伤人。 南宋时期的淮南仍多虎迹。淳熙十年(1183)，滁州(今安徽滁州)“有熊、虎同人樵民舍，夜，自相搏死”[7]。更有甚者，居然有虎出现于扬州(今江苏扬州)的城内市场上：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的一天黎明，“有虎出于扬州市，毛色微黑”，被地方官率领数十人射死。[8] 2．两浙路 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两浙，是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出乎意外的是，两浙大部分州郡普遍都有老虎，资料因而最丰富，可分州列举。 (1)杭州(今浙江杭州)。宋初的杭州，钱倣曾召高僧志逢，“赐紫衣，为筑云栖寺居之。云栖坞素多虎，志逢每携大扇乞钱，买肉饲虎。虎遇之辄驯伏，故世称伏虎禅师”[9]。多有老虎的云栖坞，就在杭州西湖附近。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杭州“浙江侧，昼有虎人税场，巡检俞仁祐挥戈杀之”[10]，可知老虎活动的范围不仅是山林了。大观年间(1107—1110)，西部的昌化(今浙江临安西)县有两虎相斗：“山中居民一夕闻虎斗声，中夜忽大吼数声，遂寂然。及晓视之，见二虎头、八蹄而已。疑其方斗，别有猛兽遇而两食之。”四宋元之际的宝莲山上，“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 ───────── [1] 朱或：《萍洲可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 何蓮：《春渚纪闻》卷4《胶藕取虎》，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 周揮：《清波别志》卷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9册。 [4]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太祖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 《宋史》卷293《王禹僻传》。 [6] 刘敞：《公是集》卷14《浮光山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01册。 [7] 《宋史》卷66《五行志》4。 [8] 《宋史》卷66《五行志》4。 [9]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吴越．僧志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 《宋史》卷66《五行志》4。 [11] 马纯：《陶朱新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68册。 常”[1]。南宋末吴自牧作《梦粱录》，所列举当地野兽中，就包括虎。[2] (2)镇江(今江苏镇江)。宝祐六年(1258)春，有老虎人城：“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后人城，突人故将李显忠家，诸孙皆勇悍，攒枪拒之。鹿死，虎复从故道出城遁去。”[3]宋元之际的汪元量在《京口野望》诗中说：“傍岸人家插酒旗，受降城下客行稀。南徐白昼虎成阵，北固黄昏鸦打围。”[4]京口、南徐都是镇江的别称，战乱之后，老虎更多。 (3)常州(今江苏常州)。长江南岸的江阴(今江苏江阴)无峻岭深山而仅有山丘，但也有虎。宋太宗时，江阴孝子陈思道在母亲墓旁结庐守孝，“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5]。南宋中期的刘宰有诗云：“君不见阳羡周将军，射杀南山白额虎，千古万古声流闻。又不见宜兴赵大夫，南山三十有六虎，令行杀取无复余。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苛政灭人门，猛虎戕人命……既令民免政之虎，又与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杀虎太伤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闻此言笑且呵，大夫忧民忧，岂必限吾土。不然邻国以为壑，信也白圭愈于禹。”[6]常州属县宜兴(今江苏宜兴)当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打虎行动，猎杀老虎数十只。 (4)苏州(今江苏苏州)。至道二年(996)九月，“苏州虎夜人福山砦，食卒四人”[7]。连吃4人，看来夜袭的不是一只老虎。苏州的虎丘，先秦时就是因有虎出没而得名。宋元之际，虎又重新出现：“近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8]有虎群居，可知战火之后苏州的残破荒凉。 (5)湖州(今浙江湖州)。南部的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有虎。乡人朱泰“家贫，鬻薪养母……一日，鸡初鸣人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9]。可谓虎口逃生。 (6)睦州(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山区，多有虎迹。乾德三年(965)七月，“有虎出于龙山，凡伤数十人，捕之，逾旬而获”[10]。龙山是位于现在淳安的浙西名胜。景祐三年至四年(1036—1037)，著名诗人梅尧臣在建德县(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县，多次有诗提及老虎：“山木暮苍苍，风凄茆叶黄，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11]“朝履猛虎迹，暮宿猛虎林，猛虎终夜啸，阴风生远岑。”[12]“猛虎岂云猛，潜藏伺天昏，行行出丛薄，稍稍人孤邨。”[13]说明老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宋末年，分水(今浙江桐庐西北)人王日就，“少以侠气盖里中，尝夜猎，从骑四出，即兽无在者。有畜犬呜呜衔衣，棰之不却，且导且前。公独怪之，亟随以归。明日覆视其处，左右虎迹纵横”[14]。敏感的猎犬发现了潜伏的老虎。到了南宋中期，虎患仍然频频发生。翁卷《送陈郎中知严 ───────── [1]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游阅古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 吴自牧：《梦粱录》卷18《兽之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3] 佚名：《东南纪闻》卷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0册。 [4]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2《京口野望》，孔凡礼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宋史》卷456《陈思道传》。 [6] 刘宰：《漫塘集》卷4《杀虎行谢宜兴赵大夫惠虎皮虎腊虎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 [7] 《宋史》卷66《五行志》4。 [8]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同里虎》，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9] 《宋史》卷456《朱泰传》。 [10] 钱俨：《吴越备史》卷4，四部丛刊续编本，第2册。 [11]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6《猛虎行》，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2]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7《道傍虎迹行》，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3]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7《夜闻居人喊虎》，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 吕祖谦：《东莱集》卷11《分水王君墓志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t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 州》诗“频年经虎害，人望使君来” [1]就是证据。严州即睦州，宣和年间改名。 (7)越州(今浙江绍兴)。萧山县(今浙江杭州萧山)经常发生虎患。太平兴国七年(982)，“虎人萧山县民赵驯家，害八口” [2]。萧山的老虎制造了灭门之灾。景德初，萧山“县东五里有虎”，景德三年(1006)，“虎负子西渡浙江而去。乡人相贺，名其里曰‘去虎里”’ [3]。南宋前期的山阴(今浙江绍兴)县西40里的古博岭，“往多虎、豹栖止”。越州人姚宽因有诗云：“北风猎猎驾寒云，低压平川路欲昏。人马忽惊俱辟易，一声乳虎下前村。”“古博岭”因此“俗讹为虎博” [4]。嘉定中，有官员上书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 [5]。南宋中期，据陆游记载，“有三虎出上皋天衣山谷。近者尤为人害，捕之未获” [6]。南宋晚期的嵊县(今浙江嵊州)，“自更兵火，积骸满野……山多虎、豹，人家小儿横遭咀，作驱虎行声，其恶而去之” [7]。老虎时常下山捕食小儿。 (8)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南宋初，就在府城鄞县的通远乡，民女童八娜与虎搏斗成名，“虎衔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地方宫“以闻于朝，祠祀之”，后入《宋史·列女传》。[8]嘉泰年间，鄞县“近山有虎，樵牧失业者几月。募猎者许以厚赏。猎具人山，虎亦遁去” [9]。 (9)衢州(今浙江衢州)。南宋中期的朱熹说：“连日行衢、信、建宁之境，又闻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 [10]衢人常葬身虎口。 (10)婺州(今浙江金华)。南宋末，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于石《有虎行》诗云：“有虎有虎山之巅，怒目炯炯当昼眠。百兽畏伏不敢前，凭林一吼秋风寒。昨日邻家妇，哀哀哭其子，叩头叫天天不语。” [11]显然是发生了老虎食人事件。 (11)台州(今浙江临海)。康定元年(1040)，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杜谊在其父母的坟墓旁守孝，“暮夜狼、虎之迹交于庐侧，谊独不恐” [12]。南宋初，在台州北部天台山居住的曹勋有诗记述道：“台山穴三兽，樵者不得薪。忽是食人虎，便有射虎人。善恶必对待，祸福常相邻。菜月寝三皮，居山聊一欣(原注：时有三虎出入涧下，一月间猎人尽得之)。” [13]淳熙二年(1175)，仙居(今浙江仙居)人郑四客在摘星岭的一空屋中避雨，“积稾下若有物蝡动，视之，乃三乳虎，亟以随身矛刺杀之，而用他木撑闭门户。少焉，闻撞扉声极猛，窥诸隙中，盖两大虎，其一衔物长数尺，顿于地，其一举爪穿阈下，意欲突人。郑以利刃断其三爪，两虎皆舍去” [14]。这里至少有2只大虎和3只幼崽。《赤城志》记载：当地的“兽之属：虎” [15]。在沿海的宁海(今浙江宁海)县西北120里的苏思潭，也是“多虎、豹、蛇、虺之属”够。 3．江东路 江东老虎，以宣城(今安徽宣城)最多。皇祐元年(1049)，梅尧臣记述了宣城当 ───────── [1] 翁卷：《西岩集·送陈郎中知严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1册。 [2] 《宋史》卷66《五行志》4。 [3]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3《萧山》，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 张溴：《宝庆会稽续志》卷4《山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5]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6《擒虎寻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 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61《捕虎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7] 牟巘：《牟氏陵阳集》卷24《野翁禅师塔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8册。 [8] 《宋史》卷460《童八娜》。 [9] 楼钥：《攻娩集》卷105《朝请大夫史君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021册。 [10] 朱熹：《朱熹集》卷27《与周丞相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 于石：《紫岩诗选》卷2《有虎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9册。 [12] 苏舜钦：《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3] 曹勋：《松隐集》卷21《山居杂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9册。 [14]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5《郑四客》，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5]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6《兽之属》，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6]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5《宁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地的虎患：“猛虎畏白日，孤客莫夜行。彼以不暴众，此何独忘生。饥必见人食，不食且无名。” [1]北宋末期，宣城有“二樵者，短小癯瘠而甚精悍。自言善搏虎，且曰：‘搏之有道，不可以力胜也。方与虎遇，在安其身，藏其器，静以待焉。虽然必有以发之，而勿亟也。使其跳梁跑踯，气索力惫，不能有为也，然后迫之，得势焉，然后搏之，则无遗虎矣。故予之搏虎二十有余年，所遇者何啻百虎，而未之失也” [2]。仅其所遇就有上百只，当地老虎之多可以想见。 在建昌县(今江西永修西北)控鹤乡的汝岭，“绝高，从颠至麓且十里”。淳熙六年(1179)冬，岭西居住的民家水牛在“石崖下临虎，虎作势相拒，众惧莫敢逼。民子颇勇壮，奋刃直前，将刺虎，则牛虎皆已立死。时方盛寒，故僵而不仆” [3]。洪迈记载，南宋中期，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村民程十八，“能射虎，里人称为程大虫。其法为煮草乌头汁以淬箭镞，拖窝机，伺于虎出人道上”。曾与虎搏斗受伤。[4]从其特长和外号可以得知，当地老虎不少。据朱熹所言，．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也是“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 [5]。南宋末，赵南仲在溧阳(今江苏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 [6]。人工喂养的老虎当来自本地的野生虎。 4．江西路 北宋前期，南丰县(今江西南丰)“一夕虎人县廨，唾所畜羊，弃残而去” [7]。老虎居然攻击了县衙。皇祐五年(1053)，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发生一件凶杀案，“胥惮于捕鞫，则为虎伤以闻” [8]。说明老虎伤害人是经常的事情。嘉祐六年(1061)，分宁县(今江西修水)民彭泰上山砍柴时被虎咬住，其女儿“持刀斫虎，卒夺父命”，因而受到朝廷的表彰。[9]宋仁宗时，临川金溪(今江西金溪)人裴煜，读书于“疎山佛屋，尝夜闻虎啸于窗外……复三啸而去” [10]。元丰五年(1082)，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报告说：“法以役人有定数，而年岁有丰凶，故立宽剩以备岁，与夫捕虎缓急之用，此良法也。”[11]当时征收免役宽剩钱的用途之一，就是捕捉在当地为害的老虎，说明老虎问题提到了官方的议事日程。苏辙曾指出：筠州(今江西高安)“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12]。 南宋时的情况与北宋相同。乾道六年(1170)，在长江江西段“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 [13]。湖口(今江西湖口)则有“二虎为暴，行旅患苦”，地方官“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刺之洞腹” [14]。 江州(今江西九江)吕田原之北的山上，“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趋之”。嘉定六年(1213)四月的一个白天，两个幼儿在一母牛旁玩耍，有老虎出来捕牛，“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嗾而逐之。虎顾柠，不肯去” [15]。丰城(今江西丰城)人徐经孙，有诗《赠射虎人》云：“冯妇下车须有勇，将军射石亦通神。南山白额新除害，好赏今时射虎人。 5．湖北路 湖北“大率有材木、茗拜之饶……农作稍惰，多旷土”[1]。林木丰富，人口稀少，老虎自然大量存在，虎灾频频。如开宝八年(975)十月，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白昼虎人市，伤二人”[2]。治平年间(1064—1067)，这一惨剧再次在同一地方重演：“一日，虎人市啮数人，郡大骇。” [3]其北邻荆州(今湖北荆门)，也是“时虎伤人”。知州曾“就虎穴磨巨崖大刻《戒虎文》”。但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做法，适得其反，不久就有报告说：“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 [4]北宋中期的当地名宦郑獬指出：安陆(今湖北安陆)“故多虎，或跃而人郭，里民设穽以逐之。虎避去人山，民即山复为穽，虎遂穷而远遁，今亡虎矣。天之生物，与人迭为盛衰，天下平治之久，生齿大繁，暴害天物，亡休息” [5]。在人虎战争中，老虎失败了，离开了安陆。湖北西北部山区尤为荒凉，北宋中期的范镇记载：“归、峡间多虎。” [6]在三峡东部的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州，老虎众多。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鼎州桃源(今湖南桃源)“乡有虎”，县令“祷于社，谕以文，越三日，虎仆于社旁。奏课为天下第一” [7]，反映了当地有虎的史实。 南宋时期，湖北仍比较荒芜。绍兴初，荆、襄(今湖北襄樊)一带“墟落尤萧条，虎、狼肆暴，虽军行结队伍，亦为所虐”。曾有两位军乐队员在荆、郢(今湖北钟祥)之间的路上，被一只产有两只幼崽的母老虎从数百人的马队中衔去，其中一人被吃掉。[8]如此肆无忌惮，足见其求食之急迫。绍兴九年(1139)的秋冬之间，湖北发生畜兽大瘟疫：“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麖鹿、野猪、虎、狼皆死。” [9]面对如此罕见的瘟疫，凶猛的鄂州(今湖北武汉)老虎家族也不能幸免。乾道年间(1165—1173)，自鄂州到襄阳的路上，“最荒寂，多猛虎” [10]。乾道六年(1170)，陆游乘船沿长江路过复州(今湖北天门)时，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 [11]，只有白天才能行进。经过归州时，夜晚舟人来告诫不要敲击更鼓，因为“庙后山中多虎，闻鼓则出” [12]。与北宋时一样，仍多老虎出没。绍熙四年(1193)冬，有官宦之家路过鄂州，“舍舟趋陆，夜宿驿舍。觉有贼往来门外……久之，稍定，试启尸出视，乃两虎相与盘孥也” [13]。同年，正史记载“鄂州武昌县虎为人患” [14]，可知情况的严重。 宋代湖北路西部的武陵山区，也有虎存在。南宋前期，辰州(今湖南沅陵)就有老虎与野猪大战的记载：“辰之虎有即田豕者，实<豕+贲>牙之豕也，揜形于穴，砺其牙以抗。虎不胜愤，欲以力制之。豕穴土而奋焉，坌地羸五亩，虎伤于<齿+昔>，三日与俱毙，两体一无完肤。” [15]为争地盘两败俱伤。 6．湖南路 宋代湖南路的自然状况与湖北相同，但关于老虎的记载却不多，史料中仅见一例。嘉祐中，益阳(今湖南益阳)“其邑多虎，所在设机穽，日以得虎，而虎暴不息”。地方官认为这是“为政之罪，命尽去机穽。未逾月，负贩山行水宿，不逢虎也” [16]，虎患得到消解。 ───────── [1] 《宋史》卷88《地理志》4． [2] 《宋史》卷66《五行志》4。 [3]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郑獬：《郧溪集》卷17《虎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7册。 [6] 范镇：《东斋记事》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 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8《姚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8]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1《王宣乐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庄绰：《鸡肋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0]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1《阳台虎精》，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1] 陆游：《陆游集·人蜀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2] 陆游：《陆游集·人蜀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13]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4《武昌客舍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4] 《宋史》卷66《五行志》4。 [15] 薛季宣：《浪语集》卷14《昔柳子厚作三戒……亦各言其事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9册。 [16]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3《曹侯善政颂并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福建路 福建山林密布，多有老虎。宋太宗时，邵武军光泽(今福建光泽)人李铎，“挟册徜徉田野，尤乐邑西之徐原。时人稀多虎，一日散步山径，虎自林中奋迅横出” [1]。熙宁七年(1074)，福建路转运司报告说：漳州漳浦县(福建漳浦)的山上有群象为患，“乞依捕虎赏格，许人捕杀，卖牙入官”，从之。[2]可知当地原有专门奖励捕虎的规定，足见虎患严重。如宋仁宗时，漳浦县“民有死于虎者”，县令“于其死处施一穽……明日，穽有虎陷焉” [3]。北宋中期的彭乘记载：“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为暴十余年，后为射者所杀，两耳如锯焉。” [4]其实，汀州(今福建长汀)的这只虎耳上的缺口可能是伤口，“两耳如锯”乃伤痕累累，是老虎生存竞争的结果。[5] 南宋时期，福建仍多有老虎记载。《淳熙三山志》载：“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 [6]福州老虎经常出山。宋宁宗时，怀安(今福建福州西)发生“虎暴”，地方官“祷南台神，一夕去。众皆异之” [7]。洪迈记载：福州罗源(今福建罗源)鹳坑村有一岭，“不甚高，上有平巅，居民称为[竹+喬]上田家。一妇尝归宁父母，过其处，见一虎蹲踞草中，惧不得免，立而呼之曰：‘斑哥，我今省侍耶娘，与尔无冤雠，且速去。’虎弭耳竦听，遽曳尾趋险而行” [8]。绍熙四年(1193)春，在古田县(今福建古田东)的师姑山，“有村妇采筍，为虎搏去……其家人尽起，秉火挟杖，迹妇所之，正落草坡上，身无全肤。舁以归舍。半夜后，虎绕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数夕乃止” [9]。据朱熹说，在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也有“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 [10]，多有居民被老虎残害。 8．成都府路宋初，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多虎。绵(今四川绵阳)、汉(今四川广汉)州之间的白杨林，“虎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搏噬者”；嘉州(今四川乐山)牛颈山，“有子母虎”；彭(今四川彭县)、蜀(今四川崇庆)州“近山镇县，暴兽成群，农家不敢放牧，及出门采樵，行旅共苦之”。宋朝统一后，据说“虎豹群盗，悉皆屏迹” [11]，实际上只是虎患减少。太平兴国中，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发生老虎人城事件：“虎暴，失踪误入市。市人千余叫噪逐之，虎为人逼，弭耳瞩目而坐，或一怒，则跳身咆哮，市人皆颠沛。” [12]太平兴国三年(978)，雅州西山野川路(今四川小金、宝兴、泸定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马令膜等，“以名马、掣牛、虎豹皮、麝脐来贡” [13]，说明也是有老虎的。 9．利州路宋初，剑(今四川剑阁)、利(今四川广元)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筒硬，虎名披鬃子，地号税入场” [14]。太平兴国三年(978)，阆(今四川阆中)、蓬(今四川蓬安北)、集(今四川巴中)等州“虎为害”，朝廷派遣殿直张延钧前往“捕之，获百兽”；不久，七盘县(今四川巴中北)“虎伤人，延钧又杀虎七以为献” [15]，可见虎患比较严重。熙宁六年(1073)，朝廷诏：“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司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 ───────── [1] 李吕：《澹轩集》卷8《录祖先遗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l152册。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3]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虎伏罪媪之子复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4] 彭乘：《墨客挥犀》卷3《虎耳如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 曾雄生：《虎耳如锯猜想：基于环境史的解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6]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2《物产·兽》，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 方万里、罗浚：《宝庆四明志》卷8《刘渭传附刘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8]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4《鹳坑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洪迈：《夷坚志》支戊卷1《师姑山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0] 朱熹：《朱熹集》卷27《与周丞相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 黄休復：《茅亭客话》卷l《虎盗屏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 [12]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8《李吹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 [13] 《宋史》卷496《西南诸夷》。 [14] 黄休復：《茅亭客話》卷1《虎盗屏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23册。 [15] (宋史》卷66《五行志》4。 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剩钱充。”“从利州路提点刑狱范百禄请也。” [1]说明利州路的情况最典型。 10．梓州路 太平兴国三年(978)，果州(今四川南充北)等地“虎为害，遣殿直张延钧捕之，获百兽” [2]。淳化中，渠州流江(今四川渠县)人成象，在其母亲的坟旁守孝，曾有“虎、豹环庐而卧，象无畏色” [3]。南宋末汪元量有诗云泸州(今四川泸州)有虎：“峡深藏虎豹，谷暗隐樵渔。” [4] 11．夔州路 夔州路是宋代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北宋中后期的孔平仲记载：施(今湖北恩施北)、黔州(今重庆彭水)“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 [5]。虎患成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形式。北宋后期，溱州(今贵州桐梓西北) “有虎穴，凡十里许，修谷茂丛，班斓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则遇害” [6]。四川人苏轼言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州)、云安(今重庆云阳)多虎：“余闻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昼日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驰来，妇人仓惶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虎亦卒去。” [7] 南宋洪迈记载：“蜀峡山谷深复，鸷兽成群，行人不敢独来往。万州尤为荒寂，略无市肆。教授官舍，自处一偏。尝召会同官，至夜，于厅上设灯烛劝酒。一虎忽跃升阶。” [8]南宋末的汪元量也写道：“槎牙鸟道没人烟，狼虎交横马不前。” [9]描述了万州路途多虎的事实。 12。广东路 天圣末期，王益知韶州，属县翁源(今广东翁源西北)“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舆之致州，为颂以献” [10]。庆历五年(1045)，曲江(今广东韶关南)进士李访，在其父母坟旁结庐守孝，“有虎暴伤旁人而不及访” [11]。苏轼言，惠州(今广东惠州)罗浮山上有虎：“云溪夜逢瘩虎伏(原注：山有哑虎巡山)。” [12] 南宋初，英州(今广东英德)东乡的道路旁，有人看到“一虎弭耳而过” [13]。南宋后期，惠州罗浮山“夜深月明时，有虎触户”[14]。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的南岭石人峰一带，有虎出没。杨万里载：“吾弟廷弼与罗惠卿游石人峰，几为虎所得。”[15]险些遭遇虎口。 13.广西路 淳化元年(990)十月，桂州(今广西桂林)有“虎伤人”，并惊动了宋太宗，下诏专门派使者前往捕杀。[16]同时，浔州(今广西桂平) “人有虎患”，知州胡则“斋戒祷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庙中” [17]。北宋末期，博白(今广西博白)老虎很多，而且不伤人： “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尝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豕尔。”到了10年后的 ─────────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熙宁六年二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宋史》卷66《五行志》4。 [3] 《宋史》卷456《成象传》。 [4]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4《泸州》，孔凡礼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3《朱砂膏治百花蛇毒》，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2861册。 [6] 朱或：《萍洲可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7] 苏轼：《苏轼文集》卷66《书孟德传后》，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5《蜀梁二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4《万州》。孔凡礼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0] 曾巩：《曾巩集》卷44《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jc京：中华书局，1984年。 [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5“庆历五年三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2] 苏轼：《苏轼诗集》卷38《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3] 洪迈：《夷坚志》支乙卷6《英州野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4] 陈元晋：《渔墅类稿》卷8《罗浮山多有道人……各赋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 [15] 杨万里：《诚斋集》卷14《纪罗杨二子游南岭石人峰》，四部丛刊本，第4册。 ⑩ 《宋史》卷66《五行志》4。 [16]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13《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南宋初期，随着北方流民的增多，老虎开始像内地一样伤人了：“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啗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 [1]实际上是人虎矛盾加剧的结果。 南宋是广西大开发的时代，但老虎依然很多：“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虎，钦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间，时出为人害，村落则昼夜群行，不以为异。” [2]钦州(今广西灵山)的老虎就在城外，乡村更是成群结队，居民习以为常。淳熙年间在广西担任地方官的周去非记载：“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牛豕之秽，升闻于栈罅之间，不可向迩。彼皆习惯莫之闻也。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 [3]因多老虎，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居住模式。他还记载：昭州昭平县(今广西昭乎)“在漓江之滨，荆棘丛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县衙”，曾有“一乳虎将数子以行” [4]。而在融州(今广西融水)，也常有虎人城侵扰，“城中昨夜亡羊豕，闻得谁家虎人篱”即是实录。[5] 余 论 宋代老虎遍布绝大多数地区，连平原乃至城市都有老虎活动，有的地方老虎甚至一改独居的习性而群居。实际上，宋代有虎的地方不止以上各地，其他地方也有。宋诗中有许多涉虎篇章，只是由于不详确切地名而无法引用。再则就是资料问题：有虎而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没有传到现在。 宋代两浙资料最丰富，因而其老虎的事例也最多；反之，其他偏远地区资料原本不多，老虎的资料自然也少甚至付之缺如。宋代的情况表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开发的加快，人虎矛盾日益加剧，总体上老虎的栖息地在减少、缩小，数量也在减少。对此，宋人已敏锐地认识到：“林麓已尽虎不见，迩来流民所蹂践。” [6]虎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人地关系的表现。 老虎在生态系统中位于食物链的顶端，需要大面积的栖息地以满足相当的猎物数量(…只雄虎的生存领地范围，大约是40至50平方公里森林)。正如民间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一样，其存在意味着当地生存着庞大的野生动物王国以及它们赖以生活的森林草地等广袤茂盛的自然植被。 责任编辑：尚永琪 ───────── [1]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9《虎》，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3]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4《巢居》，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10《古富州》，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5] 陈藻：《乐轩集》卷2《题融州城楼》，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 [6] 周文璞：《方泉诗集》卷3《重游栖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5册。 转载自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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