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与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1:11:4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佚名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萌芽于196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学科危机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熟于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由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学术刊物和电子网络共同构成的学术交流空间。这一学术共同体从凝聚学科身份和同仁智慧，奠定文献和史料基础，培育学术新人和研究新范式，繁荣同行评议和学术讨论，推动学术活动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推动学科创新转型的作用。 关 键 词：美国外交史学/学术共同体/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 作者简介：曲升，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转型研究”(13YJA770027)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外交史学史”(13BSS026)阶段性成果。 关于19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认为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跨国化两大方面。对于这种创新转型的背景和原因的分析，也一般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强调全球化的现实背景和大的学术风尚(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影响；①二是强调某些史学家个体——如入江昭(Akira Iriye)、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开创性研究和大力倡导。②学术大家的启迪、示范和引领固然重要，但若无有效的组织保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大规模学术创新运动也不易形成，因为，学术大家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并在其中发挥影响力。因此，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考察美国外交史学的创新转型和复兴，或许能够进一步丰富并加深我们对这一学术现象的认识。 学术共同体是由学者以专业为基础自愿结成的众多学术团体、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组合，是一个以学术事业和学术发展为纽带，连接学者、集合学者而形成的开放的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空间网络。③学术共同体在学者个体发展和学术知识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在组织层面上以学术期刊系统和专业学会系统，为学者进入学术共同体、参与并建立正式学术交流网络搭建了关键平台；在制度层面上，以同行评议核心制度作用于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获得学术职位和晋升、申请学术奖励和资助以及荣获学术声誉等学术行为和过程之中，从而守卫着学术评价的程序正义和学术资源的公平分配；在精神层面上，“以学术为业”的共同信念、价值和范例深刻地影响着学者的学术行为。④实践证明，学术共同体能够通过沟通交流和合理分享各种资源，促进不同学者更好地理解自身和整个学术领域；可以改变单个学者的孤立状态，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以及知识生产所必需的共同质疑、讨论和争辩的生态环境。简言之，“知识的创新和传播要依靠学术共同体中所进行的工作”。⑤ 美国外交史学界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符合上述定义的学术共同体，其创立、发展的轨迹与美国外交史学科创新转型的历史若合符节，实际上成为学科创新转型的“试验场”和生产车间。这一学术共同体在组织上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后文简称SHAFR)、《外交史》杂志和学会《通讯》，以及电子网站空间三个方面。在SHAFR成立40周年之际，《外交史》杂志特设专栏，邀请历任学会主席，就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展开笔谈。⑥这些笔谈稿大多是参与者基于自身经历的有感而发，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让后来者感受到了今日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辉煌成就和强大凝聚力背后的创业艰辛和先辈奉献，却未能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对该学会在学科转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梳理，也没有明确意识到需要把该学会与其出版物和电子网络一起，作为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来看待。从考察美国外交史学转型之条件的立意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鉴于此，本文将从学会、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三个方面，对这一学术共同体加以考察。在回顾它们各自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它们推动学科转型的种种做法，进而总结其特征和推动学科创新转型的经验。 一、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 1960年代中期，美国外交史学正值兴盛却尚未形成一个体制化、专业化的自治共同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外交史学者相互关系的疏离和淡漠，而是说他们的学术交流主要是个体性的，至多带有“小团体”的性质。他们往往以个人身份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或者在因师生关系结成的私交甚密的同门学派内进行频繁的学术交往。这种私人性质的学术交流，尽管对于推动学术创新不无助益，却毕竟范围有限，难以在更大学术圈子内集思广益、凝聚认同，也与外交史学显赫的学科地位不相匹配。鉴于此，1965年，费城拉萨尔学院(La Salle College)青年学者约瑟夫·P.奥格兰迪(Joseph P.O'Grady)向外交史学大家托马斯·A.贝莱(Thomas A.Bailey)提出建立一个美国外交史学专业组织的构想，并得到后者的首肯。随后，由奥格兰迪、亚历山大·德康德和戴维·M.普雷策尔(Dayid M.Pletcher)组成一个精干的组织委员会，历时两年奔走联络、周密安排，1967年4月，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芝加哥年会上，“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正式成立，贝莱被推举为首任主席。⑦ SHAFR开创者身处“盛世”，却“居安思危”。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传统“外交史”概念的狭隘性，因此首当其冲地提出了重新界定学科身份、使之更具包容性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他们就“外交”(diplomac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和“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等用语的含义以及专业组织的命名展开讨论，并最终以“对外关系”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定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其他概念，“对外关系”概念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外交”强调政府间谈判，“外交政策”聚焦于政府决策过程，以及政策本身，两个概念均显狭隘，“国际史”概念则“大而无当”；“对外关系”一词则可以用来表示“民族(人民)和国家间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更多形式的全部互动”；⑧而“美国对外关系史”既是美国史的分支，又是国际史的分支，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显而易见。⑨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们把自己的专业学会定名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宗旨是“致力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即通过资助研究、举办年会和发行出版物等途径，推动美国对外关系史知识的研究、进步和传播”。⑩尽管他们还习惯地称自己为“外交史学家”，但开放、包容已成为学会的发展理念，内化为会员的学术本能。 1969年末，杰拉德·E.惠勒(Gerald E.Wheeler)主编的第一期《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SHAFR Newsletter)面世，向会员及时通报学会行政和学术动态，从而使巩固专业认同和增强专业吸引力成为可能。1975年8月，学会在乔治城大学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年会，并决定此后每年都举办年会。通讯的出版发行和年会的定期举办，增强了“同仁间的亲和感”(sense of collegial affinity)，(11)推动着学会走向成熟和兴盛。学会成立之初仅有会员80人，其中女性会员1名，(12)1968年达到200人，1977年达到700人，1986年达到912人，(13)1990年代中期更是创纪录地超过了1700人，其中女性会员近250人，(14)美国以外的国际会员占到近20％。(15) 为推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进步，除了策划出版物、举办年会以加强同仁的相互交流之外，学会更具力度和长远意义的举措主要有两项，即筹集资金设立主要面向青年外交史学家的奖项和资助，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文献结集。 学会奖项和资助的设立，首先得益于杰拉德·J.博奈斯(Gerald J.Bernath)、马娜·F.博奈斯(Myrna F.Bernath)夫妇的慷慨捐赠。为纪念他们英年早逝的儿子、美国外交史学者斯图亚特，博奈斯夫妇于1972年底在学会设立了“斯图亚特·L.博奈斯图书奖”。随后，博奈斯夫妇又陆续捐赠设立了多项奖励和资助。学会自身及其同仁也不甘落后，开源节流、慷慨解囊，诸多资助和奖项纷纷设立，为学会实现经济独立和激励后学提供了财政保障。 截至目前，学会的资助和奖项共有18项之多，相对于其次级学科身份，堪称奇迹。资助(Funding)8项，分为面向博士研究生和面向教师两种，以前者居多。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奖学金”、“斯图亚特·博奈斯学位论文助研金”、“W.斯塔尔·浩特学位论文奖学金”、“劳伦斯·盖尔芬德—阿明·拉帕波特—沃尔特·拉夫伯学位论文奖学金”、“塞缪尔·F.比米斯助研金”、“迈克尔·J.霍根外语助学金”、“马娜·F.博奈斯奖学金”、“威廉·A.威廉斯年轻教师助研金”。奖项10项，除了“博奈斯图书奖”外，还有“斯图亚特·L.博奈斯讲座奖”、“斯图亚特·L.博奈斯学术论文奖”、“马娜·L.博奈斯图书奖”、“罗伯特·H.费雷尔图书奖”、“诺曼·格雷伯纳和劳拉·格雷伯纳奖”、“贝蒂·M.安腾伯格学位论文奖”、“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国际史论文奖”、“罗伯特·A.戴文和芭芭拉·戴文研究生差旅基金”、“阿瑟·A.林克—沃伦·库艾尔档案编辑奖”。 正如某项奖励的早期获得者罗伯特·贝斯纳尔(Robert L.Beisner)所言，“奖学金”不仅使学会大为增色，还激励了该领域年轻史学家的成长。(16)年轻史学家思维活跃，趋新求变，善于吸收新的理论方法，他们个体的成长带来的必然是学科的整体创新和转变。当今活跃在美国外交史学前沿、引领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跨国化潮流的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大多受益于学会的奖项和资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外交史学界具有结集、反思和批评的自觉性与优良传统。早在1935年，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塞缪尔·F.比米斯与戈兰斯·C.格利芬就编写了第一本《美国外交史(研究)指南》，(17)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为更大规模结集和反思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和人员方面的保障。首先，编撰出版了一批大部头、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和研究指南，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三部。第一部是由德康德、理查德·D.伯恩斯(Richard Dean Burns)和弗雷德里克·罗格威尔(Fredrik Logevall)主持编撰的《美国外交政策百科全书》，初版于1978年，再版于2002年。(18)新版百科全书共3卷，收入词条121个，皆由该领域最为研究有素的学者撰写，实际上是121篇上乘的研究论文(essay)。这些论文夹叙夹议，对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概念、主题、观念、运动和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不仅有利于对美国外交基本史实的了解，也为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便捷门径。第二部是伯恩斯领衔主编、41位编辑和92位撰写者参与的《170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指南》，共40章9255个词条，1983年一经面世便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案头必备，极大地便利了相关工作的开展。(19)之后，美国外交史研究突飞猛进，每年都有几百项研究成果发表。到1990年代中期，SHAFR理事会开始积极考虑推出新指南事宜，并于1997年延请美利坚大学教授贝斯纳尔任总编，实质性地开始了编撰工作。2003年《1600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文献指南》(20)出版，共两卷32章，包括16000个评注性词条，堪称鸿篇巨制，被誉为“SHAFR版指南”。到2007年，学会又推出了由托马斯·W.齐勒(Thomas W.Zeiler)任主编的更新版“指南”，把2003年后的新文献纳入其中。学会对及时梳理总结新成果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史研究，出版了几部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史著作。1981年，杰拉德·K.海恩斯、塞缪尔·沃克主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编纂的回顾》(21)问世。该书共包括论文16篇，其中11篇按年代顺序写就，4篇按地区分论，还有1篇探讨了今后20年将面临的史料问题，总体上反映了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大新问题和常见研究模式。1983年杰拉德·A.库姆斯出版了《美国外交史：两个世纪的常变解释》，(22)以时间为序，系统总结了各时代史家关于美国外交重大问题的见解，对于了解美国外交史学的起源、流变及现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上述两部史学史著作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仅仅总结了史家的观点，却并未触及方法论层面的反思。进入1990年代，这一遗憾得以弥补。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霍根(Michael J.Hogan)担任《外交史》杂志主编以来，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最新动向和最新成果的追踪与总结情有独钟。他主编了史学史姊妹篇《美国在世界上：1941年以来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强权之路：1941年前的美国对外关系史学》(23)，汇集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界不同问题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最新论著的评论，成为了解美国对外关系史学新动向的权威之作。更重要的是，霍根高度重视方法论层面的概念路径和分析工具的讨论和总结。他与另一位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G.Paterson)一起，编辑出版了《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24)两版，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文化转向和国际史取向，以及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及时做出了总结和前瞻。 文献的结集和学术反思，是保证相关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上述综合性大型辞书和学术史著作，就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相关文献，以及理论概念、分析工具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为进一步的研究梳理了源流，提供了参考，指明了方向。 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和《外交史》杂志 如果说专业学会是学术共同体的机构空间，那么专业期刊则是学术共同体的“阵地”，是共同体成员实验新思想、开辟新领域、从事批评、展示集体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对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而言，这样的阵地由《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后文简称《SHAFR通讯》)及由之改版而来的《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Passport: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后文简称《SHAFR评论》)和《外交史》杂志(Diplomatic History)两份定期发行的刊物构成。 SHAFR创建者们早就认识到创建一份学会通讯对于联络会员、凝聚认同和推动学术的重要性。1969年底《SHAFR通讯》创刊，编辑部设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每年出版两期，每期在28～30页之间。3年后，编辑部迁往田纳西科技大学，诺兰·弗勒尔(Nolan Foeler)和比尔·布林克尔(Bill Brinker)相继担任主编，他们苦心经营，迎来了通讯稳定而快速发展的30年。2003年《通讯》编辑部迁至俄亥俄州，刊名也变更为《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通讯》。在2011年1月份召开的理事会上，主编米特奇·勒纳(Mitch Lerner)代表编委会提出了进一步将《通讯》更名为《护照：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评论》的动议，认为：一方面现《通讯》发表的文章早已突破了“通讯”的范畴，另一方面目前的刊物定位难以吸引有影响的学者投稿，因此需要变刊名以“明正身、树形象”。(25)2011年9月出版的“Passport”正式采用了“SHAFR评论”的副刊名。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并适应了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日益壮大的现实和进一步突出学术和教学、凝聚学科认同的需要。 目前，《SHAFR评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每年3期，分别在1、4、9月份出版。设有“圆桌笔谈”(Roundtable)、“海外观点”(A View From Overseas)、“理事会会议记录”(SHAFR Council Meeting Minutes)、“信息袋”(The Diplomatic Pouch)等较为固定的专栏，同时发表数量不菲的史学史、教学、现实问题的历史观察、学科状况评估、新开放档案评论等方面的文章。可以说，追踪学术和史料前沿，扩展国际化和多学科视野，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教学研究，注重学科状况评估，以及信息及时公开，已成为《SHAFR评论》的办刊特色和风格。 如果说“通讯”—“评论”的创刊和发展还算顺风顺水的话，学会旗舰刊物《外交史》的诞生则可谓好事多磨，姗姗来迟。1968年学会管理层会议上，创办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的建议就被提出，但当时一些老资格成员出于对经费来源和学术标准的担心，并不十分赞成这些提议。随后的9年间，经一批热心于此的年轻学者的深入调研和多方联络，1977年冬，《外交史》杂志创刊号终于问世。杂志创建初期正值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学科“长危机”，(26)稿源有限，优秀稿件更是凤毛麟角。即便如此，杂志的前三任主编阿明·拉帕波特(Armin Rappaport)、孔华润(Warren Cohen)和乔治·赫尔林(George Herring)始终坚持用稿的高标准，宁缺毋滥。这为《外交史》杂志较快走向成熟和赢得广泛尊重奠定了基础。(27) 如果说197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以及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性的“文化转向”，为美国外交史学界提供了外部示范和刺激的话，那么，共同体内部，尤其是《外交史》杂志，则为学科创新和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室”和“工作坊”。在1980年代，为顺应和推动文化转向与国际化潮流，《外交史》逐渐确立了这样的办刊宗旨：“致力于美国国际史和对外关系(研究)，宽泛地说，包括大战略、外交，以及与性别、文化、族裔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重大问题。它从全球的和比较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各种对外关系；它视野广阔，可满足多学科的兴趣，包括政治科学、国际经济学、美国历史、国家安全研究，以及拉美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和欧洲研究等。”(28)杂志历任主编，从早期的拉帕波特、孔华润、赫尔林，到1990年代的霍根、舒津格(Robert D.Schulzinger)，皆识见非凡、宽容大度。他们富有想象力地开展工作，不断开辟新方法、新领域的发表空间，有助于学术新风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 进入1990年代以来，《外交史》杂志对新兴文化转向和国际史、跨国史取向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除了继续零散却大量地刊发相关文章外，又着力推出系列“专题讨论”(symposium)、“圆桌会”(roundtable)和“特别论坛”(special forum)，集中刊发同一主题的系列研究论文和相关评论。1990年代的专题讨论或圆桌会包括：(1)1994年第1期“文化、性别与外交政策”专题，集中讨论了性别分析在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2)1995年第1期“历史和记忆中的广岛”专题，把记忆范畴引入外交史研究；(3)1996年第4期“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对外关系”专题，研讨了1944-1947年间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权斗争与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人权政策的关系；(4)1999年第3期的“美国世纪圆桌会(Ⅱ)”，讨论了美国慈善界、非政府组织、娱乐业的海外活动，探讨了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美国化等课题。(29)新世纪以来包括：(1)2000年6月围绕杰西卡·吉诺—赫克特《美国的耻辱？学术、文化传播与冷战：一项批判性评论》一文，展开了关于美国对外文化政策和研究范式的讨论；(2)2003年第1期的主题为“越南战争的国际维度”，刊发了4位学者基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原始档案的研究论文，多方面揭示越南战争的国际性意义和影响；(3)2008年第5期“论坛：文化转向之后的传记”，探讨了把文化分析的概念方法引入外交人物传记历史写作的问题；(4)2009年第3期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的全球史”，探讨了以全球史视野和概念方法研究现代化历史现象的问题；(5)2010年第4期“特别论坛：工人、劳工与战争：美国对外关系史学的新动向”，把“阶级”范畴引入美国外交史研究；(6)2011年第4期“特别论坛：战后美国的秘密文化”，从文化角度探讨战后美国为从事冷战而采取的国内外种种秘密行动；(7)2012年第1期“特别论坛：音乐外交：战略、议程及关系”，尝试对美国开展音乐外交的机构、动因、效果及研究方法进行阐述；(8)2012年第4期“特别论坛：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性别和性”，再次集中探讨了“性别”范畴，并延伸到了“性”与美国外交的关系问题；(9)2012年第5期“特别论坛：把镜头转向电影与对外关系”，开始探讨电影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影响问题；(10)2014年第2期“特别论坛：跨国的一代：冷战时期西方对青年的组织动员”，是对儿童史与外交史、跨国史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30) 以上“讨论”、“圆桌会”和“特别论坛”涉及性别、种族、宗教、阶级、记忆等广泛的文化分析范畴和领域，并与国际史取向和跨国史取向相结合，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美国化等重大课题，“文化转向”与“国际史”、“跨国史”取向的交叉、融合蔚然成风。如果说入江昭在新世纪初做出的预言——“传统风格的美国外交史正在转变成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家史和跨文化史”(31)——已经变为现实的话，那么，《外交史》杂志的着意引导，功不可没。 三、网络空间 SHAFR的学会系统和期刊系统，作为正式的、传统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在学者个体发展和学术知识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非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的全部。在互联网成为人类交往和知识创造、传播重要工具的时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并未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是适时地建立自己的网站“SHAFR.org”，并积极参与更大规模学术网络“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line，下文简称H-Net)，从而实现了传统共同体与新媒体共同体的融合，以及自我共同体与更大共同体的对接。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网站域名为“SHAFR.org”。2010年6月份召开的理事会对SHAFR.org的宗旨做出这样的界定：“为SHAFR会员提供信息，以支持他们开展教学、研究和其他一些专业活动，包括参与本组织的工作；同时，SHAFR.org还追求把学会推动‘美国对外关系知识学习、进步和传播’的宗旨，进一步拓展至更广泛的共同体。由此，它发布从历史角度展开的对当代对外关系重大问题的随笔性评论和分析，并开设网上论坛，以便于学者、对外关系工作者、教师和大众就对外关系重大问题展开讨论。”(32)SHAFR.org的主要栏目包括：(1)学术信息(News)，发布最新的学术信息，如热点事件评论、热点文章讨论、会议论文征集甚至图书销售广告等；(2)学术动态(Events)，主要发布学会年会和其他一些学术会议的公告，在这里可以了解2000年以来的学会年会情况，包括会议的议程、主题和参会论文题目等信息；(3)出版物(Publications)，及时更新最新出版的《外交史》目录、可免费下载的PDF版《SHAFR评论》、2006年以来的博士论文目录；(4)研究(Research)，除了对各种研究资助和伙伴研究机构的介绍外，提供“档案和资源”的链接，涵盖了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90多个资源；(5)教学(Teaching)，提供面向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美国外交史教学资源。高等教育板块包括教研论文、课程大纲两方面的资源。中等教育板块面向中学教师，提供包括授课计划、课堂设计和丰富多彩的网上授课史料资源。所有教学资源均可便捷地下载和链接。 “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自称学者和教师“国际协作大本营”(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以推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探索利用新传播技术以推动学术观点和学术资源的自由交换为宗旨。H-Net最重要的活动，是为100多个免费的电子化、互动型的“通讯平台”(newsletters/lists)提供资助。这些平台由分布于北美、南美、欧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学者编辑，目的是为学者们从事以下活动提供便利：交流当前研究和教学中的兴趣点；讨论新路径、新方法和新分析工具；分享电子数据信息；检验新观点以及分享对各自领域的文献的评论。(33)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子网(简称H-Diplo)，创建于1993年，最初不过是美国外交史学家的一个电子论坛，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外交史和国际史学家国际性、跨学科的网络中心，拥有全球性订户(subscriber)近4400个，在所有“通讯平台”中名列前茅。(34)不过，美国外交史学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编委主席和荣休编委中不乏SHAFR年度主席或《外交史》杂志主编，例如托马斯·齐勒、罗伯特·贝斯纳尔(Robert Beisner)、约翰·加迪斯、迈克尔·霍根、麦尔文·莱弗勒(Melvyn p.Leffler)、已故的布拉德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等。(35)因此，H-Diplo可视为以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为核心的、扩大了的外交史、国际史学术共同体。 H-Diplo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灵活迅捷的优势，即时发布成果和观点，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科领域内部交流互鉴的速率，打破了有碍于全球范围内学者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论辩的时空障碍。H-Diplo特色栏目主要是“圆桌评论”(Roundtable Review)、“文章评论”(Article Review)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评论”(FRUS Review)。“圆桌评论”组织和发布外交史和国际史领域重要新作的深度解析和学者评论。据笔者粗略统计，2000年到2014年6月9日整合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公共平台(Commons)之前，“圆桌评论”举办了近330场；2014年6月10日至2015年11月2日，举办了35场。换言之，15年来，总共对360余部学术新作进行了同行评议和对话研讨。这些评议的学术新作，已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国际史类别，而是包括涉及其他国别和地域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参与讨论的学者，也不仅限于美国学者，越来越多美国以外的学者参与其中，获得了一定的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和关切的话语权。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成果和关切引起了H-Diplo的注意。2013年6月10日“圆桌评论”的对象，便是沈志华教授的著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36)2015年6月22日“圆桌评论”就拉纳·米特尔(Rana Mitter)《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1937-1945》展开讨论，华裔学者夏亚峰和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参与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37)中国学者在H-Diplo上的“亮相”，一方面表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的认可和尊重，另一方面也展现了H-Diplo的国际化视野和学术为公的立场。 “文章评论”在形式上与“圆桌评论”别无二致，只是其评论的对象主要是发表在《外交史》《冷战史》《冷战研究杂志》《国际史评论》等权威刊物上的文章。从1998年到2015年11月3日，组织“文章评论”564场，年均31场以上。有的年份超过40场，如2011年为53场、2012年为42场，2013年为63场。总体呈现的递年增长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学科影响力和学术共同体吸引力的双重增长。受评文章中，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分析”性作品始终备受关注。比如，2015年1月—11月间共发布评论58篇，大多涉及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大学—学术界、报界—媒体、种族—性别等方面的课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文化转向的老范畴外，“宗教”、“流散”、“儿童”等新范畴开始出现。(38)对这些新范畴的评论，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算多，但其示范和指引意义不容小视。宗教、流散和儿童等正在成为外交史和国际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是与H-Diplo的着意引导分不开的。 对官方档案文献的解读，是外交史和国际史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环节。美国外交史学，特别是冷战史学的学科转型，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解密进程同步。尽管美国外交史学家参与了政府解密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但如何在对档案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有意义的课题，还是需要学有专攻的史家对之进行初步的评估。为此目的，H-Diplo于2011年创办“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评论”栏目，截至2015年11月，共举办评论30余次，均针对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这些评论对于未来相关研究的指引意义不言而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Diplo各种评论的所有文档大多以PDF形式呈现，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和下载，体现了“学术为公”的胸襟和开放心态。这样，网络空间不仅实现了对美国外交史原创新成果的即时讨论和广泛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再造了一个有利于美国外交史学知识增益的相对稳定的空间和渠道。 综上所述，美国外交史学从1960年代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栉风沐雨，与时俱进，时至今日，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自主与开放兼备的学术共同体傲然屹立于美国史学之林，极大地推动了外交史学的创新和转型。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对于学科创新发展所起的作用，资深学者最有发言权。莱弗勒指出：“在1970和1980年代那四分五裂的岁月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在培育知识共同体意识和丰富我们的生活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39)入江昭坦言：“一切事务都是跨国的，而且也是人类的。推动我们达到这种认识，应该被认为是SHAFR和《外交史》杂志的重大成就之一。”(40) 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的成功、美国外交史学的复兴，令其他史学分支领域的学者刮目相看，称羡不已。美国海战学院副教授尼古拉斯·伊凡·萨拉迪克斯(Nicholas Evan Sarantakes)在列举了SHAFR创办刊物、资助后学、实现全球化等作为后，得出结论：即便与美国史学最大、最重要的两个专业组织——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相比，SHAFR也是毫不逊色的。(41)北卡罗来纳大学南部史教授W.菲茨萨恩·布伦戴奇(W.Fitzthugh Brundage)也认为，外交史学在美国史学总体中拥有“丝毫未减的吸引力”。根据他作为“局外人”的观察，外交史的尊崇地位除了得益于其历史遗产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让绝大多数其他史学分支领域羡慕不已的机构基础设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42)布伦戴奇所谓的“机构基础设施”，实际上即本文探讨的学术共同体，只不过他并未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总之，美国外交史学术共同体萌芽于学科鼎盛之时，发展于学科“长危机”时代，成熟于学科复兴的全球化时代，它对美国外交史学科创新转型发挥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实现：凝聚学科身份和同仁智慧，奠定文献和史料基础，培育学术新人和研究新范式，繁荣同行评议和学术讨论，推动学术活动的国际化。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于中国学术界形成学术共同体、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反思和借鉴。 注释： ①[美]弗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曲升：《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王晓德：《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②陈兼、余伟民分析了约翰·L加迪斯在冷战史学转型中的作用；王立新分析了入江昭对美国外交史学文化转向和国际化转向的作用。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王立新：《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日]入江昭著，李静阁等译：《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译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③张应强：《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学术评价环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李剑鸣：《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与合理的学术评价》，《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④张斌：《我国学术共同体运行的现状、问题与变革路径》，《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11期。 ⑤舒小昀、袁勤俭：《学术共同体的构建——1998-2007年〈史学理论研究〉引文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2页。 ⑥这次笔谈以“历任主席谈SHAFR史”为题，亚历山大·德康德(Alexander DeConde)、韦恩·S.科尔(Wayne S.Cole)、入江昭等16位学会前主席撰稿。参见"The History 0f Shafr as Told by Its Past Presidents," Diplomatic History,Vol.3l,No.3(June 2007),pp.365-438. ⑦Alexander DeConde,"SHAFR's Birth：A Reflec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June 2007),pp.365-366. ⑧Frank Costigliola and Thomas G.Paterson,"Defining and Doing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A Primer," in 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 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econd Ed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0. ⑨David L.Anderson,"SHAFR Fortieth Anniversary Forum," 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June 2007),p.435. ⑩About SHAFR,http://shafr.org/about (2015-01-22). (11)Mark Gilderhus,"Before SHAFR and After:A Reminiscence," 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 (June 2007),p.420. (12)Betty Miller Unterberger,"Present at the Creation:Reflec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of SHAFR," 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 (June 2007),p.383. (13)Gary Hess,"SHAFR's Formative Years:1967-1982," Passport:SHAFR Review,Vol.45,No.2(September 2014),p.7. (14)George C.Herring,"A SHAFR Retrospective," 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June 2007),p.398; The Committee on Women in SHAFR,"The Status of Women in Diplomatic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2008-2012:Five-Year Follow Up Report," Passport:SHAFR Review,Vol.44,No.3(January 2014),pp.62-63. (15)Robert J.McMahon,"'SHAFR in the World':A Response to Matthew Connelly," Passport:SHAFR Review,Vol.42,No.2 (September 2011),p.8. (16)Robert L.Beisner,"Remarks at Awarding of Stuart L.Bernath Prize for 1974," SHAFR Newsletter,Vol.5,No.2(January 1974),p.2. (17)Samuel Flagg Bemis and Grace Gardner Griffin,Guide to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775-1921,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5. (18)Alexander Deconde ed.,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Gale Group,1978. (19)Richard Dean Bums 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Santa Barbara:ABC-CLLO,Inc.,1983. (20)Robert L.Beisner,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600: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Santa Barbara:ABC-CLIO,Inc.,2003. (21)Gerald K.Haines and J.Samuel Walker eds.,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1. (22)Jerald A.Combs,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3)Michael J.Hogan ed.,American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aths to Power: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4)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2004. (25)SHAFR Council Minutes,Friday,January 7,2011 8:00 am-12:00 noon,Marriott Boston Copley Place Massachusetts Room,Passport:SHAFR Review,Vol.42,No.1(April 2011),p.30. (26)关于美国外交史学“长危机”的说法，参见Michael H.Hunt,"The Long Crisis in U.S.Diplomatic History: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Vol.16,No.1(January 1992),pp.115-140. (27)Gary Hess,"SHAFR's Formative Years:1967-1982," p.10. (28)Diplomatic History.http://shafr.org/publications/diplomatic-history(2015-01-19). (29)具体参见"Culture,Gender,and Foreign Policy:A Symposium," Diplomatic History,Vol.8,No.1(Winter 1994),pp.47-124;"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A Symposium:Japan's Delayed Surrender:A Reinterpretation," Diplomatic History,Vol.19,No.1(March 1995),pp.197-365;"Symposium:African Americans and U.S.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Vol.20,No.4 (October 1996),pp.531-650;"The American Century:A Roundtable (Part Ⅱ)," 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3(Summer 1999),pp.391-573. (30)具体参见Jessica C.E.Gienow-Hecht,"Shame on U.S.? 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June 2000),pp.465-528;"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Vol.27,No.1 (January 2003),pp.35-149;"Forum:Biograph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Diplomatic History,Vol.32,No.5(November 2008),pp.677-778 ;"Toward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Diplomatic History,Vol.33,No.3(September 2009),pp.375-512;"Special Forum:Workers,Labor,and War:New Dir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Vol.34,No.4(September 2010),pp.641-736;"Special Forum:Cultures of Secrecy in Postwar America," Diplomatic History,Vol.35,No.4(September 2011),pp.611-705;"Special Forum:Musical Diplomacy:Strategy,Agenda,Relationships," Diplomatic History,Vol.36,No.1 (January 2012),pp.17-75;"Special Forum: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Vol.36,No.4(September 2012),pp.695 -772;"Special Forum:Turning the Lens on Film and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Vol.36,No.5(November 2012),pp.785-813;"Special Forum:Transnational Generations:Organizing Youth in the Cold War West,1945-1980," Diplomatic History,Vol.38,No.2(April 2014),pp.233-298. (31)Akira Iriye,"Interchange:The Practice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0,No.2(September 2003),p.584. (32)SHAFR Council Minutes,Thursday,June 25,2010,Passport:The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41,No.3(January 2011),p.50. (33)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的自我推介，见https://networks.h-net.org/node/513/pages/1301/about. (34)About this Network,https://networks.h-net.org/ZZ-about-diplo-ZZ. (35)H-Diplo Editorial Board,https://networks.h-net.org/node/28443/pages/33446/h-diplo-editorial-board. (36)该评论文本可从http://h-diplo.org/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V-35.pdf下载。 (37)该评论文本可从https://networks.h-net.org/system/files/contributed-files/roundtable-xvi-28_0.pdf下载。 (38)“宗教”范畴3篇，即第520期、第549期、563期评论，分别涉及梵蒂冈、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保罗二世对欧美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的影响。详见H-Diplo“文章评论”专栏；“流散”范畴4篇，即第513期、第515期、第526期评论，特别关注了罪犯、难民和非法移民等特殊人群的交流问题。详见H-Diplo“文章评论”专栏；“儿童”范畴1篇，即第525期评论，分析了儿童保育经济学与美国在夏威夷殖民主义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见H-Diplo“文章评论”专栏。 (39)Melvyn p.Leffler,"Reflections on SHAFR at Forty," Diplomatic History,VoL 31,No.3(June 2007),p.416. (40)Akira Iriye,"The Transnational Turn," Diplomatic History,Vol.31,No.3(June 2007),p.376. (41)Nicholas Evan Sarantakes,"SHAFR and the AHA:A Personal Essay," Passport:SHAFR Review,Vol.42,No.3(January 2012),p.24. (42)W.Fitzthugh Brundage,"An Appeal Unimpaired," Passport:SHAFR Review,Vol.44,No.3(January 2014),p.36.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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