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5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李昌宪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金代五京制，是正隆之制。在天会末至天德初曾一度实行七京制。金代的府分为京府、次府与总管府、散府两个系列。金代的州分为节镇、防御、刺郡三级。州府均无郡额。金后期废除了州级军的建制。金代在全国实行支郡制，节度使“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表明金在路之下实行的是不完整的方镇体制。金朝后期，司县并提，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应视为准县级政区。 关 键 词：金朝 京府州县司 作者简介：李昌宪（1947-），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朝的京府州县制度，李锡厚先生尝设专章论列①。程妮娜教授也尝对金代的京都制度设专章论述②。韩光辉教授则对金代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有深入的研究③。然尚有可修正、拓展之处，故敢陈鄙见，以供商榷。 金朝的京府州县制度，上承辽、宋，有沿有革。所谓辽制，大略在州府一级政区，设五京府及黄龙、兴中二大藩府，州则如唐、五代的方镇体制，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等④，又有上、中、下之别⑤。所谓宋制，大略中级政区有府、州、军、监之别。府则分为京府、次府两等。州的等级划分，有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循唐朝前半期之制，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数等。另一个系列则是根据唐代政局演变的结果，将州分为六等，即《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所谓，“凡州之别有六，曰都督，曰节度，曰观察，曰防御，曰团练，曰军事”。且州郡并列，州基本上都有郡名⑥。金代经历数朝的改革，推陈出新，终于形成一代新制。下面将就金代的府、州、县、司等地方行政机构分章探讨。 一 金朝的府制 一般而言，金之府分为三等，即京府、总管府、散府，各等之中又有上、中、下之别⑦，但府尹均为正三品。关于京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言，金“袭辽制，建五京”，这其实并非金朝通制。金初所谓“五京”，即辽之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这实际仅为天会(1123—1137)之制。天眷元年(1138)开始，京制发生变化。金在其内地建都，号上京会宁府，同时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此后实行的是六京制。 但是需要探讨的是，天眷至天德初汴京的地位。刘豫在伪齐阜昌元年，即天会八年(1130)尝建四京，即北京大名府、东京东平府、汴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二年，废北京，后一直行三京之制。然而伪齐为附庸国，故其京城不可与金京城比肩。但是，在天会十五年，金废伪齐国后，其地位上升，与金诸京等。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获得证明：一，从是年开始，汴京设置了留守司及留守。据文献记载，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丁未，金以“完颜呼沙呼为汴京留守、伪齐河南监酒李俦同知副留守”。又有充，“天眷间，为汴京留守。皇统间……为吏部尚书”。胡石改“天眷二年，迁永定军节度使，改武定军，徙汴京留守。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卒”⑧。二，从是年开始，设置了都城警巡院及使。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主废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金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巡使”⑨。 呼沙呼等人的履历，雄辩地证明了汴京在天会末伪齐废除后，在设置行台的同时又设置了留守司。行台治理河南、陕西等地，而留守司则治理汴京开封府辖境。当然，天眷中曾一度将河南地割予宋，因此，留守司仅存在于下列时间之内，即天眷二年三月交割地界前，及三年五、六月相继收复河南、陕西后⑩。都城警巡院存在的时间，应与留守司同。因此，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后，除天眷二、三年一年多的时间外，汴京应为金之京城，实行的是七京制。七京制至天德二年北京废为临潢府，始改为六京制。 贞元元年(1153)，南京改为中都，中京、汴京因之改为北京、南京。正隆二年(1157)，“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11)。此后实行的是五京制，《金志》所言，应指此。大定十三年(1173)，会宁府复为上京，此后又行六京制。贞祐二年(1214)，宣宗南渡，以南京开封府为首都，黄河以北的国土尽失，除南京而外，其他五京名存实亡。兴定元年(1217)，又升河南府为中京金昌府。正大五年(1228)有撒合辇任中京留守(12)。故金之末年，实有两京。诸京府并依唐、辽、宋各朝之例，均不带军额(13)。 诸京府的职能和官员配置，据《金史·百官志》记载，大兴府，尹一员，“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大兴府以外诸京，则置留守司。留守一员，“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即以留守兼府尹与都总管，总治本路、本府军民之务。诸京府并置同知、少尹、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庶务(14)。天眷至正隆二年间，制度稍异于常制，天眷初，会宁府加上京之号，作为首都，置会宁牧，以示与诸京府置尹相区别(15)。唐朝牧、尹有品级高下之别(16)，金制则不得而知。大定时，作为旧都，上京的地位仍较其他京城为高，而与中都相若，设有皇城提举司、守卫军(17)。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载，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又《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载，大兴府尹“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车驾巡幸，则置留守”。那么，作为京府制度，金朝新旧两个首都的府尹都“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这应是与宋制最大的不同之处。至于所言，天眷元年在首都上京“置上京留守司”，揆诸中都大兴府，则疑非是。上京置留守司，应是贞元迁都中都大兴府后事，《金史》系年或有误。 
金朝在各路首府设总管府，都总管以府尹兼，府尹治一府之事，都总管掌一路兵权。即《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所言，都总管“掌统诸城隍兵马甲仗，总判府事”。都总管下配置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佐贰、幕职官，分治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及通检推排之务。 散府即“非兼总管府事者”，府尹掌本府兵民之事。府尹下配置同知、少尹、府判、推官等分治诸务。总管府与散府均带军额(21)，诸府军额多从辽、宋之旧，仅有少数府的军额有变动。如庆阳府本庆阳军节度，金初改为安国军，或因与邢州安国军节度重，又改为定安军。临洮府，本镇洮军节度，金改为德顺军。 总管府、散府，以府尹兼都总管、节度使的制度，大约始于熙宗朝。《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载，东平府，“后以府尹兼总管”。济南府，“初置兴德军节度使，后置尹”。又，《金史》卷八四《昂传》言，昂，“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金史》卷四《熙宗纪》言，皇统元年“四月丙子，以济南尹韩昉参知政事”。可知天眷时已行此制，或许这就是“天眷新制”的一部分。当然，这项以府尹兼总一路兵权的措施，早在天会时就施行过。如挞不野，天会八年，“再为河间尹，兼总河北东路兵马”(22)。这项制度后来推广到边疆地区。如丰州，皇统九年，升为天德府，以天德尹兼西南路招讨使，以讹古乃为之。贞元元年，婆速府路“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23)。宋制以一路首州、首府的知州、知府兼一路兵马都总管，此制当是对宋制的效仿。宋以文臣知州府，体现以文制武的治国理念。金一路首府的长官多以宗室、国戚、勋贵、武臣、护卫、吏出身者充任，进士出身者极少，因此只能是貌似。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举有“正规化”的意义，因为都总管、节度使治军政，府尹治民事，虽说二职以一人兼总，但以都总管或节度使之衔行府事，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稍欠妥当，只能是权宜之计。 在两河地区，金朝在国初曾仿宋制施行过次府。如太原府，“国初依旧为次府”，平阳府，“本晋州，(国)初为次府”，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河间府，“天会中升次府”(24)。天会六、七年，金在四地设立总管府，再提升为次府，推原其动机，当是因两河属金直接统治的腹里地区。伪齐废除后，山东、河南、陕西、西京、北京等路为边面，置三统军司与三招讨司，两河腹里的地位不变。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说，“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25)，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而位于河南、陕西的宋次府，如颍昌、京兆、河中、凤翔，则丧失了次府的地位。严格地说，按唐、宋制度，次府次于京府，与京府为一个系列。而包括位于诸京在内的总管府与散府另成一个系列。现在的问题是，次府是否仅存在于金初。上引言，真定府，“正隆间依旧次府”。正隆时金立国已四五十年，能否视为金初，值得商榷。正隆之制，对金代影响至巨至远。又，此条史料见于《金史·地理志》，一般以为《金志》反映的是章宗泰和之制，那么认为次府之制仅行于金初也值得商榷。 
二 金朝的州制 金朝的州分节度、防御、刺史三等，各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同等虽有高下之分，但其长官的品级是一样的。金与辽、宋相比，层级较少，无都督、观察、团练三等。通观辽、宋史，辽朝观察、团练州设置甚少，观察州仅见六州，团练州则仅东京道安州一州。宋州虽有六等，但观察一等实无。因为自中唐以来一道节度使，例兼一道观察使，观察使在中唐以后实际仅负责地方的民政。因而宋代无观察州。宋团练州所设也甚少，仅有十七州。宋都督州之设实为唐制的延续、残存，真宗以后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无多少作用。因此，金朝废除这三等州，有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承认现实的考虑。金灭辽后，辽观察州尽废，仅利州保留，但已降为刺郡。宋之团练州入金者，如潍、单、濮、唐、磁、祁、忻、隰、慈、洮、海州也全部降为刺史州。唐、宋以来，州府基本上都有郡名，如河南府洛阳郡、郑州荥阳郡，金朝一律革去，州府均无郡名。应当指出的是，金朝并非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改革。天辅六年，蔚州降，太祖命蔚州降臣徐兴为团练使。另外，庞迪，天眷“官制行，吏部以武功大夫、博州团练使特授定远大将军”(30)。说明金初尚沿用辽、宋官制，至天眷时始行用本朝制度。 金朝州的设置标准，史无明言。但从唐、宋以来，大约节度、防御、刺史州之设主要是依据该州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影响力，上、中、下的等级，主要是依据该州的人户数。郭文振，金末“累官辽州刺史。贞祐四年，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请升辽州为节镇，廷议辽州城郭人户不称节镇，而文振有功当迁，乃以本官充宣差从宜都提控”(31)。这个事例说明，辽州等级的升否，一是依据当时抗蒙斗争的需要，二是人户因素，仍然沿用了唐、宋的作法。 金朝前期，州级建制的军仍然保留。金初，燕京路的顺安、广信、安肃三军，河北路的永宁、永静二军都升为州，河东南路的威胜军、熙秦路的德顺军也升为州。但同时金也新增了一些军，如在河北、河南、山东等路设置了陉山郡军、颍顺军、宁海军、城阳军、滕阳军、泰安军。皇统二年时，金有军二十二。正隆二年时，金仍有军十六。但至大定二十二年(1182)，金尽升诸军为州，州级军的建制至此废除。 天会六年(1128)，州镇置节度使(32)。金节度州长官为节度使，从三品。节度使“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33)。节度使下配置同知节度使、副使、节察判官等，分治诸事(34)。 节度使之置，始于唐代。其结衔常为以下表现形式，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录平淮西功，宪宗以李愬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35)。在这里，襄州，表明山南东道节度使驻节地所在。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表明观察使的行政管辖区和山南东道节度使的军事管辖区。但经过唐末、五代各朝的削藩斗争，特别是宋朝初年，完成了分割方镇支郡的努力，节度使往往只能管理驻节州。进而节度使不莅镇，“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36)，最终演变为荣誉虚衔。因此，结衔也相应变化。如宋初赵普的结衔为“山南东道节度、襄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钱俶的结衔为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37)。金朝建立后，承袭辽、宋旧制，也设置节度使。从上引“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来看，金代节度使一般也只领一州的民政。如泰和七年“二月癸酉，判平阳府事卫王永济改武定军节度使，兼奉圣州管内观察使”(38)。武定军是奉圣州的军额，所兼之职，表明武定军节度使只领一州的民政。 但节度使“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的表述，表明金代节度使在军政上有管辖本镇防御州、刺郡及军之兵马的权力，而无防、刺州及军的民政权，在路之下实行不完整的方镇体制，这些防御州、刺郡及军应是金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支郡”。 现存文献中有关金代支郡的记载是残缺不全的，主要集中在河东路，而以北路为最完整。据《金大定晋阳志》载，河东北路总管府统有河东(武勇)、振(震)武、汾阳、镇西等节度使。而各节度使则以若干州军为支郡。其中太原府河东(武勇)军领忻州、平定军，汾州汾阳军领石州、晋宁军，代州震武军领宁化军、火山军，岚州镇西军领宪州、岢岚军、保德军(39)。南路共有平阳府建雄军、河中府护国军、绛州绛阳军、潞州昭德军、怀州沁南军五节度。潞州昭德军节度使，“天会六年，节度使兼潞南辽沁观察处置使”(40)，领南辽、沁二州。而泽州在金代先后为平阳府及潞、怀、孟三镇支郡(41)。绛州所领支郡不明，但据成于大定二十三年的《绛州衙门记》载，“迨我皇朝，以户□繁阜，城邑雄富，升诸道节镇之冠，所部则州有二，所隶则县一十有三”(42)。由此知除绛州外，绛阳军节度还领一州。检《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绛州领七县，则其支郡当领六县。绛周边州郡领六县之州有二，为泽州、解州。金代泽州为怀州支郡，则绛州之支郡应为解州。南路尚有吉、隰、孟三州不明所隶，唐、五代时，建雄军节度尝领慈(吉)、隰二州，而孟州则为河阳三城节度使驻节州，尝领怀州。则三州应各隶上述二镇。 金代河东路推行支郡制，则其他路不当有异同。《金史·食货志》，在言及因灾免租赋的时限时，规定“河南、山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则金代确实是在全国普遍实行支郡制的。事实上，在《金史》中，我们也能找到若干条其他路这方面的史料。如上京路的济州，天眷三年置利涉军节度，肇州，海陵时，尝为其支郡。庆原路的泾州彰化军节度，大定二十七年，原州成为其支郡。河北西路的卫州，明昌三年升为河平军节度，而以滑州为其支郡。定州定武军节度的支郡为祁州(43)。如果参考唐代以来方镇的政区及州府间的地缘关系等因素，金代全国各路的支郡大体可推定如下表。   
金代防御州长官为防御使，从四品。《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言，防御使“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下设同知防御使事、判官等治理诸务。 金代防御州置于沿边之州，如河北路的清州、沼州、浚州，天会七年，皆“以守边置防御”。在金代三十八座“边境置兵之州”中，有“泗、颍、蔡、陇、秦、河”六防御州。金制，“诸路各设兵马都总管府，州镇置节度使，沿边州则置防御使”。由此推断，防御州也应与总管府、节镇一样有兵权(60)。 金代防御州之设，除边州防务的因素外，还有相关州的等级考虑。如河南路的亳州、山东路的沂、棣、德、博四州，并非边州，也为防御州，当是从其地位来评定的。亳州，宋代因尊崇老子，升为集庆军节度，金降为防御州。同样，陈、蔡、郑、颍诸州，多因处于宋代京畿地区，因当时的政治因素升为节镇，金代也一律降为防御州。山东沂、棣、博三州则宋代即为防御州，金未做改动。河北西路的卫州，《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写得很清楚，“天会七年因宋置防御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刺史州，金代多称刺郡，其长官刺史为“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下设佐贰、幕职官同知、判官(68)。《金史》对刺史州这一级政区的记载混乱而且多误，有必要予以厘清。金承辽、宋之制，因此有必要先谈一下辽、宋地方行政制度。宋代州分六等，有都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州之别。其中都督府、节度州两级都有军额，如兖州泰宁军、徐州武宁军、邓州武胜军、许州忠武军。宋代刺史州，无军额，但在《宋史·地理志》等文献中，多称其为军事州。无论是哪一级的州，宋代基本上都有郡名。但宋代同下州的军，则无军额与郡名。辽仿唐制，州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等(69)。五等州均无郡名，除观察、防御、团练三级大多不加军额外，节度、刺史两级基本都加。《金史·地理志》修撰者不加辨析，书写多误。 其误一，将军事州、刺史州视为二。如《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耀州，“宋华原郡感德军节度，皇统二年降为军事，后为刺史州”。其实皇统二年耀州是由节度州降为军事州，即刺史州。 其误二，将“××郡，军事”，误写成“××郡军”。如宋京东路的淄州，《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写作“淄川郡，军事”。河北路的德州、恩州，《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写作“平原郡，军事”和“清河郡，军事”。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则转述成“宋淄川郡军”、“平原郡军”、“清河郡军”，均将郡名与州等连书而少一“事”字。其误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陕西的商、虢、丹、坊、原、兰、河州，河东的汾、岚二州，所写一同《宋志》，全不误。或《金史·地理志》的修撰，出自众手，故有此差异。由此一误，《金志》在转述宋非军事州时，也出现了讹误。如宋河北路的莫州，《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写作“文安郡，防御”。而同下州的乾宁军，本无郡名。大观二年，升为清州。政和三年，始赐名曰“乾宁”。乾宁军在升为清州、乾宁郡后，乾宁军已不复存在。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在转述此二州时，则写成“宋文安郡军，防御”和“宋乾宁郡军”，完全是主观臆断，两“军”字属衍文。 金承辽制，在给一些原宋地的刺史州加军额时，都加成了“郡军”这样一种格式。如河北路的蠡州，《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言，“蠡州，下，刺史。宋永宁军，国初因之，天会七年升为宁州博野郡军，天德三年更为蠡州”。威州，“天会七年以井陉县升，置陉山郡军，后升为刺郡”。沃州，“军曰赵郡军”。磁州，“国初置滏阳郡军”。祁州，“国初置蒲阴郡军”。《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忻州，“旧定襄郡军”；隰州，“旧大宁郡军刺史”；吉州，“置文成郡军”。由对宋制的一知半解，竟演化成一代之制，也是件颇有讽刺意义的事！ 金人的这种错误，造成了我们对金代地方行政制度理解上的混乱和困惑。如中都路的安肃州，《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言，“宋安肃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军如旧……天德三年，改为安肃州，军名徐郡军。大定后降为刺郡，废军”。宋代安肃军是同下州之军，天会七年升为徐州，安肃军按辽制成为徐州的军额，因此不能说“军如旧”。天德三年，安肃军改为徐郡军。大定后废军，只是撤销了该州的军额，等级并未降低，与废军前一样，仍为刺史州。遍观《金史》等文献，未见有军额之刺史州高于无军额者。所谓“降”云云，不可拘泥其常义去理解。同卷贵德州条言，“辽贵德州宁远军，国初废军，降为刺郡”，亦然，不可认为废军即意味着降等。在《金志》东京路所领中，有“刺郡四”，即南海军澄州、昭德军沈州和贵德州、复州。其中，两州带军额，两州则否，均被认为是刺郡，北京路、西京等路亦然，均可引以为证。又如解州，《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解州，上，刺史。宋庆成军防御，国初置解梁郡军，后废为刺郡”。应当说，解州无论带“解梁郡军”否，都是刺郡，地位不变。再赘一句，宋防御州无军额。庆成军，是大中祥符四年由河中府荣河县升建的同下州之军。熙宁元年降为隶属于河中府的庆成军使，属县级政区(70)。而且，庆成军与解州地里不相接，因此，庆成军与解州无涉，完全是《金志》修撰者的窜入、误书。 其误三，将“××郡，军事”，误写成“××军”。如石州，《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言，“石州，上，刺史。旧昌化军”。如这“旧”指的是金朝前期，那么，《金志》无降而复升的记载。如这“旧”指的是宋朝，那么，石州在北宋朝，既不是节度州无军额，也不是同下州之军。北宋有昌化军，但这个昌化军在海南岛上。石州在北宋的地望是什么？是“昌化郡，军事”。因此，这个“军”是“郡”之误，或“郡，军事”的错误缩写。不过，这类错误，《金志》仅此一例。 裕州，本唐州方城县，泰和八年升为刺郡。金末，杨宏道在《裕州防御使题名记》中言，“国朝刺史职五品，受约束于大镇，而不得专。是州县之名虽殊，其施为举措亦无以大异。今上即位之四年，有司再以为言，乃更刺史为防御使”(71)。相比较而言，刺郡之于防御州，自主权似乎要小些。另外，在地方学校的规模上，两者之间也有相当的差距。金代“陪京、总管太(大)尹府、节度使镇、防御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则视州镇大小为限员。幕属之由左选者，率以提举系衔。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72)。这样看来，金代刺郡的地位与防御州相比，其间高下轩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 金朝县的等级 金朝县的等级划分标准，国初似承宋制。如平阳府，领十县，临汾为倚郭，(国)初为次府。“天会六年，定临汾为次赤，余并次畿”。这与宋制完全相同，试以宋颍昌府、真定府为例。两府均为次府，除倚郭县长社、真定为次赤外，余县并为次畿(76)。海陵时，金的县制已经形成。金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京城地区的县，这类县分为两等。中都大兴府的倚郭县大兴、宛平为赤县，“在诸京倚郭者曰京县”。另一类则按户口多少划分。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次赤县又曰剧县。二万户以上为次剧，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共五等。但实际执行中可能并不完全照此定等，如沂州临沂为剧县，但沂州全州人户仅“二万四千三十五”，显然是不够标准。再如密州，全州人户为一万一千八十二，而其诸城为剧县，则相去就更远了。赤县令从六品，次赤县或剧县令正七品，诸县令从七品。县设丞、主簿、尉为佐贰。“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77) 四 金朝京府州县等级制的作用 金朝制定州县的等级，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规范的作用。第一，它规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配置和品级，同为府，京府、总管府、散府是不一样的。州、县亦然。 
第二，州县等级的不同，官员的公私人从也不一样。 如牵拢官，诸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及留守，五十人。诸府尹兼总管，四十五人。节度使，四十人。防御使，三十五人。刺史，三十人。公使，诸府尹兼总管，七十人。节度使，上镇七十人，中镇六十五人，下镇六十人。防御使，上州六十人，中州五十五人，下州五十人。刺史，上州五十人，中州四十五人，下州四十人。从己人力，诸京留守、大兴府尹，五十人。诸路兵马都总管，四十五人。节度使，四十人。防御使，三十五人。诸州刺史、知军事，三十人。赤、剧县令，八人。京县、次剧县令，七人。诸县令，六人(78)。 
第三，州府等级的不同，在接待官员的规格上也不同。如“天德二年正月，禀定随衙门与送赦使臣钱数，以公用钱充，馆待同送宣仪。行省、元帅府五百贯，留守、总管、招讨、统军司三百贯，府详稳、统牧、都运、节度使二百贯，转运、防御、群牧一百贯，誊下去处。不得率敛馈遗，并例外受者，科违制”(79)。 第四，州府等级的不同，配置的民兵数量也不同。金规定河东顺德军及各路效节军，“京府、节镇设三十人，防刺设二十人”(80)。 第五，州府等级的不同，各地的学校规模也不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扩大州府学校规模。府学由大定中的十七处，增加到二十四处，学生总计九百五人。其中，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归)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州学从无到有，增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其中，节镇学三十九处，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81)。 第六，国家庆典施舍，州府之间也有等级上的差异。如天寿节，施舍老疾贫民钱数，“在都七百贯，诸京二十五贯，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刺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82)。 五 金朝后期的准县级政区——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辽代创置。辽在五京置警巡院，其职责在于审理案件，维持治安，检括户口，清查资产。《辽史·马人望传》载，人望，“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可证。辽又在诸府州置录事司、司候司。据宋人余靖的记载，辽置左右司候司，“掌刑狱”。又置录事司，并说录事司“如中国之府司”(83)。所谓“府司”，即开封府司录司，它与左右军巡院合称三院，是负责京师刑狱公事的衙门(84)。总之，辽代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是三个以司法为主要职责的管理机构。金承辽制，在诸京置警巡院，在诸府、节镇置录事司，在防、刺州置司候司，以治理城区狱讼、治安为务(85)。从传世文献来看，以上三种机构金初就已设置。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后，差除“契丹韩睿为都城警巡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相关记载，只不过是以“知代州刘陶为都城警巡使”(86)，或许是金同时任命了正副两名。既然汴京有警巡使，那么，原辽朝的五京当然也会早于此设置此职，因此金的京城警巡院当设于建国之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至晚也在天会时。《金石萃编》卷一五八有《进士题名记》，该碑载阜昌六年(天会十三年，1135)至兴定时的京兆府进士，其中有籍贯属录事司的刘晋□、郑之纯、程少连、崔元亮、吴□，其中，刘晋□最早，中阜昌六年第四甲。另外，《滨州司候飞骑尉墓柱记》立于天会十五年，由此可知，录事司和司候司均创立于金初。关于司候司还有《□□寿建陁罗尼顶幢》(87)，该幢立于天眷二年，是“大金国燕京涿州司候司市内坊使人□□寿奉为亡过父母”所建，时间晚二年，但也可作为佐证。总之，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均设立于金初，这是毫无疑义的。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管辖区域是各京府州的城区，在上引的《进士题名记》中，载籍贯为京兆府咸宁、临潼、栎阳、高陵四县的及第进士，与占籍录事司的相提并举。这表明录事司已成为京兆府诸县之外的独立的行政区。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录事、司候与府镇都军司的都指挥使、防刺州的军辖“同管城隍”、“同管城壁”，其下仍旧是北宋时出现的厢及坊、巷、街(88)，这表明三院司所管为各京府州的城区部分。 金朝在诸府节镇设录事、判官各一员，司吏的配置则按城区户口的多少。《金史·百官志三》言，“司吏，户万以上设六人，以下为率减之。凡府镇二千户以上则依此置，以下则止设录事一员，不及百户者并省”。则除京府以外的诸府节镇的城区人户，一般而言，大约在万户至二千户之间。《元史·百官志七》言，“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元代设置录事司及配备官员的标准与金代大致相同，这说明金代诸府节镇和元代路府的城区规模，应在此范围之内。金代诸京警巡院设警巡使副各一员，判官二员，司吏的设置，各京府多少不一。中都18人，南京10人，上京6人，东京8人，北京6人，西京10人。若以“户万以上设六人”的标准计算，则中都警巡院辖区应有3万户，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1.7万户，上京警巡院辖区应有1万户，东京警巡院辖区应有1.3万户，北京警巡院辖区应有1万户，西京警巡院辖区应有1.3万户(89)。金代防刺州司候司置司候、判官各一员，“司吏、公使七人，然亦验户口置”，则其城区人户的规模当相应地低于诸府节镇录事司所辖。 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设置之初的职能，据《金史·百官志三》记载，警巡使“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别(所)部”。录事，正八品，“掌同警巡使”。司候，正九品。因此，三职之间，职能在于巡捕盗贼，审理案件，维持城市社会治安，职能单一，这与宋朝厢巡是一样的。如姬平叔，“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摄寘于狱，守怒，不为屈，改巩州通西令”(90)。完颜伯嘉“调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晋国夫人家奴买漆不酬值，伯嘉钩致晋国用事奴数人系狱。晋国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价，则奴释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宝坻丞”(91)。故皇统五年规定，“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厘务官’”，而“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曰‘佐贰官’”(92)，不为同一类别。一般而言，金代的长官、佐贰官，方称为亲民官。《金史》卷五四《选举志四》言，“刺史、县令亲民之职”。卷九七《移剌益传》言，“亲民之职惟在守令”。卷一○七《张行信传》言，“丞、簿、尉亦皆亲民”(93)。可证。厘务官与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司候、录事的品秩低于从七品的下县县令。故为入仕的初官和除令前之职务。金制：“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次除防判、录事，三除下令，四中令、推官、节察判，五六皆上令”(94)。或许由于皇统时对于警巡、录事、司候的定位是负责城市治安的厘务官，故所辖区域亦未被视为正式的行政区，而载入《金史·地理志》之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院司的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方向扩展。如承裕，世宗时，“除中都左警巡副使，通括户籍，百姓称其平”(95)。百姓既“称其平”，则此事当与治安无涉，而与赋役有关。上引辽警巡使马人望“括民产”之语，可为旁证。并且三院司逐渐地形成了与县地位相当的一级政区。如大定六年五月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泰和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96)。贞元之初，就出现了“司县”这一提法。《金史·食货志四》载：“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这是《金史》中出现“司县”一词最早的。大定二十一年六月，“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97)。贞祐四年，为养活南迁诸路军户，金朝讨论开垦河南牧马地的方案，枢密院官提出，“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98)的办法。承安四年，推行茶的专卖，命山东、河北四路“各司县鬻之”(99)。章宗即位之初，诏令司县举荐草泽隐逸及“齐民之中有德行才能者”(100)。承安三年，为解决军储，定制“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101)。张景贤，“壬辰(1232)二月，迁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属岁饥，县官作糜粥以食饿者，日费菽米数十斛，景贤区处有法，鼠雀无敢耗，人受实惠，多所全活”(102)。南迁后，南京不置市司令，“以左右警巡使兼”(103)。综上所述，三院司的职权范围已扩及赋役、盐钞、劝农垦田、榷茶、举荐人才、入粟、救灾、市易等方面。因此，在金朝后期，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与县一样，成为国家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点在泰和八年十一月癸卯的诏令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该诏曰：“国家之治，在于纪纲，纪纲所先，赏罚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迁延旷岁，苟且成风，习此为恒，从何致理。”(104)“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105)司县官员的考核标准是一致的，这说明两者的权限相同，所不同者仅在于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城市，而县令、丞簿的行政管辖范围是管理乡村而已。诚然，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三者的品级不同，分别为六品、八品、九品，但这并不能由此认为它们不具有相同的职能与性质。金代的县有赤县、剧县、诸县之别，品级则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从七品，但作为低级政区的性质无人认为是有区别的。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作为隶属于府州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政区，在金代后期职能广泛地扩大后，均应视为准县政区。元承金制，初年也设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元代警巡院，“领京师坊事”，或“领京师城市民事”，“录事司，领在城民事”。“司候司领在城事”(106)。对三院司职能的表述与《金史·百官志》就截然不同，这是有金一代城市行政管理职能由单一向多元演变的结果。但是由于人的观念和制度修定的滞后性，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官员，在有金一代的定位仍然是“厘务官”。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区域，未能获得与县同样的正式的行政建制地位，未能载入《金史·地理志》中。 金朝州府的地望，是依据政治、军事、经济、户口等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因此，各地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当然也是依据上述多方面的因素确定的。从传世文献来看，金朝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置了上述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滥设。金朝初年，大规模、持久的战争严重地摧毁了淮河、秦岭以北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史言，“遭宋靖康兵革之难，海内假扰，饥馑荐臻，郡邑凋残，□盗充斥。齐国建立，创痍未瘳，用兵不休，赋役烦重，故伊□(洛)、淮甸之间，户□萧条为甚”(107)。这条史料未讲到陕西，但陕西也不例外，皇统元年(1141)金宋和议前，陕西正是双方激战的主战场。但金朝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恰恰就设立于此时。因此，京兆府此时设录事司，决不是因为京兆府的城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而是城市治安管理的需要。实际上，河南、陕西至大定(1161—1189)初年仍旧经济残破、社会萧条。史言，“是时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108)。因此，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不会过于稠密，以致要设立专司进行管理。据《金史·地理志》统计，泰和八年，金有京、府、州183座，因此，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也应近于此数(109)。而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元代在原金的版图内仅设了24个录事司。金代的大定府、大同府、开封府三警巡院，元代降为录事司。元代保留了金代的17个录事司，即金中都路的平州、保州，河北路的河间府、真定府、邢州、彰德府、卫州，大名府路的大名府，河南路的河南府，山东路的益都府、济南府、东平府，河东路的太原府、平阳府、怀州，京兆府路的京兆府，临洮路的巩州。元废除司候司，仅升金代沼州、博州、济州、淄州四司候司为录事司。又于大都、上都设警巡院。故院、司总数为26个。两相比较，金朝的城市管理机构是元朝的7倍。可见金朝录事司、司候司的设置，过多过滥，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元代对州府司县设置的户口标准较重视，至元二年闰五月丁卯，颁诏：“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数繁庶，且当冲要者，不须改并。其户不满千者，可并则并之。各投下者，并入所隶州城。其散府州郡户少者，不须更设录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县止令州府官兼领”(110)。元在原金的版图内所设24个录事司，13个城市是金的京府和总管府、转运司、提刑司治所所在，可见多是当时的通邑大都。元代录事司成为正式的城市行政建制，与路府辖县并列于《地理志》中，录事也与县尹一样获得了亲民官的地位(111)。 注释： ①李锡厚：《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1—277页。 ②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185页。 ③韩光辉：《金都市警巡院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金代诸府节镇城市录事司研究》，《文史》2000年第3辑；《金代防刺州城市司候司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元代中国的建制城市》，《地理学报》第30卷第4期，1995年7月；《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④《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2页。 ⑤按，辽于保州宣义军节度管内设怀化军，是“下，刺史”州级，仅此一例，似即宋制的同下州军。见《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第459页。 ⑥参见拙作《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1编第3章第1节《宋代的州府军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104页。 ⑦《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八，京府仅有上、中二等，稍有异。又，《金史·地理志》中，中山府、德兴府未标等级。德兴府，大安元年由奉圣州升。中山府，金初降为定州。约于大安前复升为府。或以此故，无等级。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第18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金史》卷七六《充传》，第1744页；卷六六《胡石改传》，第1566页。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第1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第1885页。 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第2062页；《金史》卷四《熙宗纪》，第75页。 (11)《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1、572、557、550页；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87页；卷五《海陵纪》，第107—108页。 (12)《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93页；卷一七《哀宗纪上》，第380页。 (13)辽南京幽都府，“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即为一例。见《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第494页。 (14)《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04、1305页。 (15)检《金史》，惟会宁府置牧，它尹则均为尹。《金史》卷八四《高桢传》言，桢，“天眷初，同签会宁牧”。此为最早者。其后为牧者，有徒单恭、兖、唐括辩、雍(世宗)、裴满达、宗敏、昂、仆散师恭。 (16)《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1页。 (17)《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06页；卷四四《兵志》，第1001页。 (18)按，大兴府，本析津府，贞元元年改为永安府，二年改为大兴府。 (19)按，金昌府，本河南府，兴定元年改。 (20)按，贞元元年前，南京又称燕京。 (21)按，临潢府，由京府降而为总管府，故无军额。 (22)《金史》卷八○《大传》，第1809页。 (23)《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65、557页；卷六八《讹古乃传》，第1599页。 (24)《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602、599页；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29、634页；《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第316页。 (25)赵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闫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32页。 (26)据《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50页，安国军，后更为定安军。 (27)按，金归德府军额宣武军，系袭用后梁。开平三年，升宋州为宣武军节镇。后唐同光元年改为归德军。见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后梁太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9页；卷三○《后唐庄宗纪四》，第421页。 (28)按，河南府，原系宋之西京，故无军额。金末，所加德昌军之军额，应系泰州之军额。或因时泰州已失陷，故改授河南府。兴定元年(1217)，又升中京金昌府，成为京府。 (29)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60页，兴中府，本辽霸州彰武军，重熙十一年升为府。《金志》无军号，或以与延安府同，故废。 (30)《金史》卷二《太祖纪》，第38页；卷九一《庞迪传》，第2013页。 (31)《金史》卷一一八《郭文振传》，第2584页。 (32)《金史》卷四四《兵志》，第1002页。 (33)按，金代仍然还有极个别的节镇结衔同于唐代。如《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载，潞州“宋隆德府上党郡昭德军节度使，天会六年，节度使兼潞南辽沁观察处置使”，这应是金初袭用唐五代的制度。 (34)《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11—1312页。 (35)《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1页。 (36)《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946页。 (37)钱若水撰，燕永成点校：《宋太宗实录》卷四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宋大诏令集》卷五一《赵普昭文相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0页；《宋史》卷四八○《世家三》，第13960页。 (38)《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第280页。 (39)《永乐大典》卷五二○○，第2248页。 (40)《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34、636、638、640页。 (41)《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第125页。《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38页，卷九六《李仲略传》，第2128页。 (42)《山右石刻丛编·四编》卷二一，《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电子资源，下同。 (43)《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51页；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52页；卷二五《地理志中》，第607—608页；卷九○《丁仁传》，第2008页。 (4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肇州，天眷元年十月，置防御使，隶会宁府。 (45)《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信州，彰圣军节度，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 (46)《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沈州，昭德军节度。明昌四年，改为刺史，与贵德州、澄州皆隶东京。 (47)《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弘州为大同府所统之州。 (48)《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净州为丰州之支郡。 (4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抚州，明昌三年复置，为桓州支郡。 (50)《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抚州，承安三年，升为节镇，军名镇宁。 (51)《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昌州，明昌七年复置，隶抚州，后来属。 (52)《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武州为朔州之支郡。 (53)按，唐代有深冀、沧景(横海)节度使。 (54)按，赵州(沃州)为唐代成德军节度的巡属。 (55)按，唐五代以来，邢沼为一镇。 (56)按，《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唐永泰元年，析相、洺四县置磁州。 (57)按，《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义武军节度使，治定州，领易、祁二州。 (58)按，《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卫州，明昌三年，升河平军节度，以滑州为支郡。 (59)按，北宋时，滨、棣同属大名府路。 (60)按，唐代同州匡国军节度，领华、耀二州。 (61)按，唐代凤翔军节度，领陇州，且北宋时与秦州同属秦凤路。 (62)按，德顺、镇戎二州，北宋时与平凉府同属泾原路，且宋德顺军实自平凉府，即宋渭州析出。 (63)按，唐末五代以来，保大镇领坊州，彰武镇领丹州，保安、绥德二州，宋代自延州割出。 (64)按，北宋时，庆州、环州同属环庆路。 (65)按，自唐代以来，宁州即为静难镇巡属。 (66)按，自唐代以来，原州即为泾州支郡。 (67)《金史》卷四四《兵志》，第998、1102页；《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601、605、607页。又，三十八座边境置兵之州中，“熙”与十一座要州中的“临洮”重复，应为误书。检金四境边州均列入，惟少宿、邳二州，疑“泗州”上之“熙”当作“宿”。宿为防御州，则在金代三十八座“边境置兵之州”中，应有七防御州。 (68)《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13页。 (69)《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第812页。 (70)王存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河中府》，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71)闫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8页。 (72)《遗山集》卷三二《寿阳县学记》，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363页。 (73)按，密州，《金史·地理志》不载其等级，据《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八补。下节镇州中的泰州、丰州、邓州，并同。兴州，承安五年置，《国志》不载，姑置于下镇。 (7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载，沈州沿辽制为昭德军节度使。然据《山左金石志》卷二○《刘长生灵虚宫倡和诗刻》，此碑为骠骑卫上将军、前显德军节度使兼沈州管内观察使、上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致仕孛术鲁孝忠于大定己酉四月十二日立石。此碑列衔既称“显德军节度使兼沈州管内观察使”，则沈州军额当作显德。又，金境有潞州，该州自宋太宗以来军额即名为昭德军，若沈州亦作昭德，则重名。该碑所载表明，金灭辽、宋后，沈州军额已改为显德，《金志》仍作昭德，误。 (75)按，昌州明昌七年置，裕州、息州泰和八年置，晋州兴定四年置，均无级。《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八亦不载，今姑置于下州。 (76)《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34页。《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第2115页；卷八六《地理志二》，第2126页。 (77)《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14—1315页；卷二五《地理志中》，第610页。 (78)《金史》卷四二《仪卫志下·百官仪从》，第960、961、963页。 (79)《大金集礼》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第204页。 (80)《金史》卷四四《兵志》，第997页。 (81)《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第1132—1133、1153页。 (82)《金史》卷五八《百官志四》，第1353页。 (83)《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第806页；［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八《契丹官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9册，第175页。 (84)按，关于府司，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条。该条言，“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于是，中书言奉诏，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刑狱，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又盛暑疾气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执所见，吏属苦于谘禀，因缘留滞，动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此事亦见于《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大理寺》。“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宋志》作“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可证。 (85)按，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一般而言，是管理城区的机构。但在一些城市管辖区域也会包括郊区乡里在内。据《至元嘉禾志》卷三，嘉兴路录事司除管理城区外，还管理近郊的五乡十七里。见《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册，第4431页。 (86)［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第1319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一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885页。 (87)《匋斋臧石记·四编》卷四一，《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电子资源。 (88)《八琼室金石萃编补正·四编》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89)按，中都等六京府警巡院辖区户口数的基数，为《金史·地理志》所载各京府的户口数。它们依次是，中都大兴府225592户、南京开封府235890户、上京会宁府31270户、东京朝阳府40604户、北京大定府64047户、西京大同府98444户。各京府警巡院辖区的户口数分别是各京府户口数的13％、7％、32％、32％、15.6％、17％。检《至大金陵新志》、《至顺镇江志》、《南海志》、《至元嘉禾志》，元代四路府录事司所管户口分别占各路户口数的8％、13.7％、5.5％、1.4％。两相比较，金京府警巡院辖区户口所占比例较元朝四路偏高，这或许与京城浩穰之地人口相对稠密有关。上京、东京高出元镇江路录事司户口一倍多，这或许还有辽东人口稀少、两京居民相对集中等方面的原因。 (90)［金］赵秉文：《滏水集》卷一一《姬平叔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198页。 (91)《金史》卷一○○《完颜伯嘉传》，第2208页。 (92)《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第1230—1231页。 (93)按，韩光辉先生引《金史》卷九七《焦旭传》，认为警巡使也是亲民之吏，我认为是误解。该传言，旭，“再转大兴令，摄左警巡事，以杖亲军百人长，有司议其罪当杖决，世宗曰：‘旭，亲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复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赎。’改良乡令”。世宗在此言焦旭为“亲民吏”，当是因旭本官为大兴令，而非指其临时所“摄左警巡事”。据《金史》卷五四《选举志四》、卷五七《百官志三》，县令为“承流宣化之官”，“掌养百姓”，故得称为“亲民”。在《焦旭传》上引之下，世宗谓宰臣曰，“县令最亲民”。可证。 (94)《金史》卷五二《选举志二》，第1164、1160页。 (95)《金史》卷九三《承裕传》，第2065页。 (96)《金史》卷六《世宗纪上》，第137页；卷四八《食货志三》，第1082页。 (97)《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第1034页。 (98)《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第1054页。 (99)《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第1108页。 (100)《金史》卷五四《选举志四》，第1209页。 (101)《金史》卷五○《食货志五》，第1125页。 (102)《遗山集》卷二二《中顺大夫镇南军节度副使张君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251页。 (103)《金史》卷五七《百官志三》，第1316页。 (104)《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第285页。 (105)《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第1227—1228页。 (106)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太原路》，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104页；卷三《郑州》，第225页。 (107)《金石萃编·四编》卷一五六《重修中岳庙碑》，《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108)《滏水集》卷一一《梁公墓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195页；《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第2037页。 (109)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载，金朝按州府的等级，在城区设置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如西京路的抚州，明昌三年为刺郡，四年置司候司，就是一明证。不过也有一些州或因户口过少等因素，不设上述城市管理机构。如节镇州桓州，“户五百七十八”，明昌四年罢录事司，改置倚郭清塞县。七年降为刺郡。 (110)《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07页。 (111)《紫山大全集》卷八《送蘧录事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146页。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2年3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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