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帕勒摩石碑的史学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04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佚名 参加讨论
史海波 摘要: 帕勒摩石碑是迄今为止古代埃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编年性质的官方文字记录。其形制具有开创意义，它把以前的年签、年鉴等文献和档案汇集为以年为单位的涵盖五个王朝历史的“编年史”。帕勒摩石碑对以后的编年记录和王表等历史文献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王权起源、仪式象征、时间观念等，也展示了人类历史意识的早期形态。 关键词: 帕勒摩石碑; 古代埃及; 历史学; 历史意识 帕勒摩石碑，因收藏于意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馆而得名，是古代埃及现存最早的王室编年石碑的残片之一，逐年记录了第五王朝( 约公元前2494 年－ 公元前2345 年) 中期之前古代埃及诸多国王在位期间的宗教庆典、财产清查、建筑、征战等要事。帕勒摩石碑是研究古埃及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一般认为这块石碑刻写于第五王朝晚期。除帕勒摩石碑之外，现存还有6 块与其相关的残片——5 块开罗残片和1 块伦敦残片。学术界对这些残片的来源及其之间的关系存有长期争议，现在趋向于认为它们至少来源于两块石碑。虽然这些残片材质不同、长短不等、厚度不均、形状有别，但是其中所刻写的内容十分近似。 因为帕勒摩石碑年代久远，文义古奥，所以对其内容的复原、解读、注释等工作从20 世纪初期便已开始，并一直持续。1 整体来讲，从史学的角度对帕勒摩石碑的阐述非常零散，2 而且众多史学史名著不但很少提及帕勒摩石碑，甚至连古代东方包括古代中国的史学也提及甚少。换而言之，西方学术界对埃及等古代文明的“历史意识”“历史编纂”等存有质疑、争议，甚至偏见。但是人类历史意识的演进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3现代的历史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不应该把处于较为原始的历史意识下的所有记录都尘封起来。因此，对帕勒摩石碑这份年代久远的历史文献的原始性和开创性予以考察，可以更为客观地定位其史学价值。 一、编年形式与内容 帕勒摩石碑是一种表格形式的编年记录，石碑正反两面都被分成若干栏，正面六栏，反面五栏。正面第一栏由三条横线组成，三条横线在纵向上被众多较短的直线分割开来，这样便由三条横线和一系列竖线组成了两行多列的简单表格。第一栏上面一行的诸多格子中刻写着国王的名字，在名字下方对应的格子里刻有国王的坐像。从第二栏开始，分割三条横线的竖线变成了象形文字“年”的符号。因为“年”的象形文字符号基本是一条竖线，只是头部略微弯曲，这样也和竖线一样把下面各栏分成若干表格。由于象形字符“年”的巧妙使用，纵向上各个被分割出来的长方形格子中的信息便是“一年”中所发生的大事，下端对应的格子中附以当年尼罗河水位的相关记录。石碑的栏与栏之间刻有国王的名衔，王名下面各栏逐年所记要事便发生在他当政时期。统治者名衔刻写在其统治年份的中间位置，这也成为估算一个统治者统治年数的基本参考。4 当出现王位更迭的情况时，便以一条竖向直线贯通刻有统治者名衔的那一行，将这些统治者隔离以示区分。虽然早已有学者指出这些由象形文字符号“年”所分割开的不同年份，并不是指某一国王的“统治年份”，而是指“历年”，即古代埃及历法上的一年，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年份不代表“序数”，只表示“基数”。石碑中很明显地展示出国王权力的交替，记录了前任国王最后一年统治的月份和天数，以及新任国王继任之后的统治月份与日期。5即便新任国王继任后没有日期记录，也会有“统一上下埃及”一类重大仪式的记录。 帕勒摩石碑所刻录的统治者信息分布如下: 正面第一栏是“前王朝”国王的名字，第二栏至第三栏被第一王朝的统治者信息占据，第四和第五栏载录第二王朝诸王信息。第三王朝的国王信息在石碑上是缺失的，第六栏是关于第四王朝国王斯尼夫鲁的五年统治记录，其中有两年的信息残损严重。背面第一栏刻有国王舍普塞斯卡夫的王名，所以属于第四王朝末期，背面的其余部分，即第二至第五栏被第五王朝的乌塞尔卡夫、萨胡拉和涅菲尔瑞卡拉三个统治者的信息填满。L. 博尔查特、P. F. 奥马拉、W. 巴尔塔等学者曾试图复原以帕勒摩石碑为代表的整个王室编年纪的全貌，6 定位帕勒摩石碑及相关残片在整个王室年录中的位置，并以此推测石碑所记载的全部统治者在整个王室编年纪中的具体位置、统治年限等信息。但是迄今为止，这种整体复原并没有被学术界一致认可，有的学者甚至否定了这种复原的可能性。 如果和其他文明或者民族的编年史、编年记录比较起来，帕勒摩石碑是一种真正的年录。从时间编排来讲，并不是所有的编年记录都逐年无遗漏地编写，比如希腊的帕洛斯年表，对希腊早期历史的两次记录之间经常相隔几十年。7 从内容来看，石碑所记是以国王的活动为中心的诸多要事，可以归纳如下: 1. 兴修建筑与水利。国王哲尔统治时期修建“众神之威”( ) 神庙，8 登王在位时期修建“众神御座”( ) 神庙，9哈谢海姆威在位第十三年建造“永恒女神”( ) 石头建筑。10国王的建筑活动不局限于神庙一类，斯尼夫鲁在位时期修建了“坚不可摧的南境北境之墙”( ) ，11舍普塞斯卡夫在位第一年为自己的金字塔“舍普塞斯卡夫之基”( ) 选址。12国王偶尔也兴修水利，登王时期曾开凿“众神御座”之圣湖( ) 。13 2. 普查土地、牲畜和黄金等财产。从第二王朝开始，两年一次的全国牲畜清查( ) ，以及丈量土地和清点黄金等内容开始有规律地出现。石碑中关于各种清查的记录以国王尼涅捷尔在位时期最多，一直记载到其当政的第二十年第十次牲畜清查。14实际上，这些财产清查记录与同样为两年一次的诸如“追随荷鲁斯”等重大仪式或庆典记录交替出现，构成帕勒摩石碑一个主体内容。 3. 军事行动。登王在位时期有“打击弓箭手( ) ”的记载，15国王尼涅杰尔在位第十三年攻陷塞姆拉城( ) ，铲平“北部”( ) 。16国王斯尼夫鲁在位大约第十三年，对努比亚进行征伐，俘获7000 人，200 000 头牲畜。17在开罗5 号残片中记载登王对亚洲攻城略地，并打击“犬民”( ) 。18开罗4 号残片记载斯尼夫鲁“从利比亚( ) 带回［……］: 1100 个俘虏和2. 3 万( ?)小型牲畜”。19整体来讲，帕勒摩石碑及残片当中对军事行动的记载并不多见。 4. 举行宗教仪式与庆典。石碑上记载由历任国王主持举行的宗教节日庆典有很多种，如追随荷鲁斯( ) 、索卡尔节( ) 、赛德节( ) 、德塞尔节( ) 、捷特节( ) 等。还有象征性的执行仪式，如统一上下埃及( ) 、巡城一周( ) 、上下埃及之王加冕( ) 、阿比斯巡跑( ) 、为“众神御座”拉引绳索等( ) 。这些宗教仪式和庆典都是周期举行的，尤其是“追随荷鲁斯”，在一、二王朝的记录中频繁出现。20 5. 向神庙捐赠财富。石碑从第五王朝国王乌塞尔卡夫开始记录王室向神庙的捐赠，捐赠的财产种类繁多，数目庞大。国王向神庙的捐赠不但有食品、牲畜、金属等物品，还有俘虏、地产等财产。向神庙捐赠财物从第五王朝之后已经成为古埃及的一种经济制度。石碑反面第二栏第二列记载乌塞尔卡夫统治第六年的捐赠情况: “上下埃及之王乌塞尔卡夫，他准备贡品……向塞普•拉的太阳神庙诸神献祭: 24 斯塔特［……］乌塞尔卡夫地产中的土地，每日2 头牛和2 只鹅; 向拉神献祭:44 斯塔特北部诸州的土地; 向哈托尔神献祭: 44 斯塔特在北部诸州的土地……”21除了捐赠各种财物之外，国王还要为神庙修建城墙、神龛、神像等。 另外，石碑中每一栏的下面表格中频繁出现的长度单位，诸如肘尺、掌尺、指寸等，现在公认是尼罗河的最高水位，即每年泛滥的最高水位的记录。22帕勒摩石碑这种编年的形式，尤其是“年”字符的巧妙运用和如此庞大的记录内容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记录方式和资料基础，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其内容中的诸多细节也透露出复杂的关于历史记录和历史意识的信息。 二、历史渊源与影响 帕勒摩石碑的起源既涉及内容方面的来源，也涉及形式方面的借鉴。针对资料来源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古王国甚至整个历史时期官方都有“年鉴”一类的档案文献。唐纳德•雷德福德在《法老时代的王表、年代记和日志———古代埃及历史意识探研》一书考证了这一概念，即年鉴( Annals)。23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相关记录确实可以印证这种王室年鉴的存在，比如在新王国时期斯比欧斯•阿特米迪斯铭文中，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在开篇之中便矜夸自己的头衔和功绩，其中便有“她重修了年鉴( ) ”。24约翰•贝恩斯也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编年记录，提出埃及不但存在“中央年鉴( central annals) ”，而且还存在地方的、神庙的年鉴。25虽然迄今为止这种作为王室档案的年鉴并没有被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从帕勒摩石碑“略古详今”的内容变化判断，石碑的记录应该存在更为原始的底本，而不是在进行统一的“编造”。帕勒摩石碑自身并没有保持叙述内容的一致性，从第二王朝开始，增添了“普查”的内容。在第四王朝国王斯尼夫鲁之后，叙述的内容明显增多，到第五王朝时期又增添了“献祭”的内容，因此需要增大石碑上的表格空间，所以整个帕勒摩石碑的背面基本被第五王朝的三个国王的记录占据，和石碑正面“前王朝”及早王朝诸王的简短记录形成很大的反差。 从形式上来讲，帕勒摩石碑当中“年”的象形字符运用，极有可能受到早期“年签”的启发。这些木质或者骨质的年签和其他标签多属于第一王朝时期，年签的基本形式就是以位于标签右侧的“年”的字符引导出左面的文字。帕勒摩石碑所记载的早王朝时期的内容，与第一王朝统治者的一些标签、年签所记载内容十分类似。这些早期年签上的内容可能和帕勒摩石碑有着共同的来源———王室年鉴。不过从埃及历史早期的一些简短文字记录的叙述方式和内容来看，帕勒摩石碑的记录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下面是早期一些文字记录与帕勒摩石碑的比较:（从略） 另外，表格的形式也应该存在早期的基础。早王朝时期的马斯塔巴墓上的祭品名单就是以表格形式存在的。而且这种形式应该是政府文书档案的基本形式，在阿布西尔金字塔建筑群发现很多古王国时期的祭司体纸草文书，展现了当时的管理、经济和宗教活动内容，其中便有表格形式的文书。26 不过，古代埃及的“编年史”并没有保持历史的一致性，帕勒摩石碑和新王国时期的图特摩斯三世编年纪完全是两种形式的编年记录。简单地说，帕勒摩石碑载录众多国王在位期间的要事，受表格形制所限，言辞简约，而后者按年代次序记录图特摩斯三世对亚洲的征战，内容远比前者详细。值得庆幸的是，萨卡拉南部刻石的发现证明帕勒摩石碑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帕勒摩石碑是早期编年历史记录的开端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记录现象。萨卡拉南部刻石记录了从泰提开始到培比二世在位期间的大事。其中的记录很像是帕勒摩石碑的延续，捐赠是主体内容，和帕勒摩石碑后期的记录雷同，偶尔也有“统一两地”和“清查”的记载。27 帕勒摩石碑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萨卡拉南部刻石。很多学者都强调它对王表的影响，28但实际上，表格形式的王表在第五王朝也已经产生了，时间上可能早于帕勒摩石碑。在吉萨1011 号马斯塔巴墓中发掘出一块属于第五王朝时期的书写板残片，以反向次序列出从第五王朝涅菲利尔卡拉卡凯至第二王朝的霍特普塞海姆威为止的6 位国王。29 这份书写板残片的表格中还包括神庙、地名、献祭用的鱼类和禽类等信息。至少可以说，帕勒摩石碑并没有影响到王表的形制起源。 帕勒摩石碑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溯源”的历史意识，也在于其王名选择的“客观性”。帕勒摩石碑对“有据可查”的国王的记录始于阿哈，后世的王表和编年史也经常追溯人类王朝历史的起源。阿贝多斯王表开始于美尼( 即美尼斯) ，然后是阿哈，萨卡拉王表起始于阿德吉布，美迪奈特哈布王表起始于美尼。不过这些具有宗教祭祀和展示功能的王表，明显有意地剪裁了第一、二中间期等“混乱”历史阶段的王名。从“客观”性的角度看，帕勒摩石碑、都灵王表、曼涅托的《埃及史》还是可以前后相继的，30 在王名取舍上，这三者都没有对过去的统治者进行主观地剪裁。最主要的是，在都灵王表和《埃及史》中都记录了诸多王朝之前的“神王”，都灵王表的前王朝记录包括“大九神团”“小九神团”和“神灵”( ) ，《埃及史》包括“神”“半神”“英雄”。31 不过帕勒摩石碑、都灵王表和《埃及史》对王朝之前的记录都残缺不全，所以很难定位三者之间的具体联系。只能说，帕勒摩石碑对“历史”起源的追溯极有可能为后世的王表、编年史等提供了王室起源的线索和依据。 帕勒摩石碑作为重要的具有展示作用的官方石刻，对以后的王室铭文，甚至整个“历史文献”系统都可能产生了重大影响。32需要注意的是，《埃及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产物，都灵王表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献，这些文献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影响编写者对过去的思考模式，三者不能因为“部分”的联系而等同。帕勒摩石碑自身所反映的古王国时期的历史意识需要进一步的考量和定位。 三、历史意识及其评价 历史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对过去的看法，标准的不同也导致关于历史意识的概念存在很大差异。由潘德尔提出的历史意识的七种要素更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其中包括: “1. 时间意识( 早先—今天/明天) ; 2. 事实意识( 真实的/历史的—想象的，或者虚构的) ; 3. 历史性意识( 静态—动态) ; 4. 认同意识( 我们—他们) ; 5. 政治意识( 上层—下层; 或者: 有权的—无权的) ; 6. 经济—社会意识( 贫穷的—富裕的) ; 7. 道德意识( 正确的—错误的; 确切说: 善的—恶的) 。”33 潘德尔在1987 年提出的这个概念很明显是针对成熟意义上的历史意识的。而作为人类文明早期的历史意识则更难概括，上述被逻辑思维所分解的历史意识诸要素在早期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里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如同古代的神话里包含着各种知识一样。不过我们可以参照潘德尔的诸要素划分，从王权起源、时间观念、事实确认三个方面探讨帕勒摩石碑当中的古代埃及历史意识问题。34 首先是帕勒摩石碑反映出的王权起源观念。帕勒摩石碑的开篇列举了王朝时代之前的各王，石碑的第一栏记载头戴下埃及王冠的国王们，现存王名如下: ［…］普() 、塞卡( ) 、卡乌( ) 、梯乌( ) 、特什( ) 、恩［赫布］() 、瓦杰阿杰( ) 、麦赫( ［ ］) 、［…］阿( ［…］ ) 。35据推测这些王朝之前的国王可能有120 位左右，36占据了石碑正面第一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埃及人对过去的关注不能等同于对“历史”的追溯，包括以创世、荷鲁斯与塞特之争为主题的神话体系，都在突出王权的神圣起源，即“君权神授”的观念。另外，埃及人的“王朝”观念是在曼涅托的《埃及史》当中才正式出现的，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的王朝和历史分期观念，对帕勒摩石碑的统治者进行所谓王朝“之前”“之后”的划分，只是我们现在的观点而已。因此，不论是创世神话、荷鲁斯与塞特之争的神话，还是与帕勒摩石碑相关的“历史文献”所反映的历史，都是一种被神圣权力介入的历史，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从帕勒摩石碑的以下几个特征可以证明其中的“历史”是以王权为核心的。 1. 从内容上判断，石碑中的一切记录和细节编排都是以神化的王权为核心的。从“前王朝”的国王只有名字、坐像而没有记事来判断，编写者对“历史”本身并不感兴趣，罗列这些王名更多地是为了证明以后继任的国王的合法性和神圣起源。在帕勒摩石碑第一王朝以后国王的记事栏目里，“追随荷鲁斯”这种仪式频繁出现，这就是对当时业已形成的荷鲁斯与王权关系的一种强调。荷鲁斯与塞特之争的神话在金字塔铭文中已经有了明显的陈述，荷鲁斯就是国王的化身，是奥西里斯之子，也是九神会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古代埃及国王的一个重要的王衔便是“荷鲁斯”。另外，石碑当中在记录尼罗河泛滥水位的时候，凡发生权力更替的时候，在前任国王最后一年的记录里，没有关于水位的信息，如果权力更替发生在同一年份，也要把水位标记在“新”国王一边。这也至少证明王权与“水位”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埃及人的意识当中，国王就是宇宙秩序的维持者，在每一个国王统治最后一年，除了月份和天数的记录外，其他记录则中断。 2. 从编写目的来判断，帕勒摩石碑的重点不在于书写历史，而在于展示王权。用这样庞大的石料去记载历史显然不合理，而且在第一王朝国王登王的墓中就曾经发现过未写字的两卷纸草，37 所以到第五王朝石碑刻写的时候，纸草一定是记录的主要载体。帕勒摩石碑及其他残片中唯一有明确来源的是开罗4 号残片，可以确知其来自于三角洲地区的孟菲斯。因此，W. 赫尔克推测: 该石碑可能被竖立于孟菲斯的普塔赫神庙里，38这与很多在神庙中刻写的王表的展示作用是一致的。在古代埃及，石刻碑铭都具有祭祀、展示和纪念目的，而不是为了保存政府的管理记录。 3. 从叙述方式看，帕勒摩石碑的重点也不在于叙述历史。其中的语句基本都是一种“日期+ ( 名衔) + 不定式( infinitive) ”的语法模式。39 从“不定式”的具体运用来看，它的一种功能就是用作“标题”来进行开篇。40在这种意义上，帕勒摩石碑每一年的记载，都可以相当于一个标题。比如石碑中经常出现的，威尔金森翻译为“追随荷鲁斯”( following of Horus) ，布里斯特德译为“祭拜荷鲁斯”( worship of Horus) 。这里透漏出的重点信息并不是以时态的变化去叙述过去的事件，而是强调这一年份的名称的重要性。所以这里彰显因国王的功业而命名年份的意味，远远大于对过去国王活动记载的意图。 其次是帕勒摩石碑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从石碑记录的表面来看，年复一年的记录是一种线性时间观念的体现，而且每一个统治者在位期间的年份都应该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而不是杂乱的堆砌。41 但是通过对内容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所隐含着循环的时间观念。42 其中的“牲畜清查”“上下埃及之王登基”“统一上下埃及”“巡城一周”等活动和仪式都是循环进行的，从“第一次”( sptpy) 向后延续。而sp tpy 这一短语本身就可以表示“创世”或者“初始”。直到国王斯尼弗鲁统治时期，帕勒摩石碑才开始记录诸如“建造王室用船”“修建庄园”等临时发生的事件。但是在斯尼夫鲁之后，捐赠的内容又占据了主体，所以帕勒摩石碑当中的所记录的“偶发性”事件并不多。另外，在新国王继任的时候，石碑当中总是要记载“统一上下埃及”，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化表达也说明权力的交接本身就是一种循环更迭。 帕勒摩石碑一个时间安排的细节，也体现出对王权统治的重视。石碑中在新老国王交替时，会刻写具体的月份、日期。比如国王阿哈统治的最后一年的表格里只有“6 个月零7 日”的记载，43而接下来哲尔统治第一年的记录为“4 个月零13 日; 统一上下埃及; 巡城。6 肘尺”。44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老国王的交替发生在两年之内，其中的月份与日期都是指在位的时间，也就是说，阿哈在位的最后一年统治了6 个月零7 日，而哲尔在下一年即位后统治了4 个月零13 日，按照埃及一年12 月共365 天来计算，二者之间相隔13 个月20 天。如果新老国王的交替发生在同一年内，也是按照前任国王和新任国王的在位日期( 而不是即位开始的日期) 来标记，比如第四王朝最后一王舍普塞斯卡夫和其前任( 石碑上的名字缺失，正常应该是孟卡拉) 的权力交替发生在同一年，虽然铭文部分缺失，但是根据博尔查特的复原，孟卡拉在这一年的最后统治时间是4 个月24 天，而舍普塞斯卡夫的统治日期之处的记录数字应该是7 个月11 天，二者相加正好是埃及年历的一整年。45 换而言之，这种记载方式更注重新国王即位后的统治，避开由于权力的交接导致的无王权阶段。 再次，关于帕勒摩石碑记录的真实性问题。对于石碑本身所载录的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判定是很难的，早期的年签只能说和石碑中的记载有相似之处，但是很难说能互相佐证。石碑中所提及的一些地名，甚至神庙建筑也可以考证出大致位置或基本形态，46 但是其中所提供的数字是否属实已经很难证实，有些数字明显是夸大的。比如在斯尼夫鲁的记载中有“征伐努比亚，带回7000 战俘、200 000 头绵羊和山羊”，而小规模的边境冲突能获取数目如此之多的战俘和战利品的可能性不大。47国王战利品数目的夸大在早王朝就已经出现。在希拉康坡里斯“大宝藏”中出土了一枚那尔迈的权标头，其中所统计的远征胜利后的战利品包括: 400 000 头牛、1 422 000 头羊、140 000 名俘虏。48现在分别存于牛津阿什摩林博物馆和埃及开罗博物馆的一对第二王朝最后一王哈谢海姆威的坐像，其底座都刻有杀死北方敌人的数目，前者记载是47 209 人，后者是48 205 人。49只能说这种精确统计的数字有可能只是一种胜利的象征。另外，石碑中有些因为宗教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仪式化表达方式也会偶尔透漏出一点历史信息。比如，其中对于左塞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记录中都有“加冕上 下埃及之王”，这在石碑中其他国王的记录中是没有的，这种对加冕的重申可能暗示其即位之初政权不稳。 另外，帕勒摩石碑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 石碑当中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凡是关于国王的事件都是神圣而伟大的。我们很难知晓作为帕勒摩石碑资料来源的“年鉴”是否也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后来的王室铭文都秉承了这种叙述方式。石碑当中没有任何国王死亡的信息，在一个国王最后一年的记载里，除了最后统治的月份和日期，没有任何记录。这和亚述王表当中的兄弟、父子之间争夺王位的明确记录完全不同。50古代埃及并不是没有关于王权负面信息的文献，这类信息一般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尤其是社会动乱时期产生的哀怨、苦诉、预言等文学作品中。但在王室铭文中很难看到关于国王的负面记录，即便在新王国时期，王室铭文对外族统治、女王当政、宗教异端等情况都是采取避讳的叙述方式。王室铭文中总是以一种“安全”模式对王权进行表述。 结论 帕勒摩石碑发展了年签样式的记录模式，形成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编年记录。这种历史的变革是漫长的，如同两河流域的年名表过渡到编年史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使古代埃及人的历史意识长期滞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国王生前是荷鲁斯的化身，死后便成为奥西里斯，国王的权力在死后依然延续。王室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效忠教导，让一个人一生都要为国王尽职尽力，甚至死后都要受到国王的恩惠才能够维系来世生活。所以帕勒摩石碑作为古代埃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编年记录是有重大意义的，帕勒摩石碑的编年形式具有开创意义，其官方的资料来源也相对可靠，但是其中的内容不外乎对王权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宣传。透过帕勒摩石碑及各种王室铭文，我们只能说埃及人对历史的记录和兴趣是被神祇和权力带动的。但同时，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就是在宗教迷思和政治权威之下产生的，帕勒摩石碑是史学起源进程中的艰辛一步。 注释： 1、近年来具有总结性的文献研究成果是托比•威尔金森所著《古代埃及王室编年记———帕勒摩石碑及其相关残片》一书，其中对与帕勒摩石碑相关的文献研究进行了细致总结，同时对帕勒摩石碑及其他六块残片的内容逐一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释。参阅Toby A. H. Wilkinson，Ｒ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学者郭丹彤和李晓东分别出版了《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 － 39 页) 和《埃及历史铭文举要》( 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4 － 29 页) 两部著作，对帕勒摩石碑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释。 2、参见John Baines，“On the Evolution，Purpose，and Forms of Egyptian Annals，”in Eva － Maria Engel，Vera Müller ＆ Ulrich Hartung，eds. ，Zeichen aus dem Sand: Streiflichter aus gyptens Geschichte zu Ehren von Günter Dreyer，Wei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pp. 19 －20;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y Writi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 53 － 75; Hsu Shih － Wei，“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Ｒ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 37，No1( 2010) ，pp. 68 － 89. 郭丹彤:《帕勒摩石碑及其学术价值》( 《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 一文，对其版本、断代、编写目的、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论证。 3 、周文玖: 《史学史导论》，学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1 － 32 页; 另参见［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 《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 － 23 页。 4、J. H. Breasted，Ancient Ｒecords of Egypt，Vol. 1，London: 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LTD，1988，p. 53. 5、 A. H. Gardiner，“Ｒegnal Years and Civil Calendar in Pharaonic Egypt，”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Vol. 31 ( Dec. ，1945) ，p. 12. 6 、L. Borchardt，Die Annalen und die zeitliche Festlegung des Alten Ｒeiches der gyptischen Geschichte，Berlin: Von Behrend，1917，pp. 13 － 21; P. F. O'Mara，The Palermo Stone and the Archaic Kings of Egypt，La Canada: Paulette，1979，p. 109; W. Barta，“Chronologie der 1. bis 5. Dynastie nach den Angaben des rekonstruierten Annalensteins，”Die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Vol. 23( 1981) ，pp. 11 － 23. 7、张强、张楠译注: 《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3 － 35 页。 8、Toby A. H. Wilkinson，Ｒoyal Annals of Ancient Egypt: The Palermo Stone and Its Associated Fragments，p. 98. PS r. Ⅱ. 7. 以下引用帕勒摩石碑原文之处，凡出于威尔金森版本的都采用学术界通用的文献编号。PS 即Palermo Stone 的简写，r 是Ｒecto 的简写，表示正面，v 是Verso 的缩写，表示石碑的反面，以下拉丁数字和阿拉伯数字依次表示栏目和列数。 9、PS r. Ⅲ. 6. 10、PS r. V. 2. 伊安•肖在《牛津埃及史》中认为就是在萨卡拉北部发现的一种叫做“吉赛尔•艾尔－ 穆迪尔”的建筑样式。参见Ian Shaw，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 91. 11、PS r.Ⅵ. 2.“南方之墙”可能是位于在下努比亚布罕建立的防御工事，“北方之墙”位置不详。 12、PS v. I 2. 实际上是一座巨型马斯塔巴墓。参见郭丹彤: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第20 页。 13、PS r. Ⅲ. 9. 14、分别见PS r. Ⅳ. 3; PS r. Ⅳ. 5; PS r. Ⅳ. 7; PS r. Ⅳ. 9; PS r. Ⅳ. 11; PS r. Ⅳ. 13; PS r. Ⅳ. 15. 15、PS r. Ⅲ. 2. 一译“穴居之民”。 16、PS r. Ⅳ. 8. Ea 的含义可能是“北方”，此处应该指北方某一城市。 17、PS r. Ⅵ. 2. 18、CF5 r. L. 4. 开罗5 号残片文献编号。( )本意是“像犬一样的人”。 19、CF4 r. M. 1. 开罗4 号残片文献编号。( )是古代埃及西部邻国，利比亚。 20、PS r. Ⅳ. 3; PS r. Ⅳ. 5; PS r. Ⅳ. 7; PS r. Ⅳ. 9. 21、PS v. Ⅱ. 2. 22、［英］巴里•克姆普著，穆朝娜译: 《解剖古埃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6 页。 23、D. B. Ｒedford，Pharaonic King － lists，Annals and Day － book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nse of History，Mississauga:Benben Publications，1986，pp. 65 － 96. 24、K. H. Sethe，Urkunden der 18. dynastie，Heft 5，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06，p. 383. 25、John Baines，“On the Evolution，Purpose，and Forms of Egyptian Annals，”pp. 19 － 20. 26、Ian Shaw，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 110. 27、N. C. Strudwick，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5，pp. 75 － 77. 28、奥托在1970 年就曾经对古代埃及的“历史”( Histriography) 做出过精细的划分，“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年鉴( Annals) ，年鉴中包括三种基本文献: 年签和帕勒摩石碑、曼涅托《埃及史》、图特摩斯三世编年纪等。而王表的产生和年签，以及帕勒摩石碑有直接的关系。参见Eberhard Otto，“Annalistik und Knigsnovelle，”in Bertold Spuler，ed.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Band 1，Leiden:Brill，1970，pp. 169 － 179. 赛特斯在《寻找历史: 古代世界的历史编纂以及圣经历史的起源》一书中把古代埃及的历史文献划分为: 帕勒摩石碑及其前身、都灵王表，以及其他王表、王室铭文、奉献铭文、纪念铭文、关于国王的小说、对过去加以利用的政治宣传、传记等，而且着重强调了帕勒摩石碑对王表的影响。参见John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131 － 138. 29、Edward Brovarski，“Two Old Kingdom Writing Boards from Giza，”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Vol. 71 ( 1987) ，pp. 27 － 54. 30、参阅Kim Ｒyholt，“The Ｒoyal Canon of Turin，”E. Hornung，et al.，“King Lists and Manetho's Aigyptiaka，”in Erik Hornung，etal. ，eds.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Leiden and 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2006，pp. 26 － 36; 刘文鹏，崔宁: 《马涅托及其〈埃及史〉》，《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5 期，第3 页。 31、D. B. Ｒedford，Pharaonic King － lists，Annals and Day － book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Egyptian Sense of History，pp. 65 －96. 32、Hsu Shih － Wei，“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Ｒ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pp. 83 － 85. 33、［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6 页。 34、有学者认为帕勒摩石碑是25 王朝或者以后的文献，如果帕勒摩石碑真是后期的“托古”之作，那关于历史意识的解读问题会更为复杂。但是从其王名刻写的精准程度来判断，帕勒摩石碑不应该是后期的文献，因为到新王国时期许多王表里载录的王名就已经常出现错误。参阅N. C. Strudwick，Texts from the Pyramid Age，p. 65; 郭丹彤: 《帕勒摩石碑及其学术价值》，第101 页。 35、PS r. I. 1 － 9. 每一个和王名对应的下面的表格里都没有记事，只有头戴红冠的下埃及国王坐像。 36、J. H. Breasted，Ancient Ｒecords of Egypt，Vol. 1，p. 52. 37、［美］詹森•汤普森著，郭子林译: 《埃及史: 从原初时代至当下》，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22 页。 38、W. Helck，“Zwei Einzelprobleme der thinitische Chronologie，”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 Abteilung Kairo，Vol. 26( 1970) ，p. 85. 39、Hsu Shih － Wei，“The Palermo Stone: The Earliest Ｒoyal Inscription from Ancient Egypt，”p. 82. 40、J. P. Allen，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 168. 41、John Baines，“On the Evolution，Purpose，and Forms of Egyptian Annals，”p. 22. 42、参见D. B. Ｒedford，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Vol. 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405 － 409. 43、PS r. Ⅱ. 2. 44、PS r. Ⅱ. 3. 45、A. H. Gardiner，“Ｒegnal Years and Civil Calendar in Pharaonic Egypt，”p. 12. 46、Ian Shaw，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 91. 47、郭丹彤: 《帕勒摩石碑及其学术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1 期，第102 － 103 页。 48、John Baines，Visual and Written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 23，Fig. 7. 49、B. Adams，“A Fragment from the Cairo Statue of Khasekhemwy，”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Vol. 76 ( 1990) ，p. 162，Fig. 2 －3. 50、陈飞: 《〈亚述王表〉译注》，陈恒，洪庆明主编: 《历史上的城市与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83 － 300 页。 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第3期，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世界古代的政治体制与史学起源研究”( 15YJA770018) 阶段性成果。此外，正文与注释的“( )”中为相应字母，正文中的“早期一些文字记录与帕勒摩石碑的比较”也有相应字母，无法编辑，故暂从略，可参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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