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甫、王社教、丁超等：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12:10:49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2001-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 召集人:华林甫 王社教 主编按:在众多作者和读者的关爱之中,本刊编辑发行第一百辑了。史念海先生主编第一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问世于1981年,于今竟有三十年矣。32开188页、B5开160页、A4开160页的变化,最为体现的还是学者的追求一贯,学界的发展不断,以及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的支持坚定。本刊自2001年实行匿名审稿规则后,刊名又广布于学界内外,所载论文或精雕细琢,或入木三分,兼具此二项神情者又所在多有,均可谓彰明较著之作。因由此故,本刊编者自感责任不轻,编务工作不能稍有懈怠,当努力将“把好稿子发出来”的办刊理念落在实处,为学术求得积铢累寸之功效。当此百辑号编辑之时,恰有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本刊编辑部主任王社教两位教授提出回顾十年研究的设想,一组文章从动议终变为文字作品,正可为一份礼物,奉献于本刊,奉献于学林文坛。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 王社教 冯 勰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关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建设的探讨,大致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即: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前景。与对历史时期各种地理要素的变化及其规律研究相比,近1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要薄弱得多,虽然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对有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但是就此进行专门总结的理论著作和论文很少。就目前所见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而言,专门讨论历史地理学理论的专著仅有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R. H.贝克著、阙维民翻译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①和林頫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②以及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充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③,而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只有60余篇。下面从学术总结和学科发展的思考、学科属性和分支学科的讨论、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3个方面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介绍和总结。 一 学术总结和学科发展的思考 对20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进行思考,是世纪之交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受到研究者的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华林甫等出版的专著外,葛剑雄、葛全胜、侯甬坚等也先后发表了多篇见解颇为深刻的论文④。华林甫的著作无疑是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总结。本书资料取舍上至清末,下迄2003年底,作者分“关于学科性质与理论的讨论”、“学科基本建设的成就”、“学人、学派与学界现状”、“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历程”、“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聚落地理研究”、“历史交通与军事地理研究”、“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历史地理文献研究”11个部分对研究时段内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进展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叙述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最先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的学科”,而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则要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二是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华林甫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的认识源于其在2002年与葛剑雄合作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一文,据本书501页注释,主要是葛剑雄的思想。在葛剑雄单独发表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论文中,作者再次强调了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和提高研究水平的问题,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葛全胜等则主要围绕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作用这一主题对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若干进展进行了回顾,提出了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他们认为, 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区域综合与重大历史事件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他们提出,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以探寻当今地理学历史渊源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并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以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侯甬坚的《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主要从学科组织系统、学界动态反应、学术研究功能等方面对1978-2008年这30年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研究特点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取得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归属地理学共识后,作为学科两大基本骨架之一的历史自然地理在1970-19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兴盛局面;自从1990年代初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以来,其研究盛况一直延续至今,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反而呈式微之势,这在较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研究对象固有的自然和人文性质的差别;就研究本身的动力因素而言,学者们自觉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努力和对历史地理学学术价值的不懈追求,构成了两种相互交织而又风格别具的治学理念;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GIS技术、环境史等学科或研究思潮的接续浸润,推动着历史地理学科朝着多样化和纵深发展;借鉴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经验,我国历史地理学界面临着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汇合的高难度任务,还需要讨论历史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和范式。 二 学科属性和分支学科的讨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 2001年,孙天胜等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⑤一文,对历史地理学在现存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是有欠思量的,应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针对上文观点,侯甬坚于2007年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的述评》⑥一文进行了详细评析,认为该文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正名”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述评》一文是一篇内容相当丰富的学术论文,其研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孙文的观点进行辨析,作者在过去学术界理论文章习惯采用的学理推导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当下学术动态的考察,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特性、近年学术界研究动向、“泛历史地理化”的分支学科建立方式的详细考察,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定义的增改意见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过程,同时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在这一地理舞台上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跨专业学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努力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永久和谐相处”。 随着环境史研究的不断升温,关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景爱⑦、朱士光⑧、王琳⑨、侯甬坚⑩等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马宝建、雷洪德也翻译介绍了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院迈克尔·威廉斯的相关论述11。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区别,是属性和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对于二者之间的不同,侯甬坚在其论文中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前者归属地理学,重在地理变迁研究,后者归属历史学,取法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重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前者把人类活动作为驱动因子,后者把人类看成环境的一部分;前者以区域研究为主,后者以事件过程为主;两者名称、来历、研究侧重虽有不同于人类社会同地理环境或者表述为自然环境之间探索真谛的研究旨趣却愈加接近相互借鉴之处甚多。有关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使得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更加清晰。 关于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讨论,近10年来先后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文学地理”、“历史美术地理”、“历史商业地理”、“历史货币地理”、“历史乡村地理”、“历史哲学地理”等新的分支学科名称,并就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2。这些新的分支学科概念的提出大都是基于作者对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领域所作的长期思考,虽然有简单的机械复制或“泛历史地理化”之嫌,但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入仍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近10年来有关历史地理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的专门讨论最突出的成果当推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R. H.贝克著、阙维民翻译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本书200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地理学与历史学两门学科相互关系的著作”,作者首先分析了历史学者有关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地理学者有关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见解,接着依次论述了区位地理学与历史学、环境地理学与历史学、景观地理学与历史学、区域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有关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作者认为“历史学研究正在越来越地理学化,因为历史学者不断地将地理学观念结合到他们对其所研究的往日的阐释之中。同时,当代地理学正在越来越历史学化:对往日的地理研究正在被再次确认。在历史学者与历史地理学者之间以及当代地理学者与历史地理学者之间,今天所具有的思想碰撞,比以往相当长时期内的思想碰撞要多得多”,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结合的更新,“会成为‘新的开端’,拓宽历史学者的地理视野与深化地理学者的历史认识”13。本书甫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中译本出版之前,即有多位学者发表书评予以介绍14。受阿兰·贝克思想的影响,结合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动向,王社教发表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一文,认为:“近年来,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而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其原因即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15 近10年来从学科角度专门讨论历史地理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论文主要有鲁西奇的《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16、葛全胜等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17、满志敏的《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18和《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19等。人地关系问题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对于具体的研究思路一直缺乏深入的思考和阐述,鲁西奇的论文首先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或然论的人地关系思想”进行了检讨,并对地理学“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阐释,最后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作者指出:“研究人地关系涉及到很多学科,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也有多种研究角度,总结概括历史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目前还不成熟。”葛全胜等则着重分析了“集成研究”对于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意义。满志敏的两篇论文结合具体实践,对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和使用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介绍,其意义超出了以往仅仅是强调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作用的论述,为今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数据化处理指明了路径。 上述论文之外,王均、邓辉、毛曦、蓝勇、吴宏岐、安介生、介永强、张伟然、朱圣钟、杨煜达、朱士光等20对历史地理信息化、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宗教地理、历史边疆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进行了讨论。总体来看,近10年来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专门著作和论文虽然很少,但取得的进展还是很大的,这些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对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21世纪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前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肯定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价值,明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方向。 2、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人地关系”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对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定位,提出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概念,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3、对GIS等新技术、新方法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总结,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精度进一步加强,开阔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 成一农曾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领域以及分支学科的逐渐增多提出批评,认为“如果仅仅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而不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那么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将会裹足不前,甚至会影响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21。然而,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创新又何尝容易,或许历史地理学理论探讨本身就不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曾担任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主编的阿兰·贝克所说:“我们不希望强调历史地理学科的性质只有一种观点———我们不希望变成教条。我们既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差异性,也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焦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用《历史地理学杂志》来确定任何一种长期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科的观点。”22历史地理学这个综合、交叉学科的特点,使其并不能被一种固定的理论所僵化,而需要一种开放、融合的学科视野去接触、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思维、实证研究,这或许本身就是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地理学或许更应突出其开放的研究视野、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探讨人地关系时空演变的方法论意义,而非用一种固定的学科理论去约束,这是历史地理学的价值所在。 (本文写作过程中,程森博士贡献了自己的观点,谨致谢忱。) 注释： ①[英]阿兰·R. H.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 ②林頫:《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年。 ③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集团, 2009年。 ④主要有华林甫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1年第3期,第43-49页)和《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第116-128页),葛剑雄、华林甫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 2002年第3期,第145-165页),葛剑雄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 2002年第4期,第31-39页),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 2004年第3期,第374-384页),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的《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干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1辑,第5-14页),侯甬坚的《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史学月刊》, 2009年第4期,第5-23页)等。 ⑤孙天胜、曹诗图、陈国忠:《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人文地理》, 2001年第5期,第80-83页。 ⑥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的述评》,《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历史地理理论、秦汉历史地理专号), 2007年,第32-74页。下文简称《述评》。 ⑦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152-158页。 ⑧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第12-15页。 ⑨王琳:《紧张与亲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⑩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学科之异同辨析》,《天津社会科学》, 2011年第1期,第126-131页。 11 [英]迈克尔·威廉斯著,马宝建、雷洪德译:《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年第4辑,第8-24页。 12《历史地理》编辑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国际工作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历史地理》(第18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82页;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王振忠:《历史文学地理的构想及实践》,《文汇读书周报》, 2005年4月8日;何鑫:《论建立美术地理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15-20页;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第71-77页;蒋有亮:《历史地理学刍议及构建历史哲学地理的设想》,《理论界》, 2009年第11期,第80-82页。参见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述评》。 13[英]阿兰·R. H.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第236页。 14谢湜:《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新写法———阿兰·贝克新著〈跨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鸿沟〉述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4辑,第146-154页;段伟:《简评阿兰·贝克的〈地理学与历史学———架起跨越鸿沟的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1辑,第155-159页。 15王社教:《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第35-39页。 16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 2001年第2期,第36-46页。 17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第22-26页。 18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2-22页。 19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2辑,第5-11页。 20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 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第117-123页;邓辉:《论克利福德·达比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3年第3辑,第145-153页;邓辉:《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经和纬》,《史学月刊》, 2004年第4期,第5-7页;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3期,第88-94页;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 2002年第1期,第87-90页;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第56-63页;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第89-94页;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281页;介永强:《历史宗教地理学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第95-98页;张伟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江汉论坛》, 2005年第1期,第99-100页;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 问题》,《广西民族研究》, 2005年第1期,第127-131页;杨煜达:《历史边疆地理:学科发展与现实关怀》,《学习与探索》, 2006年第6期,第154-157页;朱士光:《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年第2期,第308-312页。 21成一农:《200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8年第10期,第22页。 22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57页。 十年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评论 丁 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一 要素分析:时段·区域·主题 “历史人文地理”这一学科门类的形成,受中国地理学界照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分法的直接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到长期压抑的人文地理学迎来新生,人文地理学界亦将历史地理学视为主要研究内容和分支学科之一①。在此时代背景下,谭其骧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发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②。 如果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那么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标尺。在哲学思潮及GIS和空间分析技术手段的介入下,人文地理学“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今天仍在继续”③。上述变化的光芒映射到历史地理学领域,众多潜在的学术命题将随之呈现。当然,守正出奇是一切学术发展的不二法门,理论和技术手段翻新的速度不应超过解决实际问题的适用度。通常,经济(包括农业、工业等)、政治、社会文化、城市、人口、民族等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常规要素。依此类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要素构成也大致如此。 中国历史地理学植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沿革地理,其研究对象大都着眼于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现象,而以文献考据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是无从改易的必由路径。当然,国内历史地理学界针对人文地理问题的探讨不是漫无规律的“无主题变奏”。在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发出后又经过约10年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④成书。该书从疆域、政区、城市(都城单辟一章,并涉及到交通)、人口、经济(农业、工矿业、商业)、文化景观等角度对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进行了知识结构的梳理。该书仍低调地认为“目前我国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⑤。如今,又一个10年过去,整理此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梳理其发展脉络,对于该学科门类的继续“起步”抑或进阶“腾飞”无疑能提供有价值的镜鉴。 对某一时段(通常以朝代为限,间或数朝并称,如隋唐、明清之类)某一区域内某一地理要素的研究,是既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惯常路数。这一路数在过去的10年中得以延续,形成一种简便易行的常规研究。借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观考量国内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不难发现,成果频出的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早已摆脱前科学,处于相对稳定的常规科学阶段。从研究经费、机构建制、身份认同、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角度对国内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进行分析,固然可以呈现其本真面目及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上的时代特征,但这一命题绝非本文所能担当的。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内有影响的学者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⑥中得到了完整呈现。该书虽出版有年,且搜罗对象的时间下限截止于2004年,但书中整理出来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者及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成果,迄今没有本质的变化。在该书长达510页的篇幅中,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占了约42%,而历史自然地理仅占约16%,前者是后者的2·6倍,足见历史人文地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学术窗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集刊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本文对2001-2010年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搜罗及评述,主要以此间上述两刊物发表的成果为对象,兼及其它刊物。鉴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年刊发的研究动态中也有较全面的概括,本文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尚需申明的是, 2001-2010年间出版的论著大多是多年研究成果的积淀,而且研究成果的发表有其滞后性。以此间著作为对象做出的分析判断,只要是合乎逻辑,也将适合评价此前或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地理学发展态势。 梳理清末至2003年底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可知,“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平衡的,现有成果以历史人文地理居多,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少见;即使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像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语言地理、历史宗教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理论阐述,即使有了探讨也不等于已把所有问题解决,有待学者、同行们继续探讨”⑦。这一总体评价用于2001-2010年间的历史地理学仍大体合适。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内的各分支,仍存在热点与冷门之分。但无论是热点还是冷门,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在时段·区域·主题三要素论指导下完成的。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具备如下特征: 1.从时段上看,以王朝体系断代者居多 大多数研究成果喜欢用“唐代”、“明清”等王朝的断代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如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均以王朝断代做出卷次分工。少数虽采用公元纪年断代,但实质上仍可纳入王朝体系,如《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⑧实际上就是以明代至中华民国为研究断限。当然,“近X年以来”、“X世纪X年代”或“X世纪以来”的公元纪年时间断限也间或有之。可以说,以王朝体系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断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色。这一特色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王朝长期更迭的体现,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包括疆域、政区等),因其研究对象直接受王朝更迭的影响,以王朝体系断代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在特殊的政治时期,有人曾提出要打破历史撰述中的封建王朝体系。翦伯赞在批评这一做法的同时也承认“有些历史问题或事件,从它的一个片断或段落,不容易看出它的发展过程,拉长一点看,就可以看出它的来龙去脉”⑨。但是,拉长时间断限不等于王朝体系的叠加或并列(如隋唐、五代十国、明清等)。王朝体系在历史叙事中的弊端,在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等领域愈发呈现,打破王朝体系的叙事方式,从中国经济、民族、社会等问题的自身特点和内在规律出发加以探讨,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就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而言,经济、民族、社会、文化、交通等诸主题的地域变迁,未必与王朝更迭具有同步性。以农作物为例,本土或域外农作物在中国的传播,显然不以王朝体系为限。《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⑩等研究打破王朝体系的局限,从长时段揭示完整的空间过程,显然是值得提倡的研究思路。经济格局的成型、人口与民族的流动、文化的传播等等人文地理现象的渐进与突变,并不取决于朝代更迭。仅仅凭借王朝体系截取某一历史断面加以研究,恐无法揭示人文地理现象的完整时空过程。 2.从地域上看,过去10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地域界定多限于人文区域,以自然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地域界定的研究成果较少 地理学的核心话语就是空间、地点、区域。地域的划分,最常见的就是自然地理区划和人文地理区划。这些区划可针对某一要素,也可针对综合要素。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区。古代中国政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破自然地理区划界限。但某些人文地理要素的分布和地域变迁往往受自然地理条件的直接制约,如语言、风俗、农作物等。这样,以政区为地域范围就打破了上述诸人文地理要素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此外,不少研究是以当今政区(尤其是山东、陕西等省级政区)为地域界限,这种做法未免有些“削足适履”。尤其是社会、文化等具有跨政区属性,受自然地理制约较大的人文地理现象,截取某一历史政区研究则有失妥当,更何况又用当今政区加以裁剪。以自然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地域界定的成果11,因为研究对象地域结构的相对稳定,自然可以避免行政区划变动不居带来的羁绊。 此外,对于中原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现象的研究,在地域属性问题上显然要比边疆地区更容易处理一些。目前中国的疆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历史时期内边疆地区的变动本来就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命题。由于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以及经济文化类型的同质化,涉及边疆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也不应以当今的疆域为界限。尊重历史发展的本真面目,实事求是———这是历史地理学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巨著时就已形成的珍贵学术精神。 以今天中国的版图为地域界限,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地域属性就有国内、国外之别。就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要素而言,跨越当今国境的地理变迁无疑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生在蒙古高原、中亚地区及越南、朝鲜等与中国毗邻或接壤地区的国界变动、人口迁徙、民族变迁、军事活动,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均可以找到其对应位置。不过,边疆史地研究者似乎比历史地理学界更关注这一问题,其实历史地理学在《禹贡》半月刊创刊时期就以疆域和民族为主要关注点。只不过,这一研究在学术视界、资料搜集、语言工具及经费需求上的难度,限制了其在历史地理学界的展开。 3.从主题上看,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域范围内择取某一地理人文要素进行研究是目前学界惯常 采用的研究套路这一操作路数的便捷性,在众多论著和学位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从学理上的可行性上加以审视,未免有些问题。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要义之一就是人地关系,这使得任何一项人文地理研究成果,都不能忽视自然地理要素在人文地理要素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论文中仅以绪论部分少数篇幅简单罗列自然地理环境,恐怕难以阐发人地关系的本质所在。即便是人文地理要素之间,其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也无法割裂。以人口地理为例,人口的分布和迁徙,很多情况就是应对自然变化(尤其是自然灾害)的能动反应。而人口的流动方向,又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地理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人口的移动,又改变了文化地理状况,塑造出新的自然地理景观。仅仅局限于单一地理要素的分布与变迁,恐怕还是地理学的初级阶段而非学科前沿。目前学界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着手人口与文化12、政区与人口13等人文地理要素互动研究。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多元化研究。 4.从理论方法上看,大多数对人文地理主题的历史探讨,都试图构建专属自身并区别于它者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 在过去10年中,研究者就历史城市地理14、历史社会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民族地理17、历史交通地理18、历史哲学地理19、历史学术地理20、历史边疆地理21、历史商业地理22等研究领域都提出了见解。上述研究成果的推出,肯定有助于促进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繁荣。其中,那些从具备深厚研究实践,并从基本命题出发,去厘清基本概念的论著更富有探索精神和理论价值。例如,对行政区划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的探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政区地理的认识23。学科体系的合理构建,有赖于对基本概念进行合乎逻辑、遵循史实的界定。以历史政区地理为例,对清代“省”、“十八省”、“统部”等基本概念进行探讨24的学术价值,显然大于对历史政区地理学科体系的空泛论述。 二 学科互涉,知识共享 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领军人物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认为“没有必要为历史地理学划定归其所属的‘领域’,也没有必要为此举寻找逻辑上的正当理由。没有专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专题或区域;更确切地说,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和史前)研究共享其调查的方法,同时与地理学研究共享其调查的问题。因而,历史地理学的任一编纂(甚或讨论)通常应基于地理学话语,地理学和历史学是视角;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地理学和历史学没有不同的主题内容,因此,基于这一认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并进而指出历史学和地理学“为共享问题和专题提供了互补的途径”25。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上述西方的“药方”是否适合诊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病症”,通过对过去10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一领域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学科互涉,知识共享的特征。 疆域和政区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传统领域,但这一领域从来就有政治(制度史)密切关注并参与其中。单从由公认的历史地理学者完成的《中国人口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等书的书名本身来看,已经彰显出上述研究的史学底蕴。而对历史边疆地理的研究,又是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史学家的固有兴趣。历史城市地理探讨的命题,又与城市史、经济史、考古学等有着很大范围的重合。可以说,历史城市是城市史与历史地理学共同关注的对象,两者的研究问题意识、学术理路日趋同质化。而历史经济地理对部门经济要素的分布、经济区域的划分,也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常规课题。同理,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史、历史文学地理与文学史、历史社会地理与社会史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技术手段上都有颇多重合之处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在上述领域内完成的论著,并不忌讳以“XX史”命名,而历史地理学界参与史学界的学术活动,申请史学学位,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史学界参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活动,也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可以说,没有一种研究命题、手段是历史人文地理特有的。 不过,与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学的联姻关系相比,它与人文地理学(乃至整个地理学)的联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密切。地理学界即便从时间维度进行研究,也似乎不愿意承认自己从事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仿佛因此损害了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属性。例如,有研究就乾隆中期以来山东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26,但研究者却不宣称其历史地理学色彩,正如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历史气候却不承认自己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者一样。虽然如此,对历史资料的数据化处理,对数学模型的应用却是一般历史地理研究者无法从容担当的。历史人文地理要想与人文地理学联姻并成为知识共享的学科领域,未免不是前途难料的事情。 三 发展动力:填空意识·新史料·技术手段 在反对低水平重复创作,主张科技创新的当今学界,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前进的直接动力,恐怕就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填空意识”。按照时段、区域、主题三要素的搭配,在历史久远,地域辽阔的中国,想寻找没有人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便是研究相对充分的历史政区地理,也可以将研究时段、区域细化,得出前人忽略的新见。所以,类似于《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27、《秦代政区地理》28、《孙吴政区地理》29性质的研究又可顺势衍生出《五代十国疆域与政区研究》、《晋代政区地理》、《曹魏政区地理》等尚未填补的学术命题。本文绝无唐突上述研究的意图,实际上,类似于对港口城市与腹地互动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探讨,在立意上显然高于一般的历史城市地理或历史经济地理30,是学界欢迎的佳作。但问题在于,随着一个又一个“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研究成果的完成,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做完了有预设标准答案的“填空题”之后,是不是该考虑着手解决没有预设目标的“论述题”呢?这或许意味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定要经历危机并做出应对,在经历变革后形成新的常规科学。 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植根于深厚的史学土壤,故而史料的新发现也就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走向深入,推陈出新的新动力。随着“三重证据法”的推广,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已有意识地从史书上之材料、一般考古资料延伸到有字的考古资料。近年来出土或发现的里耶竹简、张家山汉简、荆州松柏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第三重证据”中携载的人文地理信息得以重见天日,大大推进了对历史政区、疆域地理和历史地名学研究31。上述史料的发现,为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等“旧命题”注入了新活力。由于以“搅局者”身份出现的第三重证据的介入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历史政区地理等传统命题而言与其是冲击,不如说是发展的新契机。地图是地理信息的图形表达,古旧地图则是记载历史地理信息的重要载体。古地图的发现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政区、交通、地名等人文地理现象的认识。例如,有研究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原始地图,细化和丰富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32,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 当然,新史料的发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试图在清华简中发现《尚书·禹贡》,重建先秦人文地理格局是不现实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推进不可能全盘冀望于此。如果说“讲究研究手段,运用逻辑思维,推断变迁的可能趋向,并以已知的其它史实来证明你所推断的趋向是最可能事件,是在目前条件下复原政区面貌的唯一最佳的选择”33,那么,复原其它人文地理面貌的最佳选择也无外乎此。传统考据方法在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中仍旧焕发着生命力,对秦三十六郡、孙吴政区地理的探究可以看出朴学余韵。可以预见,在多部正在进行的区域历史地图集编绘中,其成功的前提仍将是对地名、边界的精详考证。 疆域与政区是对历史地理研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传统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影响,其代表性成果为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制的HGIS。我们期望随着科研力量和资金的投入,更高版本的CHGIS能尽早问世。此举提供的工作平台和数据支持34,无疑为GIS技术在历史人文地理其它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便利。目前,已有研究着手整理并尝试将GIS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其它领域35,而国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实践则是更为超前,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可资借鉴36。 说到技术手段,有必要提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地图绘制问题。如果说“我们常常能根据人们在地图上表现的有效程度,来判断其工作的地理质量”37,而且我们承认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那么,完全有理由通过地图绘制技术手段的应用程度来衡量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在地理学领域,“如果他的问题根本不可能用地图来研究———通常是以几种地图作比较,那么他的研究是否属于地理学领域以内,这就值得怀疑了”38。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地图绘制技术手段的普及与提升也有助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可是,通过对《历史地理》集刊从创刊至2010年第24辑中图片利用程度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既往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对地图手段的利用并无本质的提升,甚至说还有倒退的趋势(参见图1)。这一判断也基本适合对过去10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评价。可以预见的是,提高地图(以历史地图为主,包括必要的现状图)、卫星影像、古地图、照片以及曲线图、柱状图在研究实践中应用的数量和质量,必将大幅度提高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 四 前景展望:回归区域,走向综合 已有研究系统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界最近30年的研究进展、特点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并从学科组织系统、学界动态反应、学术研究功能等问题入手,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39。该研究显然也将历史人文地理涵盖在内,其真知灼见不劳重复。在此,仅从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出发,着眼于综合性和地域性两大特点,就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可能趋向加以判断。 地学前辈林超在论述地理学的性质时指出,区域的概念是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同时,地理学是综合性的科学,既有两个成分的初级综合,又有自然的与人文的成分的更高级综合40。在其与杨吾扬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撰写的具有统领意义的“地理学”词条中,又明确指出综合性、区域性、动态性是地理学的研究特点41。地理学动态性的彰显,便为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也以综合性、区域性为研究特点是经得起学理推敲的。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文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那么,该研究也应服从和服务于综合性、区域性的地理学性质的内在约束。 国内学界对区域历史地理的探讨由来已久,并不是今日才揭示出的全新研究课题42。近10年来,出现了以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43、泛珠三角区域44、丹江口水库区域45、汉水上游46、绍兴47、宁夏48、台湾49、竹堑地区50为对象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不是对自然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等地理要素分门别类地简单罗列,而应是对内在机制的有机探讨。从现有成果看,周振鹤对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的梳理富有启发意义51,只不过真正有明确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不多见。这样,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以往的研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单个横剖面内的某个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如对某一时代的城市,或交通,或人口,或农业,或行政区的研究。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又由于受现代地理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将统一的地理对象割裂为互不相联的两部分”52。如何避免这一缺失,已有研究以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为例展开了探索53,又有研究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的影响出发,探讨了明清江南地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54、环境演化与上海港港口变迁55等问题。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区域被视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天生具有涵盖诸地理要素的综合性。在当代地理学看来,“地理学研究事物,不是作为特殊的现象,孤立的现象去研究,而是从总的特征去研究,特点注重各种成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区域地理的研究,……都是高级的综合,是地理学的特殊领域和地理学研究的总结”56。可见,在单个人文地理要素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也就是具备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区域历史地理。展望未来,相信“通过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历史地理学的飞跃发展,同时也将为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57。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内核,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会在历史地理学话语体系中发出更为清晰有力的声音。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87)、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时期经费资助) 注释 ①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导言》,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22页。 ②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1期,第30-33页。 ③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人文地理学随笔》,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0页。 ④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⑤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第7页。 ⑥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⑦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第67-68页。 ⑧王社教主编:《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9年。 ⑨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29页。 ⑩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 2007年第1期,第44-56页。 11例如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 2001年第4期)、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 12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3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历史研究》, 2007年第5期,第66-75页。 14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第56-63页;朱士光:《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年第2期,第308-312页;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15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5-14页;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第89-94页。 16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 2002年第1期,第87-90页。 1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20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8王文君:《略论历史交通地理的理论和方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第187页。 19蒋有亮:《历史地理学刍议及建构历史哲学地理的设想》,《理论界》, 2009年第11期,第80-82页。 20夏增民:《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6期,第73-78页。 21杨煜达:《历史边疆地理:学科发展与现实关怀》,《学习与探索》, 2006年第6期,第154-157页。 22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23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第31-36页。 24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3辑,第17-28页。 25Baker, Alan H. 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36. 26王茂军:《中国沿海典型省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分析:以山东为例》,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年。 27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年。 28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29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 (长沙)岳麓书社, 2008年。 30吴松弟:《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著:《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济南)齐鲁书社, 2005年。 31代表性成果有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 2003年第5期)、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3期)、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 2004年第3期)、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4辑)、李炳泉《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4辑)、袁延胜《荆州松柏木牍所见西汉南郡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3辑)、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 2005年第2期)等。 32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第66-77页。 33周振鹤:《〈东汉政区地理〉序》,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序言第5页。 34参见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 2002年6月)和《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19辑), 2003年6月)两文。 35李凡、朱竑:《GIS在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国外研究进展综述》,《人文地理》, 2009年第1期,第414页。 36Gregory, Ian N. & Ell, Paul., Historical GIS: Technologies, Methodologies,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7[美]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96页。 38[美]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98页。 39侯甬坚:《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史学月刊》, 2009年第4期,第5-23页。 40林超:《试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科学》, 1981年第2期,第98-99页。 41林超、杨吾扬:《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年,第3-4页。 42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43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8年。 44许桂灵:《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的历史地理回归》,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45晏昌贵:《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年。 46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 47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 48吴忠礼等:《宁夏历史地理变迁》,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49施雅轩:《区域、空间、社会脉络:一个台湾历史地理学的展演》, (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50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 (新竹)新竹县文化局, 2001年。 51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52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第121页。 53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54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55戴鞍钢、张修桂:《环境演化与港口变迁———以上海港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56林超:《试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科学》, 1981年第2期,第99页。 57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 2004年第3期,第379页。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十年:总结与展望 杨煜达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是以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及其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了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历史地貌、地表覆盖与土地利用、野生动植物种群演变与医药地理等领域。这一学科上承中国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和古典地理学的传统,又与现代地理学、历史学的理论方法水乳交融。既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基础性的学科,和现实的人类活动的联系也最为紧密,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发展较早和较快的分支领域。近年来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全球变化系统学科的兴起和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一步深入,进一步推动了历史自然地理学科的发展。在过去10年中,一批著名学者有关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得到整理和结集,如史念海对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的研究①侯仁之领军的对历史时期沙漠变迁的研究②邹逸麟张修桂等对河湖水系长期的研究成果③、满志敏对历史气候研究的总结性著作④等。一些综合性、区域性的著作也大量涉及了自然地理的内容,如对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就有两部重要的著作⑤。王元林对泾洛流域环境变迁的研究⑥等等。这些著作对推动学科的发展十分重要。但由于其具体工作完成于本文拟讨论的最近10年之前,因此在此不予详述,而将讨论重点放在下述具体研究成果。 一 历史气候 在过去10年里,历史气候的研究在历史自然地理中是最活跃的领域,在温度、干湿变化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在其它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 在温度变化方面,葛全胜等人利用集成方法重建的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序列及其相关研究是这一领域内最重要的成果。这一研究收集了中国历史文献中超过5000条自然物候与异常冷暖记载,利用将今知古的原理,将现代物候差异定量校准为温度变化,并对各站点温度变化对研究区域的贡献率进行了计算,重建了中国东部地区过去2000年分辨率为30年、部分时段达到10年分辨率的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⑦。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20世纪的增暖在过去2000年中并非唯一,其增暖的速率、温暖程度均未超过过去2000年的最高水平,由此得出了20世纪并非过去2000年中最暖世纪的重要结论⑧。同时,葛全胜等还利用多种孢粉、石笋、湖泊沉积物、历史文献等多种代用资料建立的序列,使用集成方法重建了中国过去5000年分辨率为100年的气温变化序列⑨。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使得对中国5000年来特别是2000年来气温变化的认识,在空间确定性和时间分辨率、变化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利用中国特有的丰富历史文献对全球变化研究做出的独特贡献。 高分辨率的温度重建一直是历史气候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在近300年来的年分辨率的气温序列的重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郑景云等人基于现代气象资料中降雪与冬季平均气温的相关关系,利用清代雨雪分寸中记载的冬季降雪日数,建立了回归方程,重建了西安和汉中两地1736—1999年冬季年平均气温序列⑩。杨煜达同样利用雨雪分寸中的资料,建立了降雪等级和干季降水的双因子回归方程,重建了1721—1900年昆明的冬季平均气温序列11。高分辨率的温度序列不断的成功重建,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不同区域气候间温度变化的年际、年代际变化差异的认识,对中国区域气候的演化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对有争议的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研究也有进展。对于隋唐温暖期的认识,自满志敏撰文对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在750年以后,实际气温转向偏冷12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葛全胜等利用史料中物候现象的记载,定量重建了公元601—920年的东中部地区时间分辨率为20年的温度变化,结果认为隋唐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气候在总体上较现代偏暖,但存在较大波动,在821—920年间则比现在偏冷达0·42℃左右13。郑景云等人重新推算了3—6世纪中国东部地区的冬季气温距平,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和小冰期类似的冷期,其间存在冷—暖—冷的世纪波动14。陈业新对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也有新的研究15。 在干湿变化方面,张德二等利用清代留存的晴雨录资料,采用多因子回归方法,重建了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高分辨率的降水序列16。对清代档案中雨雪分寸资料的利用过去一直是难题。郑景云等在石家庄组织进行了人工模拟降雨的田间入渗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17。从这一方法的突破入手,对清代雨雪分寸资料较好的华北地区的降水重建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18,大大扩充了高精度降水重建的地域范围。 影响我国的重要天气系统的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葛全胜等利用雨雪分寸资料,重建了1736—191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序列,分析了梅雨的变化特征,并讨论了东亚夏季风强弱与雨带位置的关系19。王绍武等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了近千年中国东部地区夏季雨带的位置变化20。杨煜达等利用清代档案中的降水资料重建了1711年以来云南雨季开始期的序列,并进而讨论了过去300年来西南季风的变迁21。台风活动的研究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梁有叶等研究了近千年来登陆台风与ENSO的关系22,叶瑜等研究了1883年的台风事件23。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关心的话题。2007年在《NATURE》上张德二和德国学者关于季风变迁与唐朝灭亡关系的争鸣24,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方修琦等对清代东北移民与华北旱灾间的关系做了成功的分析25。对灾害性天气事件的研究,张德二对过去千年的重大旱灾事件进行了重建26,王社教、邓辉等对沙尘天气的研究27,费杰、杨煜达等对火山喷发对中国气候影响的研究28,也是这一领域的新进展。 二 历史地貌 历史地貌是以历史时期河流、湖泊、海岸线和沙漠等地貌形成、演变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 分支学科,是历史自然地理最基本的研究领域。在1980年代以后,发展步伐一度放缓。但在过去10年中,在研究方法和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河流和湖泊地貌变迁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满志敏对北宋京东故道的研究29。这一研究成功使用了包括遥感数据、古地图与老地图资料和历史文献等多种资料,使用了GIS、地图判读等手段,找出了传统文献和野外考察等难于识别的河道遗迹,并结合历史地名考证方法对河道存在时间得出了可信的结论,从而成功重建了新的北宋时期的黄河京东故道。其空间分辨率与可靠性都较过去传统研究大大提高。这一工作总结的方法,对未来拓展传统地貌研究的资料来源及研究精度有着重要的价值。李炳元等对2000年来后套黄河的研究,综合利用了地质资料、RS影象、地图、文献等资料,大体复原了这一时期河道的演变过程30。石超艺在文献方法的基础上,应用了GIS技术,重建了明清以来海河南支河流湖泊变迁过程31。潘威等对上海地区近代以来水网结构演变的研究,探索了利用GIS技术手段建立格网体系,拓展研究深度的方法32,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进展。 张修桂通过对《水经·江水注》的重新整理和考释,重建了公元6世纪以前的长江枝江—武汉段的河道形态33,是这一领域最新的重要成果。说明《水经注》这样的传统史料,还有巨大的研究潜力可以挖掘。对吴淞江水系演变的研究,也较前有所推进,如傅林祥、王建革等对吴凇江支流水系的研究34。对汉水中游的河道演变,则有鲁西奇等的研究,对这一复杂问题有了较清楚的认识35。周宏伟近年利用古地名的考证等多种方法,对一些古河道和湖泊演变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新的看法36,尽管一些结论尚未成为主流认识,但其探索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对河口海岸的研究,近年来也有稳步的进展。王庆等研究了1000年来东部大河河口的地貌动力机制37。张修桂以1980年代新发现的滨海沙带为契机,对长江口崇明岛发育演变过程提出了新的看法38。林汀水研究了闽江口一带的历史成陆过程39。司徒尚纪讨论了珠江三角洲的发育扩张过程40,庞家珍等则研究了近代以来黄河三角洲的岸线变化41。 沙漠变迁方面,对于历史时期毛乌素沙漠变迁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韩昭庆的研究提出明代毛乌素沙地南缘在长城一线,有限的垦殖并非流沙扩大的主因42。邓辉等利用文献、田野考察和古遗址资料,对近500年来毛乌素沙漠南缘的变化进行了更细致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流沙———黄土分布格局基本稳定43。黄银洲等利用史料结合沉积资料提出,明代边墙已经处在毛乌素沙地之中,不能作为沙地南缘的界限44。对于科尔沁沙地的研究,韩茂莉通过恢复聚落分布及规模,对辽代这一区域的农业垦殖及环境扰动进行了分析45。李并成通过考察与文献、考古资料结合,对河西走廊地区古绿洲变迁的原因做了讨论46。而对黄土地貌变迁,王晗通过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宜川地区不同地貌类型垦殖特征的考察,分析了土壤的侵蚀过程与黄土地貌演变47,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 三 历史自然地理的其他领域 近年来,在全球变化科学发展的驱动下,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LUCC)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逐渐成为历史地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张晓虹等对清代陕西南部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因素进行了分析。48杨伟兵对清代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及驱动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并出版了这一领域的第一本专著49。赵赟50、傅辉51的研究通过对插花地、土地折亩等问题的探讨,在历史田亩数据的处理及区域土地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葛全胜等对近300年来土地利用、地表覆盖与碳循环进行了研究,并对研究时段内耕地等面积变化做了估算52。叶瑜等的研究,则讨论了东北地区20世纪土地利用研究的方法与模式53。这些工作推动了这一研究的稳步前进。 对于森林植被的变迁,何凡能等的研究利用史料及现代调查资料,重新估算了1700年和1949年的全国分省的森林覆盖率,并回溯估算了其间每50年各省森林覆盖率与森林面积,并讨论了300年来森林覆盖的时空变迁54。蓝勇通过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从人口分布变迁入手,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植被演替做了研究55。尹钧科讨论了历史时期永定河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56。杨煜达则通过对铜矿生产规模及需用燃料的研究,尝试定量重建了矿业开发对滇东北森林破坏的影响57。 对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研究,王守春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了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动物地理的变迁58。文榕生探讨了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各种称谓及分布变化59。曹志红的研究考辨了新疆虎历史时期在新疆地区的分布范围及消亡因素60。马鸣则研究了新疆白鹳的历史分布变迁61。台湾学者杨志远的研究,讨论了台湾野生鹿的历史分布及消失的动因62。李玉尚近年利用文献资料来对海洋鱼类变迁的研究,是这一领域新的拓展63。 对于疫病与医药地理的研究,龚胜生对近3000年来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做了宏观的探讨64。台湾学者邱仲麟考察了明清时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法的起源、流布等系列问题65。李玉尚研究了江南地区地理环境与传染病的相关问题66。周琼对历史时期云南瘴气的区域分布与变迁做了研究,并提出了瘴的毒素说67。于赓哲的研究,也涉及到瘴气等问题,认为所谓的“南土卑湿”,既是地理环境问题,也是疾病问题,更是文化问题68。 对历史时期灾害及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是灾害学、灾害史和历史地理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近年 来出版的相关著作较多69。对于历史自然地理最为关心的自然灾害的时间空间分布及其规律的探讨,则有袁林对历史时期陕西水灾的规律的统计分析研究70、苏新留重对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等级序列的重建71、陈业新以皖北地区为例对洪涝灾害等级的新探索72等。 四 总结与思考 总而言之,历史自然地理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各个领域的进展并不一致。在历史气候方面,不仅在传统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还不断有新的科学问题提出,不断有新的资料开拓,同时与之相应的是不断的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使得历史气候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逐步深入。在历史地貌方面,虽然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较过去略显单薄,但是这个领域也是受到现代GIS、RS等技术发展惠及最多的领域,在新问题的提出、新资料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上都有所突破。而在生物地理的研究领域内,对海洋鱼类分布的研究有所开拓,但在陆生野生动物的研究上,较文焕然、何业恒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并无太多突破。这种在研究领域内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既和技术发展提供的研究空间有关系,同时和资料提供的研究空间也有关系。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得到了重视和发展。如对土地利用的研究,在传统的对植被变迁的研究基础上,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并取得了扎实的进步。这种进步明显是由全球变化研究对历史时期可靠的地表覆盖/土地利用数据的需求所驱动的。这些事实说明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一方面新方法的总结和新资料的开拓是研究进步的必要条件,同时服务于社会发展、满足其它学科对其的需求,也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未来若干年,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受全球变化研究的驱动会更加全面和深入。在关注的问题上,在历史气候方面,对区域气候变化机制的探索会进一步深入,同时,对重要天气系统的演变、重大气候事件的过程和影响重建及社会响应等问题将会更受关注。在历史地貌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展,将从过去单纯重视大江大湖的演变拓展到水系格局乃至区域整体的地貌变迁。在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方面,研究也将从土地数据较为齐全的平原地区向广大山区扩展。 在自然地理的研究方法上,将会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科的交叉,重视多学科方法的利用。不仅GIS、RS等技术手段将不断进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同时,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也会不断地被引入到研究中,以解决过去单纯历史学和地理学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如重大气候事件的社会响应,就需要自然和人文多学科方法的介入,才有可能有较科学的结论。对土地利用的研究,也同样需要自然-人文多学科的方法才能进一步推动。在此基础上,源自系统论思想的集成方法的应用会更加的普遍。不仅将进一步在历史气候的研究中得到更多应用,在土地利用等研究领域内,也将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数据,以求结论的更为可靠。 同时,在研究资料方面,在进一步挖掘传统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也将进一步开拓新的资料来源。不仅要开拓利用现代的GIS、RS数据,对过去古地图、老地图资源的发掘利用也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过去这些资料主要使用于河流地貌的复原下一步将会发掘这些资料中包含的土地利用/地表覆盖的信息。对西文文献、地方民族文献史料也需要更多重视。对这些资料的开拓利用,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相关信息提取和资料评估的可靠方法,以保证对资料的科学利用。只有在问题、方法和资料方面有新的突破相互促进才能促使历史自然地理学科不断地向前发展。 注释 ①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1年。 ②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③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④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⑤陈可畏:《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 ⑥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⑦Ge QS, Zheng JY, Fang XQ, et al. Winter half-year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of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China, during the past 2000 years.HOLOCENE2003, 13 (6): 933-940. ⑧郑景云、葛全胜、方修琦等:《从中国过去2000年温度变化看20世纪增暖》,《地理学报》, 2002年第6期,第631-638页。 ⑨葛全胜、王顺兵、郑景云:《过去5000年中国气温变化序列重建》,《自然科学进展》, 2006年第6期,第689-696页。 ⑩郑景云、葛全胜、郝志新、田砚宇:《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第343-348页。 11杨煜达:《清代昆明地区(1721-1900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1辑,第17-31页。 12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 13葛全胜、刘浩龙、郑景云、张学珍:《隋唐时期东中部地区温度变化的重建(601-920)》,《科学通报》, 2010年第31期,第3048-3052页。 14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葛全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 2005年第2期,第129-140页。 15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历史研究》, 2002年第4期,第76-95页;《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气候状况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1辑,第5-16页。 16张德二、刘月巍:《北京清代“晴雨录”降水记录的再研究———应用多因子回归方法重建北京(1724-1904年)降水量序列》,《第四纪研究》, 2002年第3期,第199-208页。 17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重建清代逐季降水的方法与可靠性———以石家庄为例》,《自然科学进展》, 2004年第4期,第475-480页。 18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300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 2005年第8期,第765-774页。 19葛全胜、郭熙凤、郑景云、郝志新:《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梅雨变化》,《科学通报》, 2007年第23期,第2092-2097页。 20王绍武:《近千年中国东部夏季雨带位置的变化》,《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6年第3期,第117-121页。 21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清代云南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夏季风变迁》,《地理学报》, 2006年第7期,第1041-1049页。 22梁有叶、张德二:《最近1000年来我国的登陆台风及其与ENSO的关系》,《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7年第2期,第120-121页。 23叶瑜、方修琦、张向萍:《1883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台风灾害事件的重建》,《古地理学报》, 2010年第6期,第665-667页。 24Gergana Yancheva, et al. 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NATURE445, pp·74-77. (4 Jan 2007). De’er Zhang, Longhua Lu. Anti-correlation of summer/winter monsoons.NA-TURE450, pp·7-8. (15 Nov 2007). 25方修琦、叶瑜、曾早早:《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1680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中国科学》(D辑), 2006年第7期,第680-688页。 26Zhang De er. Severe drought events as revealed in the climate records of China over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ActaMeteorologica Sinica,2005, 19 (4): 485-491. 27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的时空分布特点和成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81-87页;邓辉、姜卫峰:《1463-1913年华北地区沙尘天气序列复原及初步分析》,《地理研究》, 2005年第3期,第403-411页。 28Fei, Jie. Zhou, Jie. The possible climatic impact in North China of the AD1600 Huaynaputina erupetion, Peru.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2009. 29: 927-933;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年)与坦博拉火山喷发》,《复旦学报》, 2005年第1期,第79-85页。 29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9页。 30李炳元、葛全胜、郑景云:《近2000年来内蒙后套平原黄河河道演变》,《地理学报》, 2003年第2期,第239-246页。 31石超艺:《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河道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2辑,第62-72页;《15-20世纪大陆泽与宁晋泊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湖泊科学》, 2007年第5期,第522-529页。 32潘威:《历史河网密度网格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1918-1978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第5-14页。 33张修桂:《〈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下篇)》,分别载于《历史地理》(第23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1-19页;《历史地理》(第24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1-23页。 34傅林祥:《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历史地理》(第21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0-24 页;王建革:《“汇”与吴淞江河道及其周边塘浦(九至十六世纪)》,《历史地理》(第22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352-357页。 35鲁西奇、潘晟:《汉水中游河道的历史变迁》,《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70-293页。 36周宏伟:《唐〈西洱河图〉与全新世中期以来洱海水系变迁》,《第四纪研究》, 2006年第4期,第621-627页;《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历史研究》, 2010年第4期,第50-69页。 37王庆、高光辰、仲少云、陈吉余:《一千年来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四个主要河口的动力地貌演变机制》,《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40-250页。 38张修桂:《崇明岛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 2005年第3期,第57-66页。 39林汀水:《历史时期“福州古湾”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3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220-226页。 40司徒尚纪:《岛丘和口门作用与珠江三角洲发育模式的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94-302页。 41庞家珍、姜明星:《黄河河口演变之二: 1855年以来黄河河口三角洲流路变迁及海岸线变化及其他》,《海洋湖沼通报》, 2003年第4期,第1-13页。 42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5期,第191-204页。 43邓辉、舒时光等:《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南界的变化》,《科学通报》, 2007年第21期,第2356-2363页。 44黄银洲、王乃昂等:《明代边墙修筑时毛乌素沙地范围探讨》,《干旱区研究》, 2009年第2期,第261-266页。 45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 2004年第4期,第543-549页。 46李并成:《甘肃玉门花海比家滩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年第2期,第109-114页。 47王晗:《陕北黄土残塬沟壑区土地垦殖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以清至民国宜川县为例》,《历史地理》(第23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269-283页。 48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4辑,第114-125页。 49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1659-1912)》,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50赵赟:《徽州地区土地利用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 2002年第5期,第67-74页。 51傅辉:《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 2006年第3期,第141-150页。 52葛全胜、戴君虎、何凡能等:《过去300年中国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与碳循环研究》,《中国科学》(D辑),2008年第2期,第197-210页。 53Y. Ye, X. Fang, Land use change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note on sources, methods andpatterns,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09 (35): 311-329. 54何凡能、葛全胜、戴君虎等:《近300年来中国森林的变迁》,《地理学报》, 2007年第1期,第30-40页。 55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地理研究》, 2010年第7期,第1182-1192页。 56尹钧科:《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森林植被的破坏》,《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51-269页。 57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 2004年第3期,第157-174页。 58王守春:《全新世中期以来西辽河流域动物地理与环境变迁》,《地理研究》, 2002年第6期,第715-722页。 59文榕生:《金丝猴的考辨与古今分布》,《自然杂志》, 2003年第1期,第41-46页。 60曹志红:《历史上新疆虎的调查确认与研究》,《历史研究》, 2009年第4期,第34-49页。 61马鸣:《历史上新疆白鹳的地理区域考证》,《干旱区地理》, 2002年第2期,第139-141页。 62杨志远:《环境与历史———台湾野生鹿消失的原因分析》,《高雄师大学报》, 2006年第28期,第79-92页。 63李玉尚、车群、陈亮:《清代以来黄渤海真鲷资源的分布、开发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3辑,第125-137页。 64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 2003年第6期,第870-878页。 65邱仲麟:《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布、知识传播与疫苗生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7本第3分册), 2006年,第451-516页。 66李玉尚:《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社会科学研究》, 2005年第6期,第133-141页。 67可参阅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69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 2010年第1期,第63-71页。 69如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8-2009年;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年;赫治清主编:《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等等。 70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1辑,第34-40页。 71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年第3辑,第113-120页。 72陈业新:《清代皖北地区洪涝灾害初步研究———兼及历史洪涝灾害等级划分的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第14-29页。 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这方面的成就,主要可分三部分,即:地理志书、古地图(舆图)、山川地理著作及其它。其中,地理总志的点校整理较为突出,近年来舆图研究逐渐成为热门。 一 地理志书 地理志书是一切历史地理学术研究直接或间接出发点,主要包括历代地理总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三类。 1.历代地理总志 成果形式,有点校、影印、辑佚、研究专著和论文。典籍整理,以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丛刊最早出版的是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35册)和贺次君整理的《括地志辑校》、《元和郡县图志》(上下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业已问世。在本文限定的时段内,该丛刊又出版了三部,即:乐史《太平寰宇记》①、祝穆祝洙父子《方舆胜览》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③。谭其骧、王文楚、朱惠荣等点校的顾炎武《肇域志》,也属地理总志之列, 2004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传统舆地之学中,《尚书(禹贡)》、《山海经》占有重要地位,近十年内有高师第专著《禹贡研究论集》问世④,而《山海经》研究也持续有成果推出⑤。 对于地理志总志的研究,学术界继承、持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良好势头,对于隋唐以下今存的历代总志均有研究成果面世。隋代总志业已佚失,王培华对此颇有研究⑥;但对于唐代《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缺乏深入的研究,仅有一些介绍文字⑦,或者个别拾遗补阙的文章⑧。 宋代的地理总志,以朝代而言应属最多,成果也较为丰富。为纪念《太平寰宇记》作者乐史逝世一千周年, 2007年江西宜黄县专门举办了学术会议,叶修武撰《乐史》也已出版⑨。李裕民专门研究《舆地纪胜》的续编⑩。关于《方舆胜览》,施和金在比较北图藏咸淳三年初刻本、上图藏咸淳三年旧版又补刻配印本的132条内容优劣基础上,认为北图本在版刻、印刷、内容等各方面均优于上图本,但北图本已非全帙,告诉读者点校本“集两种宋本之优点,又参校了元代各本及各种清代抄本,质量较以往任何一种版本都有很大提高,读者可放心选购并阅读之”11。李勇先等校注了《舆地广记》12,王小红探讨过它的地名学价值13。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地理名著,张保见《通鉴地理通释校注》已于2009年1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杜锡建比较研究了元、明、清三朝《一统志》14。《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是现存唯一一部元代地理总志,郭声波阐述了它在政区地理、地方史、分省地图之开启、校勘、爱国主义教育五方面的价值,同时指出体例不一、资料陈旧、张冠李戴三方面缺陷15。张英聘研究了《大明一统志》的编修体例、史料价值及其意义和影响16。 关于清代地理总志研究,新见迭出。《读史方舆纪要》卷帙浩繁,点校本分装十二册,以北京图书馆特藏善本商丘宋荦的纬萧草堂写本为底本17,参校了敷文阁本、职思堂本、邹代过本等而成,质量精良,是目前最为完善的本子。为此,点校者施和金发表了一组研究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的论文,诸如《〈读史方舆纪要〉校证举要》18、《〈读史方舆纪要〉删改考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的经历和体会》191等,都是阅读《读史方舆纪要》必须参考的。关于《大清一统志》研究方面,张艳玲对康熙、乾隆年间的三部《大清一统志》做了比较20,华林甫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材料对嘉庆重修本陕西、贵州统部的编纂过程做了细致的研究21,侯德仁研究了西域新疆部分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22。牛润珍等陈述了清代三修《一统志》的过程23。以前论著均未提及晚清的《皇朝地理志》,华林甫初步揭开了它深藏台北故宫的面纱,列表说明甲、乙、丁本《皇朝地理志》和丙本《大清国史地理志》各书的分省府州内容,分析各书所反映的年份,认为“丁本是甲本的母本,丁是源,甲是流”,认为《皇朝地理志》在学术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指出:即使国力走向衰落的清朝末世,也编纂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皇朝地理志》,我们现有地理学史著作中有关清朝的部分应该修正、甚至重写24。 2.正史地理志 一部二十四史,内含地理志者十六部。华林甫对于20世纪的研究做过一个小结,认为研究成果分布很不均匀,像《汉书(地理志)》、隋唐《地理志》等研究比较透彻,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著作,而有一些朝代的正史地理志研究尚待深入,北朝、五代地理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广阔余地25。 谭其骧生前主编的“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26, 2001年以来已经出版了6种,即: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汇释》27。 十年间,高论层出不穷。《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貌似杂乱,实则有章可寻,侯甬坚发现它是地域毗连法28,李新峰认为应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29。胡运宏等对《晋书(地理志)》点校本提出考异近30处30。胡阿祥对南朝地理志最有发言权, 5篇论文对《宋书(州郡志》提出了251条意见31,贡献巨大。郭黎安《〈隋书(地理志)〉所载旧置郡县考》对梁、陈、北齐、北周、隋代州郡县建置沿革中“旧置”、“旧曰”等语焉不详和背景不明处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补充, 2002年发表了豫兖部分32。施和金不仅比较了新、旧《唐书(地理志)》的优劣33,而且举出了《元史(地理志)》与《新元史(地理志)》关于元代的地理讹误96例,厥功甚伟34。罗康智、王继红编著的《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35,则是进行正史地理志区域研究的开篇之作。研究正史地理志补志的,有郭培忠《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管窥》36、金麟《〈补陈疆域志〉订补》37等文,年轻学者对三国时代的地理志较有兴趣38,胡恒校正了《清史稿地理志》中的巡检司义项39。 对于正史所缺地理志的补撰,最值得称道的是施和金补《北齐地理志》,这是一部体系完整、著述严谨、考据缜密、功力深厚的传世之作40。自清代乾嘉以来的正史地理志补志之作,至此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项目,有《今注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大型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也有赓续正史地理志传统的《清史(地理志)》(邹逸麟主持)41。 3.地方志 与地理总志覆盖全国地域不同,地方志是区域性文献,包含的最大地域也不过两个省、最小的只有一乡一镇甚至一山一寺,故有人将地理总志纳入地方志的做法是不恰当的42。 方志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目不暇接,笔者视角宜分为以时代而论、以地域而论、以专题而论三类。 以时代而论,从《越绝书》、《华阳国志》到当代方志都有大量成果,本文仅可点到为止。王毓蔺探讨了魏晋南北朝的方志状况43。华林甫研究了作为方志前身的隋唐《图经》44,首先辑佚五代及其以前之《图经》佚文,然后提出三论:一论《图经》佚文残存状况及其价值,二论现有辑佚成果,三论《图经》成书年代,多有发明。顾宏义著《宋代方志考》45仿张国淦之例,著录已佚宋代方志一千零二种,用力甚勤,所获颇丰,然编排次序不尽合理。潘晟、刘廷祥对明代方志地图做了有益探讨46,清代方志研究成果则层出不穷。 以地域而论,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既包括内地,也涵盖了边疆。其中,历代都城的方志研究较为热门,中华书局的“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乃其中佼佼者,已出版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等,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光绪顺天府志》(八册)等。对于阎崇年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47,学界褒贬不一48,而发现、公布该海内外孤本之举则应予肯定。对于明清各省通志研究的成果不少,论文研究对象主要有:八旗、卫藏、江苏、安徽、浙江、陕西、湖南、山西、广东、广西、河南、畿辅。李正宇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49、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50均已面世。李健超《〈长安志〉纠谬》功力深厚51,而党宝海对《元河南志》的质疑也可成立52。吕志毅认为,范成大《吴郡志》是吴地定型方志的界碑53。 以专题而论,涉及了起源、体例、义项、流传等各个方面。其中,巴兆祥的《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是一部巨著,不仅研究中国方志流入日本的轨迹,还苦心孤诣地编纂了东传方志总目,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54。 某部具体方志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省、府、厅、州、县、乡土方志个体研究的论文十分丰富,古为今用方面也不乏献计献策之论,恕不一一评论。 二 古地图(舆图) 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古地图资源,古地图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因而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下面拟分五类主题,予以择要评价。 1.通论、目录与资料影印出版 通论性地图学史著作,除了此前王庸、陈正祥、卢良志三种之外,近年的余定国著《中国地图学史》55、廖克与喻沧合著《中国近现代地图学史》56虽篇幅多寡不等,而内容则越来越丰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故汪前进编选的《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57收录了发表于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地图学史的69种文献,分为通论、专论、传记、目录四类,依次编排, 16开本,精装5册,非常完备。 馆藏舆图目录的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走在了前面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宫舆图就有近8000件,这些图的门类众多,内容广泛,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文物价值,更是研究清朝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59。 各种古地图选集的出版,是学术研究的基础。20世纪已出版的古地图选集有5种9大册,可参见华林甫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第474页。进入21世纪以来,影印、出版古地图蔚然成风,而清代舆图则是重点。其中,王自强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由他主编而影印的古地图有《中国古地图辑录》、《清代地图集汇编》两个系列。前者由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自2002年以来已影印《康雍乾盛世图》和湖北、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台湾、广东7省约7000来幅舆图;后者选择清代编印上百种地图集中的3000余种区域性省级地图集影印,拟分5编,出版社不固定, 2005年以来已出3编,收录江苏、奉天、浙江、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安徽、广西、台湾、福建、山西、陕西、黑龙江、新疆、畿辅17省18种,均为清末刊本,四编、五编待出版。与此同时,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03年10月影印出版了《大清一统舆图》,外文出版社于2005年影印出版了4大卷《北京历史舆图集》, 2007年出版了汪前进、刘若芳汇集的3巨册《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国家清史编委会组织了《水道寻往》60、《皇舆遐览》61两部舆图书籍。此外,还出版了李培编《清代京杭运河全图》62、李孝聪与席会东合著《淮安运河图考》63等。 地方性、区域性的古旧地图选集,时段也以清代或清代以来占主导地位,主要有:《澳门历史地图精选》,邹爱莲等主编,华文出版社, 2001年1月;《广州历史地图精粹》,邹爱莲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年5月64;《柳州市历史地图集》,柳州市方志办编,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年10月;《杭州古旧地图集》,杭州市档案馆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年1月;《湖州古旧地图集》,刘宏伟主编,中华书局, 2009年6月;《湖南方志图汇编》,刘昕等编,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9年5月;《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州市规划局、城建档案馆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笔者认为:这个门类,今后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些工作,自然让人们联想到清代以前的古地图。先清舆图数量相对较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早在1997年便影印了罗洪先《广舆图》(万历七年刊本),王自强则编成了两部书:一是《明代舆图综录》(6册),二是《宋元古地图集成》(上下卷),分别于2007年10月、2008年5月由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 因此,元代及其以前的古地图已全部影印,明代主要地图已汇集面世,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地图和地图集也已公开出版,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虽然清图遴选有些粗糙,印刷质量也有高下之别,但成就应该是主要的,应予充分肯定;像近年来大规模地、集中地影印古地图,不大会持续很长时间,今后更应该细水长流,朝着精细化、地域化、专题化三个方向发展。 2.地图理论与出土地图研究 古地图理论研究不多,但十分可贵。关于古地图的起源,卢良志提出了自己的思考65。关于裴秀“制图六体”,辛德勇《准望释义》66认为“准望”不是传统认为的方位,而是地理坐标,同时认为“制图六体”一词是“晚近研治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的学者,则将其进一步简约规范”的结果。韩昭庆持不同看法,她查出“制图六体”一词出现在光绪年间石印本《皇朝经世文三编》中,对制图六体也做出了新的解释67。计里画方是古地图一大特色,安敏等《中国古代地图的数学基础与地理空间维度认知》68认为,“计里画方”已经实现了三维地理空间的科学认知,这也是“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可以持续一千多年的理论依据。葛兆光提出:从古地图中关于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描绘,可探讨古地图与思想史的关系69。 余定国系外籍华裔学者,其《中国地图学史》撰写思路有些与国内不同,读来耳目一新,例如:提出“修正中国传统地图观念”(中译本第43页)、“重新界定地图”(中译本第187页)、“重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目的功能和环境”(中译本第44页)等理念,认为“为了了解古地图,我们应该根据古代统治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去进行研究,而不要根据现代地图学的概念去滥用这些古地图”(中译本第30页)等。韩昭庆的书评一方面“十分钦佩作者克服跨专业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敢于说“不”,认为“(余书)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余书所提倡的一些角度不应成为地图史研究的主流”,同时提到海野一隆提出的古地图流传中存在“精亡粗存”现象,认为“仅以流传至今的地图作为对象来描述、研究中国地图史,无疑是远远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实的”,因而提出了当前中国地图史研究的四大内容70。 考古发现推动了学术进步,以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地图最为突出。 有关天水放马滩地图的整体研究, 90年代以来取得过显著成就71,而最主要的是雍际春著《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研究》72。全书7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是实质性内容研究,不仅归纳了古地图复原的7条基本原则,而且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组合编缀方案,最有创见。 关于马王堆地图,研究热情持续了20多年,发表过很多文章,近年则以探讨其技术方面成就较多73。 对于天水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研究最为精深的,首推张修桂,在他个人论文集《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74中仅就该两种出土古地图的研究论文即有12篇之多,成就最大。 3.传世地图研究 汉代以后直到五代,中间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持续700多年,却连一幅实物地图也没有流传至今75,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流传至今的地图中,主要是石刻地图和木刻本地图,越到后来则刻本地图数量越多,但研究成果中刻本舆图研究并不占绝对优势。从实际情况来看,时代越早的刻本舆图,相关研究的论著就越多。 传世地图中,要数宋代的为最早。对宋代舆图研究最多的,是现藏西安碑林的《禹迹图》、《华夷图》和镇江的《禹迹图》。继曹婉如、刘建国之后,赵静《〈禹迹图〉制图技术再认识》认为,作为古地图的精品,它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76。1964年在四川荣县发现的宣和《守令图》碑刻,与北宋沈括绘《守令图》有什么关系?郭声波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早底本,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800年的精品地图可望重现人间77。 关于西夏地图,最富有价值的是黄盛璋、汪前进90年代发现的《西夏地形图》78。此说发表10多年后,胡玉冰《汉文西夏地图文献述要》提出挑战,分析了《宋两名相集》中、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所收、俄罗斯庋藏手稿《西夏地图》内的3种《西夏地形图》异同,又从版本流传、西夏疆域盈缩、行政建置、明朝舆图特征等5个方面论证,认为《西夏地形图》最合理的成图时间不会是在宋朝,而最有可能在明朝,具体是万历三十六年《宋两名相集》问世前的某个时间,绘制者已不可考79。 关于明代地图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明代古地图珍品———《大明混一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含爪哇、北连蒙古,表明:早在欧洲人宣称他们“发现”非洲大陆1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对非洲有所了解,地图中甚至标出了非洲主要河流的走向。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但图上没有标注绘制时间和作者,刘若芳、汪前进的考证结论是:该图绘成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六月至九月间80。 2005年是郑和航海六百周年,关于航海地图的研究成了热门。向达1961年整理了《郑和航海图》,朱鉴秋等在向达基础上于1988年主编了《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周运中指出:向达所依据的版本不是明天启《武备志》原刻本,而是清初删改本,并且明末《南枢志》中也收录此图,比较3种本子后发现互有对错,认为将三图结合考其讹误、辨伪存真、作出新本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81。这个见解,犹如石破天惊,必将开创“郑和航海图”研究新局面。与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同,近年冒出的《天下全舆总图》据称是一幅能证明郑和发现美洲的中国古地图,是乾隆年间从明初舆图摹绘的,刘钢撰有著作82,事实上则被证明是赝品83。 学界对于清代舆图的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卷是1997年12月出版的,收入清代地图共84种、212幅,连同此前的两册,是古地图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汪前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国总图的绘制》是提纲挈领的论文,可以看做是他个人对康乾盛世地图研究的总结84。孙喆著《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85从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清代舆图出发,研究了舆图所反映的清代疆域形成诸问题。姚伯岳总结了清代彩绘地图的4大特点,进而指出:即使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彩绘地图仍然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方式和特点86。李胜伍、汪前进专门研究了收藏于石家庄市博物馆的清人叶子佩(圭绶)初绘于道光年间而在咸丰辛亥(1851年)重刻的世界地图———《万国大地全图》87。具体某一幅或一类舆图的研究,成果很多,无法一一评论88。 台湾同胞研究古地图的热情高涨,成果众多,既有全国各地舆图的研究,也有台湾本岛古地图的成果,还有专门的学术会议。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缕述。 4.中外地图交流研究与海外中文舆图的搜访 中外地图交流方面以利玛窦研究最为突出。利玛窦依据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和其它有关图籍,在中国多次编绘用汉文注记的世界地图。黄时鉴、龚缨晏合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一部巨著89,除“导言”之外,分成3编,上编是“绘制与刊行”,中编是“源流与影响”,下编是“文献整理”,同时配以许多插图,最后殿以利玛窦所绘各版世界地图的所有图版。如此系统地研究利玛窦地图,还是头一次,书中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观点,廓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学术价值很高。阙维民专门研究了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所藏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90。杨雨蕾《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韩国及其影响》91考察该地图目前在韩国的收藏情况,并对它们带给朝鲜半岛的影响作了论述。与此同时,李氏朝鲜后期的圆形地图也进入了学者视野92。 海外中文舆图的搜访与研究,台湾学者从事于此更早93,但大陆学界后来居上。李孝聪通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调查,探讨了明中叶以来中文地图从中国西传的几条路径,披露了许多国外图书馆从未被世人所知的中文古地图收藏信息,并逐一鉴定地图的年代及相关内容,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图版印制质量亦佳94。华林甫撰《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已于2009年3月问世95。该书由前言和上、下两编组成,上编是3篇专题研究论文,下编是127幅舆图彩版和作者对每一幅舆图的逐一考证,对于1850年代两广天地会起义、早期太平天囯一些细节阐幽发微,颇有创获。郑永华对华林甫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携归的6幅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进行了考订,指出“对传统舆图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档案资料,从而促进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96。 流失海外的中文舆图尚多,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后还将大有可为。 5.小结 总的来看,古地图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古地图实物影印出版了许多,空白领域和未经研究的个体越来越少,有的年轻人还以古地图作为学位论文选题97,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是可喜的一面。 笔者认为,古地图研究领域尽管成绩是主要的,但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毕竟古代、近代中国的地图史料非常丰富,而已有成果的程度深浅不一,研究中产生的问题亦复不少,有些争议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对于近代地图学史的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环节)仍然薄弱98。并且,与欧美国家大量利用古旧地图来研究历史相比,我们中国还是有些落伍;就中国内部而言,海峡两岸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实,与文字资料一样,舆图也是史料———是研究历史事件的史料,而非仅仅是地图学史或测绘史的史料99。 三 山川地理著作、游记及其它 陈桥驿是当今郦学大家,他整理的《水经注校证》是权威版本,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出版。然白璧微瑕,宋震昊指出了其校点中的24条失误100。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101是一篇功力深厚、考辨扎实的佳作,在一一体验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批注本、稿本、钞本、刻本、铅印本5种版本基础上,指出:现藏台湾省“中央图书馆”的全稿本是最后稿本,而所谓“正本”或“誊清正本”只是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这个观点,可了结一桩学术公案。 游记方面的研究,涉及了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王士性《五岳游草》等。张忍顺等对《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丹霞地貌记载的重要性及其科学贡献进行了论述102。黄珅从史实之真、史才之美、史识之高3方面评价了其书的史学价值,认为《徐霞客游记》是明末南方社会最直接、最真实、最生动的记载,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信史103。 其它方面,包括四部分类中史部以外所有关于地理的文献及其研究,或者说是包括子部、集部作品中关于地理的部分,例如王子今注意到了《南都赋》的自然生态史料价值104,魏华仙挖掘了《鸡肋编》生态环境史料价值105等。 最后,要提一下这个领域的通论性著作。80年代有靳生禾、杨正泰的两部著作, 90年代没有,近10年里则有杨光华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的问世106。大陆学人一般不大注意的王恢著《地志识略》107,其实也是关于历代地理总志和正史地理志的一部佳作。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时期经费”的资助。本节的一部分资料收集,获得卢祥亮协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王文楚、胡菊兴、钱林书、祝培坤点校《太平寰宇记》, 2007年11月出版,前八册为正文,第九册为索引。这是点校者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吸收宋版残本、万廷兰本、中山大学庋藏钞本、四库全书本、傅增湘校本等优长基础上取得的可喜成果,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本子。 ②施和金点校的《方舆胜览》, 2003年6月出版,上中下三册。本书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八个版本而成。 ③[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④高师第著:《禹贡研究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⑤张祝平:《宋人所论〈山海经图〉辩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年第4辑,第66-69页;张春生:《〈五藏山经(南山经)〉地理今释》,《历史地理》(第17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408-421页。 ⑥王培华:《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3辑,第115-122页。 ⑦罗威:《〈元和郡县图志〉的版本及价值》,《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6年第6期,第54-55页;李文才:《试论〈元和郡县图志〉的成就及特点》,《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年第1期,第1-10页。 ⑧乔凤岐等:《〈元和郡县图志〉勘误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2辑,第74页。 ⑨叶修武撰:《乐史》,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年。 ⑩李裕民:《舆地纪胜续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第34-41页。 11施和金著:《关于两种宋本〈方舆胜览〉的差异及其优劣问题》,《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207-230页。 12[宋]欧阳忞著,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上下册),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3王小红:《〈舆地广记〉的地名学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106-114页。 14杜锡建:《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 2009年第7期,第32-35页。 15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的价值与缺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1辑,第82-90页。 16张英聘:《论〈大明一统志〉的编修》,《史学史研究》, 2004年第4期,第48-56页。 17没有以沪图庋藏顾祖禹原稿本为底本的原因,是原稿本年代久远,纸张已朽、缺页既多,字迹又屡有漫漶不清者,只得忍痛割爱。 18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随园文库,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439-454页。 19收入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231-244、245-267、304-311 页。 20张艳玲:《三部〈大清一统志〉比较研究》,《清史论丛》,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年,第257-277 页。 21华林甫:《〈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统部的编纂过程》,《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01年,第250-269页;华林甫:《档案所见〈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统部的编纂过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421-434页;华林甫:《道光年间〈一统志〉各省定稿进奏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22侯德仁:《〈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地方志》, 2006年第12期,第43-46页。 23牛润珍等:《〈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 2008年第1期,第136-148页。 24华林甫:《关于〈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 2007年(第24卷第3期)。 25华林甫:《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 2006年第2期,第41-49页。 26谭其骧撰写的该丛刊前言,发表在《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2期。 27均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28侯甬坚著:《历史地理学探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第223-247页。 29李新峰《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北京大学学报》, 2005年第1期,第57-62页。 30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湖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10-521页。 31《〈宋书(州郡志)〉献疑》,《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362-377页;《〈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年第3辑;《〈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历地理》(第20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5-402页;《〈宋书(州郡志)〉补正》,《古典文献研究》总第6辑,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157-172页;《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校点献疑》,《文史》, 2004年第2辑,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第237-243页。 32郭黎安:《〈隋书·地理志〉所载旧置郡县考》(豫兖部分),《历史地理》(第18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2-352页;又载于《北朝研究》新版第4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年。 33载《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178-186页。 34载《文史》, 2004年第3辑,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35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 36载《历史地理》(第17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387-397页。 37载《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378-387页。 38孔祥军:《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谬误举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1辑,第105-109页; 39胡运宏:《清儒补三国地理志成就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1辑,第143-156页。 40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第109-119页。 中华书局, 2008年。 41可参见华林甫《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清史研究》, 2008年第3期,第117-136 页。 42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十个小类中,总志与都会郡县是其中的两小类。这种分法是正确的。学界有将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的说法,例如陈光贻著《中国方志学史》,第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年)等。 43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4辑,第136-146页。 44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下), (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期(2007年出版)和第28期(2007年出版)。 45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46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年第1辑,第74-81页;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115-124页;刘廷祥著:《我国方志地图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图为例》, (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2005年。 47中华书局, 2009年。 48马斗全:《〈康熙顺天府志〉卷七校点差错举例》,《社会科学论坛》, 2010年第11期,第80-84页;刘宗永:《读阎崇年校注本〈康熙顺天府志〉》,《北京日报》, 2010年3月29日。 49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 50《西域图志校注》,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 51《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388-397页。 52党宝海:《元〈河南志〉质疑》,《历史地理》(第17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398-407页。 53吕志毅:《范成大〈吴郡志〉:吴地定型方志的界碑》,《黑龙江史志》, 2003年第6期,第18-22页。 5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55原为199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英文《地图学史》巨著中《传统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学史》的一部分,作者为华裔汉学家余定国(Cordell D. K. Yee)。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译者姜道章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地理学系教授。 56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年。 57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7年。 58《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 59参见邹爱莲《关于清宫舆图》,《明清论丛》第2辑,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1年。邹爱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舆图》,收入《清代档案整理与馆际合作会议论文》(内部印制),第三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6年11月2-3日。 60天津图书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61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62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4年。 63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年。 64澳门、广州两种书籍,名为历史地图,实则古地图。 65卢良志:《中国古地图起源探讨》,《测绘学院学报》, 2002年第3期,第227-229页。 66载《九州》第4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年3月。 67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 2009年第6期,第110-115页。 68《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2007年增刊。 69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中国测绘》, 2002年第5期,第30-33页。 70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6期,第76-82页。 71参见华林甫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第474-477页。 72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 73王子岚:《长沙马王堆汉初地形图的测绘科技及相关科技思想》,武汉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姜生:《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3辑。 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2月。 75勉强可以算的,是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曹婉如研究员在1990年即已预言,“今后还将不断有(地图)实物和文字资料被发现”。 76《文博》, 2003年第5期。 77郭声波:《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源》,《四川大学学报》, 2002年第3期,第114-119页。 78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2年第2期。 79胡玉冰:《汉文西夏地图文献述要》,《文献》, 2005年第1期,第93-110页。 80《〈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明史研究》第10辑, 2007年。 81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年第2辑,第145-152页。 82刘钢著:《古地图密码———中国发现世界的谜团玄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83黄时鉴《〈天下全舆总图〉赝品内证》,《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28日第7版。周振鹤、金国平、龚缨晏等也都发表了文章。 84即《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前言。 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86姚伯岳:《论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7年第4期,第84-89页。 87李胜伍主编:《清代国人绘刻的世界地图〈万国大地全图〉》,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年。 88朱竞梅著:《北京城图史探》,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 2006年第6期,第55-60页;李孝聪:《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水利学报》, 2008年第8期,第947-954页;曹玉凤等:《中国古地图上的黄河》,《黑龙江史志》, 2009年第19期,第28、35页;胡强等:《集成古地图与多源空间数据的清口河道演变研究》,《江西水利科技》, 2008年第3期,第157-160页;邓晓:《〈增广重庆地舆全图〉考辨》,《西南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第40-43页;段伟:《清朝舆地全图〈国朝天下舆地全图〉绘制时代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研究[3]》,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65页。 89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90阙维民:《伦敦本利氏世界地图略论》,《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年。 81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1辑,第91-98页。 92徐宁:《国图所藏李朝朝鲜后期的圆形地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4辑,第146-151页。 93陈富美:《中国地图之研究》,台湾师大《地理研究报告》第13期, 1987年,第127-150页。 94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李孝聪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年。 9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年。 96郑永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初考———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一》,《清史研究》, 2006年第1期,第96-102页;郑永华:《省河之南的鏖战———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学术研究》, 2007年第7期,第95-102页;郑永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考释之三———关于平洲的舆图及其档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4辑,第121-128页。 97据笔者孤陋寡闻,至少有赖弘文、王子岚、赵峰、薛月爱、王宁、易田慧、容天伟等7篇。 98邹振环曾想对晚清用西方新式方法绘制的地图作竭泽而渔的全面清理,但后来因单幅地图收集困难而放弃了,见其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后记。 99这个理念系笔者提出,见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年,第22页。 100宋震昊:《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校点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2辑,第99-103页。 101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02张忍顺、葛云健、齐德利:《徐霞客对丹霞地貌景观的考察与贡献》,《历史地理》(第20辑)。 103黄珅:《〈徐霞客游记〉的史学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6期,第34-41页。 104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年第3辑,第104-112页。 105魏华仙:《〈鸡肋编〉的生态环境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4辑,第30-38页。 10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107台北“国立编译馆”, 1988年初版。 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研究 潘 晟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20世纪的后50年,随着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历史地图编制与出版 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①。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除了传统纸质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出版以外, 最为突出的新发展则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的起动与稳步推进,使本领域的研究从传统媒 介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迈进。 兹从3个方面就这10年来的情况作扼要的述评,挂一漏万之处请方家批评。 一 对已出历史地图集的评介与纠谬 图书评介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与推广,同时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学术批评,从而起到推动研究深入 的作用。但是2001年以来,虽然前后出版了《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省历史地图集》③、《福建省 历史地图集》④、《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⑤等重要图集,但是学术性强的评介却很少见到,所见多侧 重内容介绍,如刘美兰:《沧海桑田的再现———谈〈上海历史地图集〉的编制》⑥、尹钧科《图解宣南 ———读《〈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有感》⑦,在数量上也不够热烈,与2000年前相比甚为逊色。 除个别以外,纠谬工作主要仍然集中在谭图上。如杨森翔《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他———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⑧、莫久愚《昭君坟、石崖城与达拉特旗段黄河———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注记的考疏》⑨。此外刘纬毅《〈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部分商榷》⑩就图集中山西部分的一些地望定点问题、行政区划的遗漏问题做了补充;吴良宝《〈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地名校补》11则依据战国文字资料对战国部分疆域变迁、地望定位做了较系统的讨论,共补充了80余新县名。上述文章若能更严谨地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地图编制角度出发,则价值方才显著。岳升阳《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12或可为表率。该文在充分利用城建工程所见考古遗存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梳理,对城址的空间位置及城内布局做了新的推定,从而对以往各家金中都历史地图的编绘提出了纠正。 二 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与编纂 1.已出版图集 2001-2010年间,在教学用历史地图方面除了引进马丁·吉尔伯特的再版《英国历史地图》、《美国历史地图》13等以外,还出版了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14。此外还有梁文枢《简明圣经史地图解》15、骆承烈《孔子历史地图集》16、吴秦杰主编《毛泽东光辉历程地图集》17、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18等数种读史地图。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主持的《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19虽然包括了14幅示意性质的历史地图,但主体由明-民国时期舆图组成,更像古地图集。 挪威建筑学家Kund Larsen和Amund Sinding-Larsen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20,虽然不属于严格的历史地图集,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景观的历史地图表现方式,值得重视。 《福建省历史地图集》21是新编《福建省志》的组成部分,单行出版。它是由政区、军事、人口民族、经济、文化、自然6个图组构成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利用计算机制图技术较为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时期福建省区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的主要侧面。在编绘语言上也做了新的探索,如对各图幅地理要素依不同图组内容做统筹选取、古今分色则尝试多色表达、标准年则据地理要素的演变特点确定,等等。另外,对于历代政区界线,与《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绘出隋代以来县级政区界线不同,本图集明以前止于府、州二级政区分界,明-民国则绘出县级界线,更为谨慎。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历史地图集政区界线,尤其是县级政区界线的编绘,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陈桥驿大体认为即使搜集齐备明清鱼鳞册也很难做到准确地复原县级政区界线,而搜集齐备某级政区明清鱼鳞册这实际上不太可能, 所以与其制造错误,不如不绘22。另一种意见则尽量绘出政区界线,如上述山西、福建图集编纂者。对此,亟待深入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侯仁之、岳升阳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23为城区历史地图集编制树立了榜样。图集包括城市形成与沿革、文化、经济、官署、建筑、市政及其他。该图集最大的贡献是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制图技术十分细致、准确地复原了宣南地区的城市历史地理景观,尤其是明清以来城市人文地理景观。该图集在图幅的标准年确定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年份,而往往作时段性选择。其一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则是部分图幅有比例尺说明,而部分则没有,不利于读者阅读、计算。 最突出的成果则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2. 0版2003年6月正式发布,目前国内读者可以在复旦大学“禹贡网”平台上使用或下载。这个平台目前包括历史地图和历史地名两个部分。历史地图部分目前包括“东南地区时间序列地图”、“1911年省县界和村镇地图”、“1820年全国地图、上海地区建县以来的县界变化地图”、“福建地区1368-1911年县界变化地图”、“公元前123至1470年中国东部旱涝等级分布地图”、“1912-1948年河南旱涝灾害分布地图”7种。历史地名系统的查询内容包括“历史地名名称”、“历史地名的隶属关系”、“历史地名定位和定时间的文献依据和考释”。24现在网站上标的是4·0版本,但是图文使用的说明仍是2·0版本字样。该系统的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历史地图研究迈入数字化时代,是里程碑性质的成果,为其他类型的后续开发树立了标准。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20世纪80-90年代出版过数种市县历史地图集,如《山东省沾化县历史地图集》25、《潍坊市历史地图集》26、《潍坊市潍城区历史地图集》27、《潍坊市坊子区历史地图集》28、《潍县历史地图集》29、《莱阳县历史地图集》30、《咸宁市历史地图集》31。新世纪以来所见正式出版的是《柳州历史地图集》32。该图集第一部分为186幅柳州古旧地图,第二部分是柳州方志办组织编绘的《柳州历代政区图》(9幅)和《明代至民国柳州城区图》(7幅),因此它与前述山东所编市县历史地图集不同,属于古旧地图、历史地图合集。上述市县历史地图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基本由所在市县方志办或地名办组织编写,质量参差不齐。 2.编纂中的历史地图集 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该图集从1982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先生主编,国内数十家单位参与,包括20个图组, 1300余幅地图,以补《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不足,据说2000年已大体完成,将分3巨册出版33,但至今仍未面世。见于报道的还有谢觉民等海外学者准备编绘的《中国历史文化地图集》,虽然1999年已发布了具体的思路和样图,不过至今未见图集出版34。 正在编纂中的省区历史地图集还有山东、广西、浙江等。其中《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据友人告知包括政区、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古村镇7个分册,除军事外其他各分册已完成初稿。《广西历史地图集》则包括政区、自然、人口与民族、经济、文化、城镇、军事7个图组,并同时推进广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工程35。 《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可能是正在编制中的第一种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对象的历史地图集。目前它在《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图再现研究》项目的支持下,仅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有韩平《明代长江三峡乡镇里地理考》36、王文君《清代长江三峡地区陆路交通网络研究》37、刘旭辉《清末长江三峡地区重庆府属州、厅、县界线研究》38等数篇,这为它的编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种方式值得借鉴。 三 历史地图的理论探讨 1.古代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 主要有辛德勇《19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学者编绘历史地图的主要成就》39一文。该文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历史地理考据学,为编绘内容更为深入细致的历史地图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代表是《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该文以清代学术史整体为背景对古代历史地图编纂的讨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2.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探讨 李孝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40,根据其编纂心得,对选目、底图、比例尺、注记、时代断限、图例等各个方面做了明确的阐述,并对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做了科学区分。这是少数对纸质历史地图集编纂进行总结和理论反思的重要文章。 陈桥驿《关于〈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则在总结已出版图集成果的基础上,对图幅时限、内容、地名、县级政区边界、比例尺等诸多方面发表了纲领性的看法,其宗旨在于强调“言必有据”的科学性。 随着计算机制图41和GIS在历史地图编制中的引入,相关概念、数据库设计、制图方法与技术的讨论成为必要。葛剑雄、满志敏、唐晓峰等人的讨论为此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42一文,在回顾历史地图编纂史的基础上,指出了传统制图的诸多限制,介绍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等机构合作,启动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并对该系统的基本思路、数据库的要求、目标做了扼要的阐述。 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43一文,概括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基本内容,基础数据的基本属性,并逐一进行了阐述和例释。对数据时间属性实现的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了开拓性的讨论,提出了描述数据的“记录生存期”概念,还讨论了不同语言的表达问题。上述理论阐述,在“禹贡网”上发布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2·0版本(以及后续的4·0版本)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唐晓峰《北京历史地图的数字化》44一文,则在介绍美国数字地图技术与应用发展现状,以及北京历史数字地图编制计划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和例证,深入讨论了数字化历史地图的标准年代问题、图层表现问题、地理过程的显示问题、地图与读者的互动关系、附加信息与传播方式等。 苏智良、吴俊范提出利用历史地图的方法进行景观历史研究的设想,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为例,提出了城市景观数据库编制的内容选择与原则45。周长山、陈大克则发表了研制广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路径46。这些论述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观这10年来的历史地图研究,取得的成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省区历史地图集编制的稳步推进,城区、区域历史地图集编制的探索;二,计算机制图技术的引入;三,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引入与逐步实现,数字化时代的开启;四,历史地图集理论与方法讨论的逐渐展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很多亟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数字化历史地图编绘理论与方法的完善,数字化历史地图与纸质历史地图的转换编绘,古今图层分色处理方法的完善,古代政区界线尤其是县级政区界线的复原技术与方法,图例与图幅的统一,图幅与比例尺的关系,以及如何超越地理复原,等等。尤其是,至今还没有一种可供参考的历史地图集编绘手册!这些有待今后的工作解决。 注释 ①刘子刚:《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地图编制出版述略》,《中国测绘》, 2001年第1期,第16-22页。 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③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0年。 ④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年。 ⑤学苑出版社, 2008年。 ⑥《地图》, 2001年第3期。 ⑦《前线》, 2010年第1期。 ⑧《宁夏大学学报》, 2008年第1期。 ⑨《西部资源》, 2010年第1期。 ⑩《山西师大学报》, 2001年第1期 11《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3辑。 12《北京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 13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 14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2年。 15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6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3年。 17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3年。 18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7年。 19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 20李鸽、木雅·曲吉建才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 21卢美松主编,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年。 22陈桥驿:《关于〈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2期,第54-58页。 23学苑出版社, 2008年。 24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3年6月。 25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1年。 26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 1988年。 27潍城区地名办公室编印, 1985年。 28坊子区地名办公室编印, 1986年。 29山东潍县地名办公室编辑出版, 1982年。 30莱阳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印, 1986年。 31湖北省咸宁市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1984年。 32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年。 3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历史地理》(第18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11页。 34徐敬仙:《中国历史文化地图集的第一笔》,《地图》, 1999年第4期,第21-24页。 35周长山、陈大克:《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关于〈广西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数字化工程》,《广西社会科学》, 2008年第3期,第24-26页。 36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37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 38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 39《社会科学战线》, 2008年第9期。 40《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 2003年。 41何宗宜、张会霞:《〈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的设计与计算机制图》,《测绘通报》, 2003第12期,第42-44页;王丹等:《历史地图编辑设计探讨》(《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09年第6期,第206-208页)也对历史地图编辑的计算机制图发表了初步的意见。 42《历史地理》(第18辑)。 43《历史地理》(第18辑)。 44《北京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 45苏智良、吴俊范:《景观的历史表述及其路径———兼论“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和运用》,《史学理论研究》, 2010年第3期,第100-110页。但世博会前出版的《上海历史人文地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与上述设想有一定距离。 46周长山、陈大克:《广西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地图再现———关于〈广西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及其数字化工程》,《广西社会科学》, 2008年第3期,第24-26页。 十年来学界学术组织与学术力量评价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在前文的叙述和评价中,被论及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产自于作者之手,拿一部会议论文集来说,意味着这是一个学术群体的创作成果。作者虽然分散于各地,在各自的供职单位言传身教,著书立说,或申报项目,潜心钻研,又或多或少地同既有学术传统的组织形式产生联系,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个学术圈子及其研究氛围①。近年来学者们感慨道,现在的学术会议真多,让人应接不暇;这都是不同学术组织积极展开活动后的一种切身感受。 一 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作用 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学会组织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②。专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主办学会刊物《历史地理》、组织安排历史地理专业的学术年会上。 2000-2011年期间,《历史地理》出版了10辑,保持了学会刊物的连续性。《历史地理》刊物风格质朴,内容精湛,稿源广泛,早已获得国内外学界的良好评价③。最近十年每辑的发稿量,比之前面各期几乎是成倍增加,显示了历史地理学学术研究的兴盛状况。 最近十年,历史地理学界的年会已归于两年召开一次。先是2000年8月,复旦大学主办了新世纪第一次历史地理年会(会址昆明),之后的年会分别由天津师范大学(2002年,天津)、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乌鲁木齐)、暨南大学(2006年,广州)、武汉大学(2008年,武汉)、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桂林)实际承办。从办会过程来考察,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号召力越来越强,各个办会单位对专业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推崇④。 譬如2004年的年会,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考虑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过去的欧亚大陆时代、我国西部大开发和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建议2004年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并将这一具体工作委托给陕西师范大学……”⑤。乌鲁木齐、广州、武汉各次年会均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置于会议主办单位之首,桂林年会则把专业委员会作为惟一的“主办单位”,其他则成为“承办单位”。2002年天津年会因故未出版会议论文集外,新世纪以来的五次年会出版了五部会议论文集,⑥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显示的是各个主办单位协助专业委员会工作能力的提高,以及对会议成果高度重视的态度。 论及学术组织所起的作用,不由地联想起一位科学学创始人J. D.贝尔纳的专门论述⑦: 我们需要经常记住两个主要的考虑。第一是:科研归根结蒂是由个人来进行的,所以首先要注意到各个科研工作者的条件。第二点是:由于进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人类,这就需要最有效地协调各个人的工作。理想的办法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在一种组织形式里尽其所能,这个组织形式要能使他的工作成果发挥最大的社会功用。主要的问题是怎样使整体的组织起来的需要和个人要求自由的需要调和起来。 《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最早出版于1939年,许多学科的组织者及其学术团体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奋斗了许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最近十年我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专业刊物、组织年会开展学术交流方面,按照J. D.贝尔纳的论述,还应当在个人工作成果“发挥最大的社会作用”方面做一些工作。联系今日工作实际,属于不同形式的集体工作成果,自然也在推向社会的范围之内。 在学会组织上,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归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导引,在国家层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版本)等场合,历史地理学为历史学(门类和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研究生毕业获得的是历史学学位,许多人对此感到不顺,或很难理解。对此,是需要予以多方化解的。首先,这是有其既往原因的(也属于本学科学术史研究内容)。其次,这是历史地理学科本身特点的一种现实反映,应当予以理解和尊重,不能总是拿自己的固有专业去做要求。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我们,是需要做一下换位思考的,即我们在不同的方面既同历史学又同地理学两大学科有关联,不正是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吗。我们做的正是跨学科的工作,既与历史学又与地理学有关系,在这样的理解和心态中去做自己最想研究的课题、去写自己最想写的文章,可能才最接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风格。 二 学术力量的判断和描述 在一些学人眼里,历史地理学算是一个“小学科”,处于同一位置的还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并认为把这四者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位置上予以撤销,是调整学科结构的一种思路。以学科大小、从业者众寡不同等标尺来做类似的判断,的确是一种容易发表的看法,但讨论的关键应该是历史地理学这样的“小学科”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究竟具有什么位置、发挥着什么作用?如果能够说明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结果是不可缺少甚至是非常明显的,那无异于是说“小学科”也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可以发挥比较大的学科作用的。 历史学诸多学科的名称及其内容,所构成的学科体系应当也有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点。被简称为“史学”的历史学,最简洁的一种归纳就是它是一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具体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是通过过去时代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的恢复和重建,来展开中国各个地域上民族、民众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内容,以及与所生存地域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集中揭示中华民族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特点和趋势。相当多的学科对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赞誉⑧,已经超过了最初编绘这套图册的基本目的,把人们的关注视野带向了更为辽阔的领域和方向。 类似历史地理学这样的学科,建立在传统舆地之学中的沿革地理之上,又遭遇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冲击和洗礼,方成长为今日之历史地理学,可谓出身不易,转换艰难,但这也预示了这门学科对于人类而言可能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责任和使命。与历史学其它学科有一些不同,历史地理学不仅有学术研究层面的“叙述类”特点,还有面对社会实际的“实用性”特征,以前的类似研究不少已成为经典作品,同时还吸引着许多年轻学子前来学习和钻研。对于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尤其需要予以重视和加强,而不应该因为栖身于历史学学科之下而忽略了对于国家应用性研究的投入和热情⑨。 学界学术力量的根本是在学者那里。目前历史地理学界在第一线工作的学者,为1949后经过学校专业训练、在各种教研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不同年龄段的学者群。他们大多供职于高等院校,少部分供职于科研院所,来自于社会其他部门的相当少。学者之谓,绝不是一般所云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即为学者这一条可以满足,其中不可缺少的是从业者对于学界学术和道德规范的自觉遵行。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推崇严格考证方法下的治学路径,一批批基本功扎实的新秀充实到教研岗位上,稍经磨砺,即显锋芒,于是学界拥有了非常出色的学者群。 学者的力量有各种来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学者自身建立起来的自省和自律习惯。在这中间,有的是来源于严谨老师在自己心目中无形地树立起来的标尺⑩,有的是获教于孤苦青灯前古来圣贤的至理名言,更多地则是得益于自身学术追求中萌发的专业热爱之情和叩求学问的虔诚之心。而不惟行政,不惟权威,不从世俗的人格品质,勇于求真求实的人生信仰,亦为学术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的精神源泉。近十年内,学术界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学术规范讨论,一些历史地理学者不仅参与其中11,有的还直接参与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的制定和审阅工作12,为之起了很直接的推动作用。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让人心胸宽广的学问,我国上万万平方公里疆域上风貌各异的区域,呈现过的数千年中华波澜壮阔的历史,足以使广大的习者陶醉,研者沉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习园地,同时也是广大学者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出发地,进入到更早期人类活动当中的练习场,只要待以时日,随着研究条件的改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状况也将陆续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选题。 注释： ①历史地理学者除了参加本专业年会外,还自愿参加中国史学会、各个断代的历史学会、有关的自然科学学术会议、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等。 ②中国地理学会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之下的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拥有2万名以上会员,已形成一套日常工作制度,详情可参阅学会秘书处主办的每年四期的《中国地理学会会讯》。 ③朱毅:《〈历史地理〉辑刊在反映学科发展和实践中的作用》,《历史地理》(第14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这与同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采用的申报单位提出申请、专业委员会委员投票、得票最多单位获得年会主办权的申办方式有关系。 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1页 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01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郭声波、吴宏岐主编:《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7年;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下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周长山、林强主编:《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⑦[英] J. D.贝尔纳,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360-361页。 ⑧蔡美彪:《历史地理学的巨大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评介》,《历史研究》, 1984年第6期;李一氓:《读〈中国历史地图集〉》,《读书》, 1984年第12期;陈桥驿、金符:《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 1985年第4期,该文分别为《历史研究》、《地图》1987年3期部分转载;等等。 ⑨我国人文地理学专家朱玉麒教授在一个名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学者思考》发言中指出,应当思考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国家需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在区域发展过程与内在规律上面,从宏观研究着手是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连结和沟通的桥梁与纽带(2011年5月29日,上海,复旦大学)。这些意见值得历史地理学界同仁深思。 ⑩金冲及先生对老师谭其骧的回忆,见《中国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4年,第595页。 11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一书中,收入的有葛剑雄撰写的《学术规范论纲》、《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中国学术规范的传统与前景》、曹树基撰写的《关于“学术研究规范”的几点思考》、《学术批评的规范》、张伟然撰写的《也谈学术研究的规范》,以及曹树基、侯杨方合写的《学术规范的正途》诸文。 12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另外,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组织编写的《科研活动诚信指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的《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学界人士不妨一并阅读了解。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元代四川行省沿革与特征
- 下一篇：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