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浙江沿海卫所之布局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0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试论明代浙江沿海卫所之布局 施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通过在明代浙江沿海独特地理环境、海运条件及海防形势下的沿海卫所时空分布研究，探索了影响沿海卫所内在布局的历史、地理因素，揭示沿海卫所与海运、海防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军事战略意义，进而分析了明代浙江海防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沿海卫所；空间布局；明代海防 一、明代沿海卫所研究回顾 明代都司卫所是中国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因其所具有的鲜明地域性，不同学者多致力于区域卫所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但从有关沿海卫所的现有研究来看，对其时空布局作专门探讨的论著却并非丰富，顾诚、丁超等对明代沿海个别卫所的建置沿革展开探讨，邵晴、黄中青等则关注山东、闽粤等区域的沿海卫所与水寨等[①]。孙献涛《明代沿海卫所研究》一文宏观地概述了明代沿海卫所的建置特点、明代特殊海防形势下的变迁等史实，初步分析了其整体的布局规律[②]。王玉祥《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濬通》等文在明代海运研究中，也对沿海卫所有所论及[③]。值得一提的是，钟铁军《明代浙江沿海海防战区地理研究》一文引入“战区”这一概念，通过明代不同时期的浙江海防战区空间演变的研究，对明代前期沿海卫所以及明中后期镇戍制下海防战区空间复原，对两类战区空间形成合理性进行了历史地理分析，全文的重点在论述明代浙江在不同历史时段海防形势之下的海防战区体系演变即兵力分布与指挥体系的变革，此文虽直接关涉浙江沿海卫所空间地理，但对卫所体系微观布局的地理特征阐述篇幅有限，未能有所深入[④]。由此，本文通过在明代浙江沿海独特地理环境、海运条件及海防形势下的沿海卫所研究，探索影响沿海卫所内在布局的历史、地理因素，揭示沿海卫所与海运、海防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军事战略意义，进而分析明代浙江海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期冀获得有关明代浙江海防中沿海卫所体系的新认识。 二、浙江卫所基本布局 作为一种军管型政区，明代绝大多数卫所是具有强烈军事性质的地理单元，它以一种迥异于地方府、州、县的运作方式，履行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殊职责，“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⑤]，卫所军制便以这种统一的军队组合模式，逐渐放行至全国。明代浙江地区也不例外。 经过明初的一系列省并、析置，浙江行政区划逐步扭转有元以来于地方政区建置中犬牙交错、互相牵制的政治意图，明代浙江行政区划开始趋向整齐划一，而在这些整齐划一的政区中，都人为有意识地分布着诸多带有军事控驭性质的地理单元—“卫所”[⑥]。浙江地区卫所于明洪武时期便基本完成了总体建置，其中尤以洪武二十年所置卫所最为集中，自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境内卫所虽有如千户所的驻扎地迁徙、撤废与归并等些许变动，但皆已无关大体，卫所体系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沿海卫所体系的建置基本有一定的预先规划，其肇始于明代洪武年间，三十余年内，沿海府境内各沿海卫所的设立时间先后不一（即便本卫，也有由千户所改建为卫的建置沿革）。卫所城池建设与体制建置亦并非同步进行或完成，卫所城池建设一般要略迟至于其体制建置，即便其城池落成，历史上也经历多次的拓展增修甚至城址迁移。而若以卫所的空间布局来看，这一系列卫所在内地与沿海的地理分布则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差异。早在明初洪武十七年，为防备倭患，汤和便奉命巡视东南沿海，加强沿海守卫，曾有计划地发起了大规模沿海卫所筑城运动： “（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后三年，……移置卫所与要害处，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磐石、金乡、海门四卫所于浙……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江、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先已置八千户所，曰：平阳、三江、龙山、霩衢、大嵩、钱仓、新河、松门，皆屯兵设守。”[⑦] 浙江沿海之地，“凡卫所城，巡检司，关、隘、寨、堡、墩、堠皆其所定”[⑧]，此举基本确立了浙江沿海卫所体系的主体格局。嘉靖《浙江通志》则更为细致完整地保留了有关浙江卫所总体空间布局及其指挥体系的叙述： “本朝于会城置都指挥使司，统诸卫所，卫所之在内地者主守御，沿海者主备倭。卫在内地七而沿海者九。卫各五所，其外又特设所三十四，在内地者六，而沿海者二十八。卫所之官各有定员，而沿海则特设总督都指挥一人、把总指挥四人，温、处、金、衢即以分巡兼理兵备而沿海则特设巡视副使一人。卫所之军，各有总旗，有小旗；有操军，操有演武场；有运军，运有船；有屯军，屯有田。有地，有池，有荡，军器有局而沿海则又备战，有船守瞭，有寨传警，有烽堠墩台。卫所之外有巡检司，司有弓兵而沿海居其半。”[⑨] 据统计，明初以来浙江境内卫所的常规建置：内地卫有7，沿海特设备倭卫9，守御千户所五，千户所31（含水军所。其中舟山所分舟山中中、中左二所，嘉兴所虽别隶苏州卫，因其地处浙境内，故仍计之。壮士所虽后并于浦门所，仍计之以求完备。而本卫内辖所谓中、左、右、前、后五所则不计入总数内），其具体名目为： “内地曰：杭州前卫、杭州右卫、绍兴卫、台州卫、温州卫、处州卫。内地兼备倭者曰：宁波卫。沿海特设备倭者曰：海宁卫、海门卫、观海卫、磐石卫、金乡卫、松门卫、临山卫、昌国卫、定海卫。直隶都司者曰：衢州所、严州所、湖州所、金华所、海宁所。别隶苏州卫者曰：嘉兴所。沿海分隶绍兴卫者曰：三江所。隶台州卫者曰：水军所。隶温州卫者曰：海安所、瑞安所、平阳所。隶海宁卫者曰：澉浦所、乍浦所。隶临山卫者曰：沥海所、三山所。隶观海卫者曰：龙山所。隶定海卫者曰：大嵩所、舟山所（中中、中左二所）、穿山所、霩衢所。隶昌国卫者曰：爵溪所、钱仓所、石浦前、后所。隶海门卫者曰：新河所、前所、桃渚所、健跳所。隶松门卫者曰：隘顽所、楚门所。隶磐石卫者曰：宁村所、蒲岐所。隶金乡卫者曰：壮士所、蒲门所（笔者注：两所共处一城）、沙园所。”[⑩] 依照明时府的辖境来看[11]，位于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沿海六府的卫所总数，达到了10卫30所（宁波卫虽居内地，但职责兼备倭，故计入内），占六成以上，而且南北纵横，呈一线字排开，而腹里只建置有杭州前卫、杭州右卫、绍兴卫、台州卫、温州卫、处州卫等六卫，不足四成，分布呈孤立的点状。同时，卫所布局于沿海者，近海距离有半里一里三里五里不等，里程的上限皆不越十五里。显然，内地卫所数量及其职责重要性等皆不及建置于沿海者。浙江地区十一府境内，卫所的分布呈现出沿海严密、腹里为稀疏的空间地理格局，沿海卫所分布海岸近缘，职在防备倭寇，而腹里卫所驻扎内地核心地带，防守会城。二者的主要职责与军事战略意义虽有所差异，但根本的意图应当一致，即全力防守倭寇与海盗势力的渗透与袭扰。 三、影响沿海卫所布局的要素 3.1 独特地理区位下的卫所布局 浙江沿海地区的卫所比其内地卫所显然为其重，“案卫所之制，明初刘基基之，汤和成之，迄至明季，间有增损，主海防者较内地为尤重”[12]，而建置于沿海的卫所之中，以杭州湾为界，沿海卫所，又以浙北地区布置较疏，而浙中、浙南布置较密，同时自当也有形势的险要等级之分[13]。如上述位于今余姚境内的临山卫，即建置在港湾处,“去海三里……北有临山港，海口曰乌盆隘、化龙隘，为汛守要地，卫东又泗门港，尤为险要。” [14]位于浙北的澉浦所、乍浦所等也都是背倚山冈、前临港湾，台州府境的海门本卫及所辖四所（桃渚所、海门前所、健跳所、新河所）更是以港湾为其咽喉。而位于宁波府象山境的昌国卫，紧邻港湾：“去海三里……南一里为酒吸港，可避风泊百余舟，东北飓起，则闽广海舶系揽其下，亦要地也”[15]，同在象山境内的爵溪所及石浦前、后二所皆背山面海。此外，有些位于河口，是河、海交界处，舟船可以沿河而上，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如上述建于定海卫防区的招宝山，“雄踞海口，与竹山对峙，为江海之咽喉，郡治之门户，诚保障要害处也”，因其“俯瞰县城，相隔不过数十武，贼一登据，置火炮其上，县城可不攻而破”，故筑威远城于招宝之颠[16]。再如温州府境内磐石卫附近黄华水寨：“东接大海、大小门、电岙，南枕港口（笔者注：即黄华港）， 乃温州之咽喉也。”[17]上述隶属定海卫的大嵩所，也是处在河口位置:“东接海口，南汇江流，西北跨山”[18]，这些卫所城多数依山而建，临山傍水，其他如位于余姚境内为绍兴卫所外辖的三江所：“以蔡山、金山、破山并峙，其东为胜山港。”[19]此外，与上述定海卫同属宁波府且位于慈溪境内的观海卫城，也是依山临海：“东北巨海，西峙虎山，背负浪港山，南面五磊诸山”[20]，而隶属观海卫的龙山城，“背海面山，左亘覆船山，右为望野”[21]，城池延袤三里。由于是依山体而建，故能依托山岭的峻峭形势，以逸待劳，既易守难攻，又便于登高瞭望，尽显战略地理优势。甚至还有置于“高岭”以为登高巡防者，例如海门卫:“卫城当置于高岭，乃为据险……此为浙东三台门户。水陆重锁，三面阻水，贼舟可泊，实为险要，惟恃兵船以为命，御番舶于未登，此守海门之上策也”[22]，高屋建瓴则成居高临下之势，又因三面滨海，海面宽阔，内地又无他险可据，因此水路防御为重。有的卫所下辖的军事设施，则处在水、陆交通要隘，如镇下门水寨：“东拒大海，寇若登犯，径抵瑞安所城，则平阳、赤哨诸处无策抵御，极为冲要”[23]，其水陆关津的要害地位，直接攸关附近所城的外围安全。 可见，卫所的布局主要出于军事目的，明代卫所建置主要针对的是沿海险要地形地势，浙江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了卫所发展的基本条件。需要提及的是，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寓兵于农”的策略使得卫所的性质变得复杂，地理环境对卫所的作为一种地理单元的限制与影响逐步凸显出来，大多数卫所完成本职的能力遭到不同程度的弱化，卫所在其丧失军事性质之后，伴随着不断民化的过程，也就逐步走向了湮灭。 3.2 海运发展下的卫所布局 明初自永乐始，北方政治、军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成祖决意向北方发展，而经济上却仰仗江淮赋税，故在永乐元年，明成祖便因循太祖时代武将督运的基础，不顾一切困难，令陈瑄和宣信等迅速恢复了洪武末年所罢免的海运。此后海陆兼运，自南而北的粮饷被源源不断地转输至北京，迨至永乐九年会通河的浚通以及永乐十三年的清江浦的开凿成功，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海运方又复罢行。此后虽屡有官员提议复行海运，终因“海道迂远”、“漂粮甚多”、“官兵溺死”、“海运难行”等原因无果而终，纵有恢复，也是昙花一现[24]。明初海运兴盛的十余年间，专司海道的武将率领卫所军队，在负责督运舟师、征剿海上倭寇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洪武二十三年，从卫卒陈仁言，早苏州太仓卫海舟，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25] 可以说，明代海运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滨海卫所的建置，而维持海上交通线安全的战略需要，又进一步强化了沿海卫所的建立。鉴于明代海运交通线大致因循元代海运航道： “……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人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26] 严格而论，浙江沿海各处港湾却并非直接处于自南而北的海运航线之上，但浙江与苏、松、常地区一道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承担者，浙江一地与南北海运发生关联的表现即在于通过江南运河河道，将浙江地区的粮饷转送至太仓刘家港，北航达直沽，再用三板划船装运至通州等地交卸。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海运航线不涉浙境，浙江沿海卫所军队直接参与南北海上运输的可能性有限，但浙江沿海的卫所军积极参与了剿捕海运途中海寇这一客观史实却是不能忽略的，《明太宗实录》明载： “（永乐七年三月）壬申，总兵官安远伯柳升奏：‘率兵至青州海中灵山，遇倭贼交战，贼大败及溺死无算，遂夜遁。即同平江伯陈瑄追至金川白山岛等处；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鑑等亦追至东洋朝鲜国义州界，悉无所见。’上敕升等还师。”[27] 定海卫百户唐鑑离开自己的负责防区，率兵于海上追倭寇至朝鲜境上，如此远距离涉海作战，足见浙江沿海卫所参与海运航线平寇的积极程度。永乐九年正月，朝廷又命李彬、陈瑄剿海寇，其中再次出现有浙江卫所官军参与军事行动： “命丰城侯李彬充右副总兵，平江伯陈瑄充参将，率领浙江、福建官军剿捕海寇。”[28] 由此可证，至少在明初海运发达之时，浙江沿海卫所军的确分担着保驾护航、征讨海上倭寇的责任，海运的稳定与发展有赖于浙江沿海卫所的军事参与，明代的海运形势构成分析浙江沿海卫所海防实际战斗力不容忽视的因素。浙江沿海卫所表现出超越单纯海防的职能，明代海运条件下的浙江沿海卫所布局及其军事战略意义也便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 3.3海防形势变迁下的卫所布局 明初，为防范方国珍、陈友谅、张士诚及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加强了海防建设，以维持局部沿海地区的稳定： “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洪武六年）……诏祯充总兵官，领四卫兵，京卫及沿海诸卫军悉听节制，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还。”[29] 洪武十七年，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后三年，……移置卫所与要害处，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磐石、金乡、海门四卫所于浙……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江、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先已置八千户所，曰：平阳、三江、龙山、霩衢、大嵩、钱仓、新河、松门，皆屯兵设守”[30]。明代浙江沿海六府境内卫所建置的时间段分布在洪武、永乐年间，恰又以洪武八年、二十年尤为突出，这与此处明初海防形势推进下的沿海诸城建设进程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浙江沿海卫所的建置大体奠基于此时无疑。迨至嘉靖中后期，倭患日重，浙江沿海卫所建置有所增损，但已无关大局，由上文的论述来看，海宁卫等沿海五卫及各自所外辖共十余处千户所的城池规模虽有拓展增修，但其基本布局几无变化。面对海防日益紧迫的情势，沿海卫所行政隶属体系的变革成为了强化海防最为关键的措施： “至嘉靖中，倭患渐起，始设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已，改巡抚为巡视。未几，倭寇益肆……而改杭嘉湖亦增参将及兵备道。”[31] “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员，而诸所防御……于浙有六总，一金乡、磐石二卫，一松门、海门二卫，一昌国卫及钱仓、爵溪等所，一定海卫及霩衢、大嵩等所，一观海、临山二卫，一海宁卫，分统以四参将。”[32] 明初于浙江沿海设定临观总、松海昌总、金磐总、海宁总等四把总，负责卫所行军指挥，后嘉靖时因“地方多事，卫所窎远，分而为六”，即定海、昌国、临观、松海、金磐、海宁六总，又分属于四参将辖领即杭嘉湖参将、宁绍参将、台州参将、温处参将。与此同时，裁去备倭总督而各把总以都指挥体统行其事分辖诸卫[33]，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盖遭倭甚毒，故设防亦最密云”[34]。 明代倭寇对浙江沿海的侵犯“始丁未，止辛酉。破黄崦、仙居、慈溪、昌国、临山、霩衢、石浦、青村、柞林、吴淞诸卫县，围余姚、海宁、上海、平湖、海盐、台州诸郡县”[35]，面临这一严峻形势，朝廷也不断加强对沿海官员的配置与调换。前后十五年间，浙江一地因平倭寇不利，遭致罢官身死的高层官员达五位之多，“始以朱公纨巡抚……代朱者止王公忬得善改，亦以他事死，其后张公经论死，李公天宠论死，胡公宗宪逮系死，十五年间，无巡抚得全者。至赵公孔昭，岛寇不来，始身名两全耳” [36]。王士性于《广志绎》中称：“十五年间，督抚踵死”。但在此期间，身处一线与倭寇战斗中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的将领，也是迭出不穷，“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汤、卢、刘、戚等。而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 [37]。卫所指挥人事变更如此频繁，连带着卫所布局的变动，正是出于沿海形势日趋紧张的结果。 要之，整个浙江沿海卫所布局的变迁，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表现在卫所数目的增减，还应涵盖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卫所指挥体系变更以及主事将官的频频置换等方面，但无一例外，上述变迁虽说是由明廷中央发布政令的结果，其根本动因以及现实依据，依旧是浙江沿海海防形势的变化。 四、小结 通过上述对明代浙江沿海卫所的时空布局及其军事战略意义等方面的考察，可知明代浙江海防就是以沿海卫所为主要承载体，沿海卫所与其所辖巡司、台、寨、烽堠等共同构成海防布局体系，其所占据的军事战略形势及其在抗倭战斗中战斗力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海防实践的具体成效，沿海卫所的建置沿革正体现了明代浙江海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时，在诸如战船、武器、航海等科学技术、战术策略与军队编制以及海防军事理论等相对落后的时期，明代浙江沿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如陆地、人口、海岸、海岛、海域（尤其海洋水文及海洋气候条件）等对浙江沿海卫所的建置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明初发展起来的南北漕运以及明中后期的倭患则构成了探讨浙江沿海以卫所为中心的海防布局时所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明代东南海防形势以及浙江沿海战略地理优势发生变迁的条件下，浙江沿海卫所的布局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动，卫所体系维持着明初以来的基本布局。而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倭患，变革卫所行政隶属关系及频频更换军队指挥官等举措则成为卫所调整的新内容。 明代浙江沿岸拥有良好的自然地理及人口、城池等人文条件已是不言而喻，明初以来也特别注重浙江地区以卫所为中心的海防布局，而又以沿海卫所为重，沿海地区的防务体系可以称之为健全完备，然在明嘉靖中后时倭寇频频侵犯、东南海防整体废弛的背景下，浙江沿海卫所比起国家其他沿海地区，遭受了海上倭寇空前猛烈的冲击，为扭转海防不利形势、强化东南沿海防务，新一轮的卫所调整已迫在眉睫。 原载于《军事历史》2012年05期 刊登时有删改 [①]丁超：《明代安东卫城建置年代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顾诚：《明代东南海防重镇永宁卫》及张德信：《明代卫所的建置与永宁卫的建立》，收入《永宁古卫城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②]孙献涛：《明代沿海卫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7。 [③]王玉祥：《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濬通》，收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40页。 [④]钟铁军：《明代浙江沿海海防战区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 [⑤]《明史》卷90《兵二·卫所、班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93页。 [⑥]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⑦]《明史》卷91《兵三》，第2243-2244页。 [⑧]《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2《沿海卫所巡司台寨烽堠》，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30-135页。 [⑨]嘉靖《浙江通志》卷57《经武志第九之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563-2583页。 [⑩]嘉靖《浙江通志》卷57《经武志第九之一》，第2563-2583页。 [1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明代浙江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2]《余姚县志》卷12《兵制》，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 [13]宋煊：《浙江明代海防遗迹》，《东方博物》2005第3期第16辑。 [14]《余姚县志》卷12《兵制》，第241页。 [15]《象山县志》卷2《图说下．海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301页。 [16]《宁波府志》卷9《城隍》，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915-922页。 [17]《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2《浙江事宜》，第149页。 [18]《宁波府志》卷9《城隍》，第922页。 [19]《余姚县志》卷12《兵制》，第241页。 [20]《宁波府志》卷9《城隍》，第904页。 [21]《宁波府志》卷9《城隍》，第905页。 [22]《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2《浙江事宜》，第161页。 [23]《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2《浙江事宜》，第150页。 [24]《明史》卷86《河渠四·运河下、海运》，第2113-2117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2《河漕》，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3页。 [25]《明史》卷91《兵三·海防》，第2244页。 [26]《元史》卷93《食货一·海运》，第2366页。 [27]《明太宗实录》卷89永乐七年三月甲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8年，第1184页。 [28]《明太宗实录》卷112永乐九年春正月壬戌，第1434页。 [29]《明史》卷91《兵三》，第2243页。 [30]《明史》卷91《兵三》，第2243-2244页。 [31]《明史》卷91《兵三》，第2244页。 [32]《明史》卷91《兵三》，第2247页。 [33][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浙江守御论》，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四二地理类第58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6页。 [34]《明史》卷91《兵三》，第2247页。 [35][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 [36]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4《浙江》，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7-439页。 [37][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第76-77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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