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1:11: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 佚名 参加讨论
徐建新、刘健、郭子林、邢颖、孙泓、张炜、王超华、吕厚量 本文是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的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本年度国内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由世界历史所主持、历时10年完成的《世界历史》（39卷本）于2011-2012年相继问世，[1] 该套书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组成，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世界历史主要领域的发展进程，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其中包括多部古代中世纪史专业的著作。刘欣如著《古代世界的物质文明》以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具有开拓性、革命性影响的物质文化及相关物质文化为线索，探讨生产工具的改进、农牧业的发展、科技进步等物质文明的成就对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造成的冲击。徐建新等著《古代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史上国家起源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各个典型地区国家起源及发展道路的深入探讨，揭示了世界各地国家起源及其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侯建新等著《中古政治制度》比较分析了西欧中世纪和中国中古政治制度，找寻它们之间各自的发展特征和差异，考察它们对民众生活和经济社会运动的影响。刘健等著《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在概述古代民族形成和宗教起源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叙述了古代西亚、北非、南亚、希腊、罗马等地区民族从游牧到定居的发展过程及发展阶段，研究了民族扩张、融合、冲突与宗教的关系，揭示了宗教从自然崇拜到普世宗教的发展历程。郭方等著《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和民族》系统考察中古时期基督教与民族的关系，对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各民族的关系，民族大迁徙时代基督教会与各民族关系的变迁，罗马教会势力的鼎盛与“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发展，宗教改革与罗马教会改革及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林梅村著《中亚民族与宗教》对中古时期错综复杂的中亚民族与宗教关系问题，包括匈奴人与蒙古草原民族之萨满教、贵霜帝国及其宗教、粟特人与袄教、景教在西域的传播、回鹘汗国与摩尼教、喀嗽汗王朝与伊斯兰教东扩等，作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易建平等著《战争与古代社会》系统地考察了战争在古代政治文明起源与演变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战争对国家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赵文洪等著《古代西方关于人的观念》探讨古代中国、欧洲思想观念对学术和艺术的影响、重要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学术和艺术发展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从观念形态角度考察了人在同自然和同人的关系中的地位的历史演变情况。宋岘主编《古代东方思想文化》对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伊朗、古代中亚及古代朝鲜与日本等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叙述。纪宗安等著《十六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考察中国春秋时期起至16世纪中叶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内容涉及汉唐时代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及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等。 另外，本年度有多部研究世界文明史的著作出版，吴宇虹等著《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周启迪著《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厉以宁著《古希腊经济史》、陈志强著《拜占庭帝国通史》、王金林著《日本中世史》均是各个领域的质量颇高的专题史、断代史著作，是各位学者多年深入研究的成果，标志着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1. 古代西亚史研究 2013年中国古代西亚史研究仍然以文献研究为主要内容。中国苏美尔学者、亚述学者和赫梯学者继续深入收集、整理、翻译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各类原始文献，并就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伊拉克德莱海姆（古名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管理文献涉及的内容广泛，本年度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吴宇虹及其研究生继续翻译研究该地出土的文献档案。王光胜、吴宇虹研究乌尔第三王朝重要的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酒宴祭祀牲”，指出酒宴贡牲主要来自苏美尔各城市的总督主祭月用牲，尼普尔总督和王室官员的酒宴贡牲有固定标准，王室以轮值权的名义给予各城在尼普尔的主祭权，表明乌尔第三王朝是城邦联盟国家。[2] 蒋家瑜、吴宇虹研究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488块属于阿玛尔辛统治前期王家饲养场主管舒勒吉阿亚牟的文书，重建其在职时期档案，总结他管理的牛羊贡牲收支流程等内容。[3] 吴宇虹和王俊娜研究乌尔第三王朝王太后阿比新提和国王阿马尔辛的身份，指出二者存在改名现象，分别是舒勒吉的王后舒勒吉新提和太子乌尔辛。该遗址出土档案研究已经持续数年，翻译、释读并研究了多种普兹瑞什达干档案，已经开始形成自身特色。[4] 另外，吴宇虹与研究生们还释读并翻译了古巴比伦时期的外国奴隶买卖契约文献和马瑞宫廷文献，研究古代社会的奴隶和宫廷饮食等问题。[5] 其中，霍文勇、吴宇虹释读了8件古巴比伦时期楔形文字奴隶买卖契约，对时间和地域背景、合同格式和内容、奴隶的来源地、运送方式、背景调查期、身体状况、价格和使用等方面进行解析，并对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时期奴隶制经济模式和有关社会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阐释。[6] 拱玉书研究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腊塔王》第134-155行中提到“努帝穆德咒”，对于该咒语反映的时代，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展开讨论，指出该段文字描述了两河流域史前文明、乌鲁克时期以及早王朝和阿卡德王国三个发展阶段，反映了史诗完成时期——乌尔第三王朝的特征，具有政治宣传目的。[7] 刘健研究苏美尔王权观念问题，指出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8] 赫梯学研究同样围绕文献展开。李政深入探讨了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年代记所具有的传记特征，指出该文献在客观上具备了传记文学的特征。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小亚半岛其他一些地区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具备了自传事实的特征。文献书写形式也具备了传记作品的风格，对事件的描写有详有略，有的事件记载的不仅详尽，更重要的是叙事情节丰富，引人入胜和具有较强的文学性。[9] 此外，李政还探讨了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指出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通常将赫梯学研究局限在一个双重狭义的层面上。赫梯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既包括公元前2千纪安那托利亚半岛的赫梯人、哈梯人、鲁维人、帕莱人、胡里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它甚至还包括公元前1千纪该地区弗里吉亚人、吕底亚人、吕西亚人乃至卡利亚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叙利亚地区的所谓“新赫梯王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10] 尹蔚婷研究赫梯附属条约、赫梯国王年代记和敕令以及近东国家间的书信等文献，提出以往研究忽略了附属国的独立性问题。赫梯附属国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有独立的内政管理和外交交往权力。究其原因，其中有赫梯国王给予附属国部分自主权力的原因，也有附属国突破赫梯国王的限制谋求自身利益的因素，这些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赫梯国家的统治危机。[11] 在本年度召开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中，古代西亚史研究者还探讨了苏美尔文献翻译原则、苏美尔宗教礼仪制度、前苏联亚述学者贾可诺夫的历史观、赫梯中王国发展特征、赫梯国家流放制度、古代西亚区域整体史研究、古代伊朗国家等问题。上述专题研究成果涵盖西亚古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多个时期，学者们围绕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入探讨，既有针对文献的释读和翻译，也有对于某个问题的总结性研究和探讨。 专题研究外，中国古代西亚历史研究者也积极参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目前多数学者正在参与《剑桥古代史》相关章节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2012年出版完成的《世界历史》（多卷本）中，学者们分别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国家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古代两河流域民族起源和宗教形成问题、古代两河流域和赫梯思想文化等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内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问题。另外，本年度西亚历史研究者完成两部介绍古代西亚文明的普及性著作，吴宇虹等著《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试图以通俗的笔法，从考古、文字、历史、文学、经济和法律等几方面，深入浅出讲述两河流域文明的伟大成就，使国内读者对一个不熟悉的古代外国文明有一个感性和理性的基本认识。[12]于殿利著《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文明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专题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出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发展的轨迹，反映了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全局性特征和本质特征。[13] 上述两部著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不仅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起源的文明，对于古代西亚地区的总体发展和后世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做出总体评价。更加重要的是，两部著作用大量图片给读者以更加直观的认识，特别是于著所采用的1000多幅图片大多为作者本人亲自在世界各地博物馆拍摄的照片，为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古代埃及史研究 2013年度，在古埃及史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和论著近20篇部，主要涉及古埃及史料、文物、史学史、宗教、王权和妇女等问题。古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翻译和注释是埃及学研究的基础，在掌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史学研究是我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学术对话的前提。马一舟和郭丹彤对古代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塔努塔蒙所刻写的《梦碑铭文》进行释读和注释，并进行史学研究，指出该铭文真实地记录了公元前663年努比亚王朝、塞易斯王朝和新亚述这三股近东地区最大的政治势力对埃及的争夺，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埃及乃至整个近东历史的首选文献资料之一。[14]王欢考察古埃及文献中的国王形象，认为拉美西斯二世纪念铭文所记载的赫梯国王被法老打败的形象与其他历史文献反映出的实际情况存在矛盾，这是由古埃及人“虔诚伪造”的历史记忆方式造成的。[15]葛会鹏考察了古埃及文献中的努比亚人，发现古埃及存留的王室铭文和教谕文学作品中对埃及南部努比亚人的记载大多为丑化性的描写，称其为“可怜的库什人”。但在埃及官吏留下来的自传性铭文和墓室图画中又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可怜人”其实并不可怜。这种矛盾现象背后隐藏着埃及同努比亚之间交往的真正内涵，其原因在于埃及国王对努比亚地区资源的需求和通过丑化异族来维护王权统治的目的。[16]周启迪多年来一直从事古埃及文物的研究，其著作《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系统形象地阐述和解说古埃及文明的多维色谱。[17] 王海利详细探析了埃及本土的埃及学发展历程，指出本土埃及学的起步始于1869年，1953年以后开始实现独立发展，本土埃及学者努力向西方争夺国际埃及学话语权，但受到宗教和文化认同以及历史原因的影响，本土埃及学发展任重道远。[18] 李模分析古埃及人对奥西里斯的崇拜，认为奥西里斯神话的广泛传播、埃及第一中间期社会的动荡、《亡灵书》的盛行、奥西里斯神与王权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奥西里斯神祭司的非政治化,最终导致了奥西里斯崇拜在古埃及的兴盛。[19] 赵克仁探讨古埃及人的亡灵崇拜，认为其是古埃及自然崇拜发展的结果，蕴含着古埃及社会的大量信息。[20] 张赫名考察埃及古王国时代的神王观念与来世信仰。[21] 郭子林对古埃及塞德节及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塞德节在法老认为必要的时候举办，以庆祝法老顺利统治一定年限和更新王权为目的，塞德节巧妙地利用节日氛围，使全国人民再次认可了法老的合法统治地位和各种权力，使法老的王权以新的、更强大的面貌继续下去，在王权的实施、维持和强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 此外，也有学者关注古埃及社会文化史的内容，例如靳玲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古埃及人的义与利，[23]徐海晴从婚约的角度探讨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24] 3. 古代希腊史研究 在希腊史学史方面，“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仍然是学者们的一个研究焦点。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于希罗多德的史家身份，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分成两派：一派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另一派则否定上述观点，力主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地位。在这两种对立思潮的背景下，吴晓群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从而认定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25] 阮芬的两篇论文则都以对“希罗多德式叙事”为核心。其中一篇运用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理论，以《历史》中的吕底亚故事为例，探讨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从当今历史考证的角度出发，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故事却是大众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26] 另一篇则从“去除神话”的角度探讨了希罗多德的叙事理念。在作者看来，希罗多德与荷马和赫西俄德不同，他不愿详谈神事，在叙事中带有一定程度的去除神话色彩，讲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但即使希罗多德能“去除神话”，他却不能驱除神性因素对人类事务所带来的影响。[27] 除希罗多德以外，另一位古希腊重要的史家波利比乌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褚新国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观做了概括性的分析。作者指出，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罗马国族兴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它们作为《历史》叙事渐次展开的理论产物,充分体现了波氏史观构建由浅入深的递嬗脉络。这些表明波利比乌斯已认识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而部分瑕疵、分歧则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性。另外，这也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西方古典史学史观领域的某些传承和流变。此外，褚新国还研究了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波利比乌斯曾以各个阶段代表史家的创作实践为例，通过史评方式详尽考察了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失真”问题，并依据“失真”的不同界定、表现和原因，划分出四个层面，分别为缺乏军政实践与直观调研、缺乏基本的史识素养、缺乏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以及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这样的批判性探究不仅有助于阐释《历史》写作的题旨、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邦危机背景下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轨迹与发展动向，特别是其“求真务实”优良传统的式微。[28] 对史料的整理和翻译等基础性研究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卢昕、张强对《雅典谷物税法》做了译注。这部税法是雅典于公元前4世纪初针对勒莫诺斯、因布洛斯、斯库洛斯三岛所颁布，是由货币税向实物税的一次税法改制，目的是保障雅典的粮食供给，所得税款则用于城邦的军费支出。该税法对谷物的运输、存储、度量、出售以及监管等均有明确说明，是为解读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经济及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29] 师学良翻译注释了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土地与农业法条。结合其他史料，这些法律有助于理解希腊城邦的属性。[30] 王绍辉则梳理了德尔维尼草纸文献中对厄莉努丝形象的描述。这些对厄莉努丝的职司与形象演变的相关记载，对于理解希腊宗教的发展脉络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31] 雅典民主制及其相关的问题仍然是本年度希腊史研究的重点之一，除了整体的制度史研究之外，一些学者对于陪审法庭、演说等民主的细节问题也有所涉及。蒋保从雅典民主政治分析入手，分析指出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内演说繁荣的原因。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公民对城邦政策和案件审判的直接表决使得演说成为政治领袖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雅典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又为公民演说创造了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使演说的繁荣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雅典城邦出现了收费授徒、传授演说技能的“智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雅典城邦演说的繁荣。[32] 张春梅则通过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雅典陪审法庭的研究，指出制度考察和思想观念考察相结合,应是雅典陪审法庭研究的发展趋势。[33] 王志超则分析了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则只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34] 汪兵、汪国风从人文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古希腊民主制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少数贵族与城邦公民对内维护统治、对外殖民掠夺的霸权主义民主。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寡头制都是基于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及同一文化传统——土著农耕文化与印欧游牧文化融合而成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而形成的两种政治体制。[35] 除了对雅典城邦的关注以外，祝宏俊进一步延续了他对斯巴达城邦的研究，并在本年度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其中一篇探讨了军事教育与斯巴达阿高盖制度的关系。作者指出，学界普遍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事实上，这一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面貌。在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而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则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此外，祝宏俊也对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征服进行了反思，认为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是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8世纪初一直持续到公元前7世纪末。把这场战争简化为为期20年的第一、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是罗马作家的创造。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时间上相隔百年、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征服过程的两次高潮。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大部分美塞尼亚居民被降为黑劳士，但黑劳士并非奴隶,它与奴隶有着明显的区别。[36] 在近年的古希腊史学界，希腊民族认同以及希腊人蛮族观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的一个研究热点，本年度李渊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三篇论文。他比较了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的蛮族观念，认为由于时代原因，他们二人在作品中都将希腊人与蛮族对立起来，只是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偏见较少。同时，他们在描述希腊人和蛮族的区分时各有特点，而在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他们都重视希腊人和蛮族之间文化区别的共同特征，这适应了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构建蛮族形象的需要，代表了古典时代希腊精英的共性。李渊还分析了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与民族认同观念，指出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主义”作为民族认同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主要解决的是希腊民族的自我识别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在伊索格拉底对希腊人、马其顿人和蛮族人的认识中，希腊民族认同中的血缘、文化等传统因素虽还不时发挥作用，但决定性因素则是他希望实现希腊民族团结、发起对蛮族战争的政治诉求，因此他的“泛希腊主义”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对希腊化时代的民族思想和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李渊还对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进行了研究，指出希腊化时代是希腊人民族观念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希腊人在区别自我与“蛮族”时，继承了古典时代以血缘、文化区分不同人群的传统，但根据时代的变化又赋予了其灵活性、地域性的特征。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希腊人以利益为取向划分民族的特点：不同地区的希腊人具有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他们在民族识别中对血缘和文化的不同态度。希腊人正是通过固有的血缘和文化观念,并结合变化的利益构建自我和他者的边界。[37] 在本年度的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中西比较研究成为一个亮点，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古代中国与希腊进行了比较。吴晓群探讨了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先秦时期葬礼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讨论。吴晓群指出，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式，在学术界备受瞩目。但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比较研究又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目前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都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也没有一个为学界所公认的标准。因此作者试图以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葬礼为例，就比较研究中所应该遵循的一些原则及方法加以讨论。[38] 魏孝稷则以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为中心，比较了二者的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作者认为，在古典历史时期，华夏国家和希腊世界在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上有着类似的经历，即与周边族群发生了大规模的互动进程。与这次宏大的社会变迁相应的,族群认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族群认同主要以血缘为标准，经过这次族群大互动之后，两大族群的认同发生了文化转向。以政治制度和文明价值观为核心的古典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这种文化标准与逐步形成的文明—野蛮话语相一致。[39] 李学智则比较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的地理环境差异与政治体制类型，指出两个古典文明中的不同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文明生长的地理环境存在重大差异。[40] 邹艳萍则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所蕴含的神话与传说色彩。作者指出，在早期西方，中国的形象充满了理想化的神奇想象和强烈的物质诱惑。直到《马可波罗行纪》在13世纪末问世之前，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停留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阶段。[41] 有关古希腊妇女本年度有两篇论文发表。陈佳寒[42] 探讨了古典时期雅典悲剧中的女性形象。作者指出，古典时期的悲剧塑造了一批独立自主、反抗男性的女性，其言行颠覆了雅典社会饱含歧视的性别观念，但并未倡导一种更为平等的女性观。因此，这些女性形象的反抗和自主只是一种表象，悲剧表达并维护的依然是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郭超英则从总体上论述了古希腊城邦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认为古希腊城邦是男尊女卑的奴隶制社会，妇女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法律把她们当做生养子女者看待,在家里她们要依附于男子。虽然在城邦和家庭中，在生活和生产上她们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她们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43] 除上述集中讨论的问题外，本年度在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还包括：蒋保的《论<奥德赛>的和平结局》，[44] 靳艳的《论希波战争后希腊城邦衰落的地缘政治因素》[45] 以及杨仁忠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机制与公共理性的历史源头》。[46] 本年度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出版了一部专著，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著的《古希腊经济史》。[47] 该书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诸方面，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分析了希腊民主制的得失，给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具有创新性意义。[48] 此外本年度也出版了一些译著，其中既有古典著作的译本，也有后世的研究专著，重要的包括：色诺芬的《希腊史》、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威廉•雷姆塞的《希腊文明中的亚洲因素》、路德维希的《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和库经辛的《古希腊史》。[49] 4. 古代罗马史研究 本年度国内古代罗马史领域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的基础和发展方向上稳步推进，同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对古典拉丁文、古希腊文原文的释读与文献学分析正在逐步成为国内罗马史研究中的重要手段；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引进和应用为罗马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罗马法制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日趋细化和专门化；古罗马艺术史、基督教早期史等之前较为冷门的研究领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对罗马古代史料和近现代学术成果的翻译、绍介和研究也进入了更高的发展层次。 本年度内问世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是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通史》。该书前两章系统论述了君士坦丁时代、提奥多西王朝、利奥王朝和查士丁尼时代等罗马帝国后期史中的诸阶段，针对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出现的原因、君士坦丁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君士坦丁堡建城细节、《罗马民法大全》的性质与查士丁尼在位期间的大瘟疫等诸多罗马帝国晚期史中的学术热点问题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阐发了作者本人的独到见解。如作者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树立的拉伯兰旗可以起到同时团结基督徒和多神教徒的作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爆发的瘟疫同红海地区的谷物贸易有关。这些观点对国内罗马帝国晚期史的研究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50] 在本年度内发表的罗马史领域学术论文中，对罗马法制史的论述占据了较大比例，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徐国栋撰文分析了行省制度的确立、特别是西西里行省的建立对罗马法的深远影响；徐国栋认为，以西西里行省的治理为代表的罗马行省管理制度既是罗马直接治理被征服领土的方式，又包含了很多间接治理的原则；这种管理模式对罗马法的深远影响生动地展示了共和末期罗马与周边地区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互动，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传统、如英国的普通法起到了塑造作用。[51] 他还通过《维斯巴芗谕令权法》和《阿提卡之夜》等文献材料对罗马帝国前期的法律体系进行了重构。[52] 朱少龙对罗马共和时期的非战时复境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指出共和时期的复境权在非战争状态下仍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53] 耿佳宁则对查士丁尼时期的法律史料《学说汇纂》第48卷进行了梳理，并就帝国后期的刑法体系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54]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已成为国内罗马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并因多种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的应用而展示出特有的活力。裔昭印、冯芳撰文讨论了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社会性别角色。作者认为，维斯塔贞女一方面要承担罗马社会中成年男子应当担负的职责，如照看圣火、看管圣物、准备献祭用品、公开参加罗马宗教节日等，并因此而得以享受某些男性独有的权利，如有权宽恕死刑犯、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立遗嘱和指定继承人、在法庭上作证、接受国家给予的财产和贵族私人馈赠，等等；另一方面还要严格遵守罗马传统观念对女性道德、特别是贞节所提出的严格要求，一旦违反禁令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残酷惩罚。因此，古罗马维斯塔贞女的社会性别角色是二元的。[55] 宋立宏应用维特根斯坦等人提出的理论，对在英国发现的罗马时期咒符进行了人类学视角下的研究，认为这些咒符具有保护财产、维持传统宗教体系等实际意义上的社会功用；[56]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对罗马乡间别墅所反映的权力结构与城乡关系进行了扼要分析，认为罗马征服不列颠后当地乡间别墅的涌现反映了不列颠地方精英为保持自身的政治地位所付出的努力。[57] 黄美玲从法学角度出发，对古罗马时期的“神誓”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神誓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主要代表了一种债因，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反映了古罗马人宗教观念与法律观念的一种结合。[58] 单珊则撰文对罗马帝国前期的娱乐消费相关史料进行了扼要梳理。[59] 本年度内，对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学者在这一领域提供了若干较为独特的研究视角。施文华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保罗书信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利用这些书信材料历史地还原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发展状况的可能。[60] 杨砚利用《新约•路加福音》中的具体文本材料，分析了福音书作者路加对罗马社会内部朋友关系和社会救济文化的诠释与回应。[61] 上海大学的刘钊则撰文探讨了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的历史动因，针对君士坦丁时代的政教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62] 对罗马史学的研究同样构成了本年度内的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既有对古典时期罗马史料价值的探索与分析，也有对近现代罗马史经典论著的探讨和反思。杨共乐从整体上分析了罗马时期史学创作的特征，指出追求真实是罗马史学的根本。罗马史学的一大成就是对史学和诗学从本质上进行了区分；而防止和克服史家的主观偏见和随意浮夸则是罗马史学一直努力完成的重要任务。[63] 晏绍祥和黄洋相继撰文总结了著名史家摩西•芬利对古代罗马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晏绍祥深入分析了芬利在罗马经济史、罗马奴隶制、罗马共和国政治等领域中取得的成就，认为后者在罗马经济史和奴隶制研究中的成绩较为突出，使得这两个领域成为当代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基本结论也得到了后人的普遍认可；而他在政治史领域的声望虽然相对有限，但也对长期统治罗马共和国历史研究的冰封寡头制理论构成了严重冲击，体现了这位以希腊史研究而闻名的史家对罗马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力。[64] 黄洋专门梳理了芬利在古希腊罗马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芬利《古代经济》中构建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开辟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使之走出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死胡同；并成为后来的古代经济史家们至今仍无法彻底推翻的模式。[65] 姚正平讨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思想界巨擘弗格森的史著《罗马共和国兴衰史》的特点及其历史命运，分析了其怀疑罗马早期史材料、回归政治军事主题、谨慎地使用演说词等治史原则与风格，并就这部作者用力颇深的作品日后饱受争议、甚至遭人冷落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讨论。[66] 在古罗马教育史领域，四位学者分别从政治体制研究、法理分析和文化比较的视角入手，对罗马时期的教育及其同社会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解读。杨俊明和尹宁撰文剖析了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体制与官职设置同社会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罗马共和制度的建立和早期法律体系的形成对培养、巩固社会道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反映了共和早期的罗马政治家们努力推行社会道德教育的自觉意识。古罗马的政治体制要求官员们必须廉洁自律；罗马的监察官制度对社会风尚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而罗马的政治体系又同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罗马人通过政治制度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道德教育模式堪称古代条件下社会管理的典范。[67] 姬庆红研究了古罗马父权制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分析了古罗马父亲在教育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同时也指出，在罗马上层社会内，家庭教育中对父权的滥用会受到社交舆论、元老院监督机制和法律禁令的制约。[68] 张义茹则归纳概括了古代犹太、罗马两个民族在重视父母言传身教、强调背诵记忆、利用宗教教导儿童和不时应用体罚等家庭教育手段方面具有的相似性。[69] 在相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史领域，国内学者们正在努力向宏观归纳和微观细化两个方向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杨共乐总结了罗马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得以成功崛起的原因，认为开放公民权的做法和重视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传统是罗马文明成长壮大的两个关键要素；[70] 而完善的政治机制和精良的军队则为罗马的崛起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71] 杨俊明探讨了罗马军队严密军纪的形成原因，认为它与罗马人从青年起经受的严格训练和实行的严格奖惩制度密切相关。[72] 王桂玲梳理了帝国早期官职设置的特点和元老院成员选任模式的演变历程，认为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们建立了共和官制与元首官僚机构双轨并行的二元体制，[73] 而元老院成员选任模式的改革则在扩大帝国的统治基础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74] 徐国栋系统解读了共和时期罗马平民的五次撤离运动，认为这五次运动具有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共性，这一手段是现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先祖。[75] 汪受宽撰文考证了“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案”的来龙去脉，对这一问题的国内外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并提出了个人对相关问题的具体看法。[76] 路运洪则对罗马共和国的同盟外交战略进行了述评。[77] 在同样较为传统的罗马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国内研究者们较为注重对经济史细节材料的考证与分析，将之前较为宏观、笼统的学术成果不断细化和推向深入。其中，陈晓阳选取罗马奴隶制经济这个国内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的题目，着重探讨了罗马奴隶与被释奴两个阶层的社会、法律地位与历史处境。他认为，一方面，古罗马的奴隶缺少法律保护，在理论上可能遭到奴隶主各种残酷的虐待；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奴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还可以享受免服兵役和免纳税等客观上的好处。[78] 罗马的被释奴阶层是罗马统治者试图促使其他民族融入罗马社会努力的产物；但他们的处境事实上比较尴尬，很多释奴因飞黄腾达而遭人忌恨，但他们通过努力而取得的经济地位却无法得到罗马传统贵族们的尊重。[79] 贾长宝撰文分析了葡萄种植业与葡萄酒酿造业在罗马兴衰史中扮演的角色。贾长宝指出，罗马共和中后期葡萄酒酿造业的兴旺同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密不可分；他还提出，葡萄酒手工业日后的衰落是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结构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后者的整体没落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80] 鲍红信讨论了罗马城在共和及帝国早期居民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认为这一时期罗马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且不断恶化；人口的急剧膨胀、商人的唯利是图、火灾的频繁发生和统治者的漠视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罗马城的住房问题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81] 隋竹丽选取了罗马共和后期至帝国前期西班牙行省银矿开采权的归属变化为研究对象，并将之同16-17世纪西班牙拉美殖民地矿山开采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在历史背景、技术水平、使用劳力方式和使用劳力数目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82] 在本年度内，古罗马艺术史也开始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出现了若干篇讨论该主题的文章。其中，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成果是朱文涛对公元三至五世纪期间古罗马晚期与汉末魏晋造物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研究。朱文涛认为，罗马帝国晚期与汉末魏晋的造物艺术风格演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体现了古典艺术盛极而衰时代的特点；都开始背离旧有的艺术风格进行求新求变的探索；都受到新兴宗教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造物艺术的衰落在罗马帝国内表现为帝国政治下市场消费时代的结束，而在东方则主要表现为文化统一时代的终结。[83] 此外，一些古罗马史料、研究性论著的中译本也在本年度问世。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成果如谢品巍翻译的佐西莫斯《罗马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和吕建忠翻译的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这些译著为丰富国内的罗马史研究资料、拓展国内罗马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学术视野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5. 欧洲中世纪史研究 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仍然以西欧，特别是英国中世纪史研究为中心。本年度我国学术界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成果众多，发表论著（译著）十几部，论文百余篇，内容广泛，既有总体史观的理论思考，也有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在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史等领域都有分量较足的成果出现。 （1）理论思考与史料解读 吴于廑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对他的关注与评价历来是学界的重要话题。2013年，随着吴先生的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和博士论文《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中文版的问世，我国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他的史学思想展开热烈讨论。冯天瑜等盛赞吴先生对“封建”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在中西封建制度比较中的真知灼见，并对他强调中西封建社会法律因素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84] 陈志强指出，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理论（又称“整体世界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凝聚了全国世界史学界几代人多种形式、深入浅出研讨推敲得出的理论成果，充分集中了我国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中青学者的集体智慧。它不仅是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作出的最合理、最系统、最完整的解释，而且合理地回答了当下的世界发展问题，破解了普遍存在的疑惑，并大体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重大理论。[85] 孟广林则认为，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注重综合考察的学术路径,其主旨在于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他打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历史如何发展与融汇成为“世界历史”作了多层次的探索；他还提倡历史研究要从专门史的细致研究做起，一步步地走向科学的综合考察。吴先生的“通观”研究及其丰硕成果所彰显的学术境界，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立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86] 西欧封建主义及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引起学界激烈争论的重要话题。侯建新从“主体权利”和“抵抗权”的视角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工具主义、物质至上的思潮，它既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也是思想观念。农民个体经济的普遍发展和普遍积累，是西欧早期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而西欧生产效率为何取得突破的问题又势必延伸至非经济领域。农业人均生产效率的突破取决于佃农权益的有效保护，最终有赖于当时社会的人文政治环境以及广泛的社会共识。孕育于西欧中世纪的“主体权利”是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是研究资本主义起源的新思路之一。对于欧洲封建制度，他指出，其基本关系不是国王与臣民，而是领主与附庸。附庸的权利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其逻辑的演绎势必产生维护权利的主张，此即“抵抗权”的起点。西欧中世纪的阶级斗争或等级斗争，不仅诉诸暴力，也诉诸法庭，“谈判”与“妥协”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选项。从这种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中，西欧封建主义获得了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87] 李新宽探讨了西方学界“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即悲观的、乐观的和基于事实的，他指出，“新中世纪”观在中世纪文明的起源、中世纪兴盛期的发展、中世纪的结束等问题上，提出了全新看法；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它拓展了中世纪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创新了中世纪研究的方法。[88] 在当前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对原始史料的整理与解读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法兰克人史》是西欧中世纪早期最为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陈文海对其“教会史”的写作路径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从该书的基本结构来看，法兰克人以及法兰克高卢地区的天主教会是该书的主要叙史对象，然而在具体行文中，作者频繁地把在法兰克高卢地区基本不存在的阿里乌斯派问题引入叙史架构内，并从总体形象、教义教条等层面对之进行全面贬斥，其基本意图就是将之作为反衬，以此来达到彰显“正统”教会之目的。[89] 在拜占庭史料的研究方面，李强、徐家玲和张书理分别选取了两部重要的原始法律文献《士兵法》和《国事诏书》进行了译注，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两份可供参考的中文译本。[90] 马骊探讨了古罗斯编年史中“邀请瓦良格王公传说”问题，通过剖析传说中表现出的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编撰思想，围绕传说被收入古罗斯编年史的现实依据和社会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这一问题对古罗斯编年史的研究和俄罗斯国家早期历史问题研究的意义。[91] 赵敦华选取了在中世纪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哲学资料结集出版，这将对我国中世纪思想史研究和大学哲学教学有重要意义。[92] （2）政治与制度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王权与贵族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李筠回顾了西方中世纪王权观从萌芽、发展、确立到衰落、异化、分化、转变的整个过程，阐释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现代政治权力公共性观念与现代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发展。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为西方现代政治权力观念的确立发挥了极强的助推作用。[93] 尚洁的关注对象是威尼斯的贵族政治，她认为，15、16世界经济和战争危机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通过调整与改革，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体制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实现了自我的完善和发展，使威尼斯在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因此，贵族政治在克服社会危机、维护了共和国自身独立自由的地位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4] 姚历和詹娜则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贵族进行了研究。前者指出，随着中世纪晚期城市公社运动的兴起，城市权贵兴起。他们的命运与城市的公社制度紧密联系，而作为城市权力和经济的代表，他们的历史也是中世纪城市历史的缩影；[95] 后者在对法国奥弗涅地区乡村贵族的考察时发现，他们通过强化领主地租、扩大自领地、发展乡村借贷等经营方式，较为顺利地度过了“价格革命”带来的危机。因此，传统的“贵族衰落论”需要重新认识。[96] 政治体制和议会政治研究同样受到学界重视。刘耀春在考察空间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城市公社逐渐从共和制演变为由领主及其家族统治的领主制。城市的权力空间也随之历经数次转变，从主教宫转向市政厅，再从市政厅转向领主的城堡—宫殿复合体。[97] 王加丰探讨了热那亚在中世纪的扩张体制。他认为，热那亚在中世纪的成就，与热那亚人的气质和追求分不开，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种族的偏见，总是根据商业发展需要和信仰的人交朋友，总是根据需要采纳、修改或发明各种各样的航海技术和经商手段，其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政治制度的支撑。[98] 梁远、刘金源根据对英国“恩赐制”的研究指出，都铎王朝建立之后，作为恩赐者的君主完全掌握了官员任命权，通过“恩赐制”吸纳贵族协助其治理国家；与此同时，贵族也主动通过“恩赐制”，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与王权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由此，都铎王朝出现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99] 陆连超、侯建新考察了议会最高权力确立的过程，他们认为，议会取代国王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实际是用一个机构取代个人以产生国家最高权力，并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对其进行风险控制的宪政政治。[100] （3）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学界对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史的研究继续保持旺盛的势头。徐浩对中世纪的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工匠群体进行了系统考察。在从技术、资本和利润等角度解读了西欧工业生产的进步，并对英格兰“工业机械化”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评价之后，他指出，中世纪西欧工业化水平尽管获得极大提高，但工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尚需时日，中世纪“工业革命”之说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工匠在中世纪较早摆脱了奴役地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随着15世纪工业品价格和工资的快速上涨，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明显改善。此外，他还对妇女在城市工业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101]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的农村社会结构、物价及农业资本主义等问题在本年度得到广泛讨论，研究者们对英国的崛起各抒己见。郭华、刘伟通过对中世纪晚期农民土地占有面积、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粮食产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考察,认为该时期英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提高,为其首先叩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奠定了丰富而稳固的基础。[102] 孙立田追踪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富裕农民群体兴起的历史轨迹，认为他们是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103] 赵文君、李斌在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与法律变革的历史过程时，从法律保障的视角探讨了西方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成的原因。[104] 谷延方、侯建新将目光投向17世纪，他们认为，英国在遭遇政治经济危机期间，适时调整政治、经济结构，恢复生产秩序，使危机转变为一种历史发展机遇，使乡村工业和城市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105] 李士珍对英国农村居民在“价格革命”期间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持乐观态度，只不过各个阶层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并不均衡。[106] 此外，人口因素与圈地进程的关系、[107] 中世纪“交通革命”[108]、女嗣财产继承权[109] 也受到了关注。 在经济思想研究方面，朱孝远梳理了德国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在《蒂罗尔宪章》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农民战争所宣扬的实现公共利益等诉求是现实世界的产物，代表着中世纪经济体制向近代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方向。[110] 谢丰斋则关注经济理论的应用与评价，他从人口与市场的双重视野对波斯坦的“新人口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并指出，中西方传统社会因社会经济结构不同，市场机制也不一样。中国主要以“自然生成”的市场为主；西欧则以“法权驱动”的市场占多数，这样的市场会造成市场权的竞争。正是市场权的竞争加剧了人口变化的力度，因此，如果将人口因素与市场因素合到一起，那么，“新人口论”就会更有说服力。此外，他还梳理了西方学术界在城市起源问题上的两种理论，即“外源说”与“内源说”，并指出了我国学者做这方面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111] （4）宗教与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的宗教史研究方面也有重量级成果发表。彭小瑜认为，中世纪的修道传统饱含着对人和世界的热爱，修道人士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尽管有着灵修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尘世的感情的见解往往能够超越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约束。他通过对圣贝尔纳的研究指出，中世纪修道院的爱情文学往往具备现代人道主义的色彩。[112] 黑死病流行于西欧期间，在千禧年主义末世观的神学预设下，人们通过自我鞭笞来获得拯救。在瘟疫肆虐的危机年代，鞭笞者与教会之间形成了互有分歧又彼此依存的关系。但由于鞭笞者反教会的色彩渐趋浓厚、及其宗教主张和实践效果的局限性和屠杀犹太人等过激行为，从而走向衰落。李化成深入探讨了这个过程，以大小传统变迁的视角，审视了这一时期西欧的信仰世界。[113] 马丁•路德及其思想一直是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马丁•路德的“唯信称义”将中世纪天主教为灵魂救赎设计的烦琐路线化解为单一路径，在“信仰”与“恩典”之间建立起直接与必然的联系，从而将基督徒从沉重的罪恶感之中解放出来。这引发了基督教神学的一场革命，并且奠定了基督新教人生观的核心内容。刘城将“唯信称义”思想置于基督教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力图澄清这一思想的确切含义及与天主教传统教义之间的分歧和继承关系，进而揭示宗教改革的本质。[114] 马丁•路德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还是一位重要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邢来顺、李富森发掘了马丁•路德民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115] 16世纪，炼狱在英格兰作为一种信条存在了近三百年之后逐渐消亡，孙义飞认为，其深层次原因是宗教改革使英格兰宗教重心的转移、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政治断裂和英王对修道院的财政冒险与博弈等等。[116] 赵立坤阐释了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117] 文明与野蛮的二元之分在历史上的强势民族中是普遍现象，李永毅、 李永刚追溯了欧洲的“野蛮人”概念的独特发展轨迹，并指出，其内核是民族—种族中心思想，都是将现实或者想象的优越地位解释为特定民族—种族的历史宿命和哲学必然，它需要用世界主义加以疗救。[118] 节庆与仪式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范式。沈坚、唐运冠以愚人节为研究对象，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法国愚人节并非只是低级教士的节日，它实际上囊括了各个阶层、性别和年龄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中狂欢游戏式的仪式反映了中世纪法国各阶层享有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119] 唐运冠以古贝维尔老爷1549—1562年间的日记为中心，进一步研究指出，当时的节庆游戏和日常游戏都具有重要的民间公共宗教仪式的功能，有着明显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参与性，并因此起到重温、确认和更新群体认同的作用。[120] 在中世纪大学研究方面，张弢探讨了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欧洲中世纪执教资格的产生与演进过程；[121] 刘贵华从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窥探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122] 钱露、贺国庆则对中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学生自治模式做了探析。[123] 此外，高铁军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与印刷文化兴起的历程。他认为，金属活字印刷术出现于西欧，是与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技术的进步促成了印刷文化的兴起。[124] （5）军事史与海洋史研究 在军事史研究方面，技术装备、城堡、军人组成等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发动的军事征伐。阿尔伯特的《耶路撒冷史》对这场战争有着翔实可信的记述。徐家玲、王向鹏详细梳理了阿尔伯特的相关记述，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此次东征的技术装备和战术等问题。[125 ] 顾方哲在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功用的考察中指出，9至13世纪的城堡主要是用来战争攻防的，而此后成为地方政治经济中心。[126] 许二斌考察了詹姆斯六世和查理一世时期苏格兰的海外从军现象，剖析了人们从军的动机及其影响，并指出，海外从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与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了苏格兰人向外移民，并加强了苏格兰与欧洲邻国的交流。[127] 郭建淮对发生于13世纪初的圣殿骑士团审判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综合审判程序、证据和它在圣地的表现来看，圣殿骑士团审判是一起冤案。[128]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海洋意识的增强，海洋史研究逐渐得到学界重视。龚缨晏不仅系统梳理了欧洲人的东亚地理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对地理大发现进程的影响，还简要阐释了欧洲导航技术的进步及其对海外扩张的积极影响。[129] 王加丰对500年前西欧人的海洋意识和实践做了高度概括，并指出，西欧人的海外扩张是一种“举国追求”的产物：竞争性的体制是基础，而奥斯曼人的西进则强化了西欧人往海洋发展的动力。[130] 姬庆红则以基督教长老约翰传说为例，梳理了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演变过程。[131] 本年度，还有一批译著出版，它们的内容涉及瘟疫、战争、建筑等主题，对我们加深中世纪的理解和研究有重要帮助。[132] 6. 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多年来，日本中世纪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日本史研究中的弱项，迄今为止，尚无一部日本中世纪断代史著作。这既有史料积累方面的原因，也有中世古文解读方面的原因。今年度出版的王金林著《日本中世纪史》（上下册）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该书的叙述时代起自平安时代末期，止于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即织田信长进入京都前。全书共分11章，以政治史为叙述主体，旁及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在该书前言中，作者对日本中世史的断代问题和中世政权的性质和结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镰仓幕府初期，存在着幕府、朝廷双重政权，而承久政变以后，幕府成为统治全日本的政权，朝廷和天皇只是象征性地延续其至高无上的形象而已。[133] 李卓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儒教国家”日木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于2013年结项出版。她在书中指出，以往研究中认为日本是“儒教国家”的观点并不准确。她认为，德川幕府为强化幕藩体制，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始成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而此时代表日本社会特征的强权政治、身份制度、主从关系、家制度、世袭体制等都已经制度化，这些内容有些已经偏离了儒家伦理，有些甚至与儒家伦理相悖。所以，只能说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而非“儒教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还对古代日本社会引进中国文化的不同类型、古代日本社会的等级制、身份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134] 公元7世纪以后的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并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古代社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侯巧红论述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在体系架构到条文注疏以及篇名篇次等方面，均延续唐朝律令的血脉。但奈良时代的日本律令又具有日本的本土特征。[135] 章林论述了古代东日本（东国）的发展，叙述律令制国家与东国之间的从相互冲突到相互融合再到相互对立的演变过程。他还对古代日本身份体制中的“家人”一词的含义以及奈良时代东大寺的奴婢进行了考察。[136] 国司制度是古代日本律令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律令地方政治的主体。林娜认为国司职能的演变反映了律令时期天皇制的变迁以及中央权势与地方势力、先进的国司制与传统的国造制之间力量博弈的过程，进而反映了从中国引入的先进的律令制度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旧制度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137] 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制度化的中央武装力量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卫府军队。崔晓的硕士论文对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做了详细的探讨。她指出卫府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央政治情势联系紧密的特点。另一方面，虽然古代日本的卫府制度是仿照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但无论是在其建立之初还是发展过程中，都受到日本本国因素的深刻影响，并最终伴随着日本律令统治体制的衰退而流于仪式化和私兵化。[138] 倪佑密的硕士论文探讨了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中期日本发行的12种货币（即皇朝十二钱），指出所谓的皇朝十二钱的铸造和使用，不是由于商品经济的成熟使市场自发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是由律令制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结果，其经济意义微乎其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征与文化现象。[139] 王坤探讨了公元7世纪前期设立的日本外交机构大宰府的职能和作用，指出大宰府的设置则是古代日本积极面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挑战，采取灵活外交意识的体现。[140] 刘琳琳探讨了日本古代天皇神话传说的演变过程。指出，日本古代的天皇世系话语出现于公元8世纪初期，此后经过多次变迁，到平安时代末期形成了“天神五代一地神七代一人王百代”话语。该话语的整体结构是受到中国三才思想影响，在“天神地祗”观念的基拙上产生的。日本中世纪的世系话语演变为以天皇制为中心，囊括中国、印度历史的世界观，其中蕴涵了维护天皇制和宣扬民族优越感等两种意识。[141] 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收入了不少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是一部包含着诸多国际化元素的文学作品。王凯对《万叶集》中的大陆移民氏族歌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大陆移民氏族歌人作歌的历史环境与文学特色的关系，指出这些大陆移民的作品具有挽回氏族命运而利用和歌以及作歌环境等条件进行文学性政治斗争的性质。[142] 王慧荣探讨了《列女传》、《女诫》等中国女训作品在日本的流传。指出最晚在9世纪后期便传入日本的中国女训，最初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也没有发挥其道德训诫的作用。后来，女训故事被日本古代的说话故事集《唐物语》所借鉴，实现了由女德训诫故事向平安贵族式爱情故事的转变。这种去道德化转变表明在日本古代社会妇德涵养并不受重视。[143] 胡镇、洪晨晖对古代日本的称谓“倭”的字音和字义作了考证。“倭”是古代汉人对广义的日本人或政治势力的总称，但近世一些日本人认为“倭”字含有贬义。作者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和史籍对“倭”字的记述和使用情况为例，从古代读音和字义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自称词等方面对“倭”字进行了再分析，认为“倭”字是音注字，没有特别的含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国号。对“倭”字义的曲解和排斥，乃是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的事情。 [144] 检非违使一职设立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是奉宣旨而行职，直接接收最高权力核心层指令的组织。王海燕探讨了检非违使的形成与特征，指出成立初期的检非违使一方面与律令制诸官司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律令制国家，另一方面，在行使维持京中治安、纠弹违犯等职能的过程中，摈弃律令官僚体制的层层传达，直接将最高权力核心层的意志或政策达至社会各阶层，同时又将社会状况或政策执行情况直接反馈至最高权力核心层，从而加强了律令制国家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145] 韩钊探讨了公元6至8世纪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志。他指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墓葬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古坟中有墓志出土。他围绕墓主的葬式及葬地、墓志的形制、墓志的文体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墓志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墓志特点虽与中国唐代墓志有诸多不同，但在墓葬的葬地、墓志形制及文体等方面依然可见中国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146] 张晓希研究和评价了日本中世纪初期五山文化时期的禅僧，指出五山禅僧由于兼修禅宗和宋儒理学，其佛、儒学修养极高。五山禅僧文化活动成为推动日本中世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147] 朱莉丽根据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探讨了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中日之间信息传递的特点。指出这时期信息传递(主要指中国信息向日本的流动）既受到明朝朝贡体系的影响，也受到中日之间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左右。而日本国内特殊的社会阶层分工和政治架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些特点。[148] 范金民研究了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日本赴明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策彦一行利用出使机会，大力从事贸易，参与贸易的人数远超明廷定额五倍。策彦等人在使明期间的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后期中日贸易的实态。[149] 王来特探讨了近世日本的对外贸易体制，指出17世纪初至18世纪初，江户日本的对外交涉政策与贸易调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脱出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自行构建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充分体 现了德川幕府在不同阶段采用的策略及其真实意图。东亚海域贸易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生产技术能力的提升，对中日之间贸易主动权的消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考察了康熙皇帝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过程，分析解读了明清两代中日关系的异同以及清朝统治者的对日观以及对日交涉的策略模式。[150] 荆晓燕研究了清康熙时期开海禁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北移的原因。指出对日贸易重心北移导致福建地区衰落，而江浙地区迅速崛起。[151] 刘芳亮论述了锁国时代的日本针对中国展开的持久的情报搜集活动。其情报搜集活动设定长崎、对马、萨摩三个窗口。其中对马口在北方情报上具备优势，萨摩口长于南方情报，长崎口则兼顾南北，这样便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域；此外还通过漂流民口述材料、和兰（荷兰）风说书、唐船持渡书等搜集情报，以补充三个窗口之不足。[152] 陈秀武研究了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对“万国公法”的引进吸收过程及特点。他指出，在对“万国公法”的引进上，中国与朝鲜走在了日本前面。但是在灵活运用“万国公法”以追求外交利益最大化上，日本却收到了比之更具实在意义的效果。[153] 唐利国研究了江户时代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 —— 1859)的著作《东坡策批评》，该书是吉田对苏东坡的策论选集《东坡策》的评注。他指出该书中包含的变革思想有三个基本要点，即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观、以人才为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分析，作者进一步指出，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不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同时还是日本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支撑。[154] 王玉强、陈景彦探讨了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历史过程。指出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完成是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重要表现。[155] 王明兵研究了日本近世初期思想家们的“去中国化”倾向。他指出，日本佛教滑向“朱子学”的过程，本质上乃是日本近世学者借“朱子学”来提升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的过程。特别是该过程中，“神道”日本对中华“道统”的诉求，则体现出了日本在学术和思想层面上欲“与中华抗衡”进而寻求文化和精神自立的一种“去中国化”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156] 瞿亮分析了日本传统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的“兴亡盛衰论”。他认为与古代中国的兴亡观相比，日本的盛衰论更具有衰论逐渐从强调秩序的藩篱中脱离。人的作为、制度以及“求知识于世界”成为了衡量国家兴盛的新标准，这对于日本史学的近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日本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以皇国统御万邦的“自我中心论”的皇国思想为基调的兴亡盛衰论的出现，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战时日本人“解放”东亚的思想动力，并给今天的右翼势力提供了否定侵略战争的依据。[157] 杨柳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中国经典礼仪思想及礼仪行为的吸收情况，指出日本传统礼仪在礼仪源流、礼仪理论、礼仪实践三个方面均受中华礼仪深刻影响。[158] 张谷论述了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对日本近世神道理论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指出日本复古神道在激烈排斥外来文化的同时，却对道家思想有所肯定和吸收，主要原因在于道家哲学与复古神道的异质性和批判性合拍。[159] 赵建民借用“跨文化传释”概念，对中日文化交流中传统的“冲突与对应”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提出了质疑与思考。他以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和森有礼的《日本教育》两书为线索，探索其跨文化传释的要点，即传播抑或接受双方都要有现实需求；双方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成为自由平等和互惠的异文化互动。[160] 在日本历史学界，对于“大盐平八郎之乱”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李亚围绕以大盐举兵动机是反对幕府的“革命”还是维护幕府的“改革”这一问题，从大盐的谏译观、武士情怀、举兵前的谏译实践及举兵动机这四方面入手，阐明大盐举兵的真正意图，重新探讨了大盐之乱的历史意义。[161] 7. 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本年度的朝鲜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围绕历史编纂学、制度史、移民史、文化交流史等问题展开。其中古代礼制、音乐舞蹈等专题研究颇具特点。 杨军的《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一书是我国学者首部详考朝鲜王朝初期史籍的专著。全书分为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两编，对《三国史略》、《高丽国史》等数十部成书于朝鲜王朝前期的史书的编修过程及资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朝鲜王朝初期的古史编纂，受当时文人党派之争、学派之争的影响极深，不仅史观，甚至史料取舍，都存在党同伐异之见。朝鲜王朝前期史书中有关朝鲜半岛早期历史的记载皆不可轻信。[162] 苗威对金富轼的事大观、神话观、渤海观以及以新罗为中心的正统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总体来说是客观和合理的，其丰富的史观是史学界评价《三国史记》史学价值的焦点。[163] 王存刚、刘涵总结了英国学派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尝试利用英国学派的方法解释古代东亚秩序形成和维系的内在逻辑。作者认为，等级制的古代东亚社会可以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中国主导，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并在交往过程中促成了文化认同。这表明，在缺乏共有文化的国际体系中，通过确立并遵守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制度，也有可能形成文化层面的共识。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关系的观点。[164] 曹中屏对伽倻的早期历史——驾洛国史作了深入研究，认为目前以“三国时代”作为朝鲜上古史中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框架，与历史原貌不符。他认为，有必要对传统的朝鲜史分期，即“原始社会—古朝鲜—汉郡县时代—三国时代—统一新罗( 后三国) —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分期进行修改。他建议把其中的汉郡县时代、三国时代两个历史阶段，改为“列国时代”和“统一新罗( 包括后期的割据与分治) 时期”。[165] 苗威探讨了百济政权前期的历史与疆域，认为百济的建立与马韩之伯济密切相关，而建立百济的民族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而非夫余族。百济政权存续期间，其与乐浪、带方等东北边郡、高句丽、新罗以及马韩等民族政权联系密切，百济疆域的由小而大即是在与周边势力的推拉之中进行的。[166] 张士东系统梳理了中日韩朝学者对古代三国语言异同的不同看法，认为对三国的语言没有作具体、细致地研究是其异同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高句丽语应归于夫余语族，新罗语应归于韩语族，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语言。[167] 金禹彤对古代高丽王朝的礼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他提出高丽王朝制定了圜丘祀位列吉礼之首，属国家大、中、小三级祀典体系中的大祀，其举行时间、具体内容、程序规制与所用礼器等方面效法了中国制度。同时他还讨论了“成宗制礼”，认为高丽国家儒礼祀典制度由此基本确立。“成宗制礼”反映了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高丽朝立国之政治思想开始从多元文化“和合”向儒家礼治观念变迁的历史脉络。他以《高丽史》为据，对高丽凶礼进行了分析，认为高丽朝效法中国唐宋制度，建立了以国恤、丧葬、服纪和谥法为代表的儒家凶礼制度，从其内容看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特殊性表现出多元兼容和本土化的特征。[168] 韩贤杰通过对古朝鲜时代至朝鲜王国时期的民俗祭仪及其祭礼乐舞等祭仪风俗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的解读，阐释了祭仪精神对朝鲜民族舞蹈艺术形态构成所起的作用。[169] 拜根兴研究了洛阳、西安地区出土的入唐高丽人墓志，并评价了这些墓志的史料价值。他认为洛阳、西安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发现了20 余座高丽移民墓葬具有家族式埋葬特点，与现有唐人墓志比较，在墓主籍贯、墓主思念家乡、墓志作者等方面颇具特色。[170]孙泓依据文献史料和考古学资料，从马具、步摇冠和慕容鲜卑对朝鲜半岛的移民活动等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鲜卑文化的南移的问题。她认为新罗、百济、伽倻的马具和步摇冠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受慕容鲜卑和高句丽的影响。她指出公元四到五世纪有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大批迁到朝鲜半岛，给以后朝鲜三国的文化留下了浓厚的鲜卑文化因素。[171] 刘后滨从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入手，分析崔致远取得崇高文学成就的历史背景，认为新罗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并非今日所谓全日制学生。[172] 董健研究了崔致远对三韩、统一新罗、渤海源流的认识。作者认为崔致远留下的大量文集、碑刻、奏记反映了他当时对世界的认识。[173] 敖英通过对《誓幢和尚碑》和《和诤国师碑》和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元晓入唐求法之过程，对以往学术界认为元晓曾经入唐求法，并拜在玄奘门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174] 姜清波考述了百济王室及其后裔在唐朝的生活情况。[175] 刘海霞以学术界关注不多的新罗王金春秋与唐太宗庙号相犯事件做切入点，分析了唐与新罗的关系，认为金春秋的庙号确实存在，而新罗人并不是无意触犯唐朝的庙讳，新罗私自保有金春秋的这一庙号，说明新罗的实力的增强，唐罗关系发生了转向。[176] 范明三、金成熺介绍了韩国忠清南道燕岐郡古老的碑岩寺保存的“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三尊石像”，认为其是具有浓厚的北朝风格的盛唐作品，反映了乱世时代民间的祈望。[177] 栾国琴对百济金铜大香炉的出土遗址、形制等进行详细介绍，分析百济金铜大香炉中的中国文化因素。[178] 王永生将朝鲜半岛出土的货币与中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朝鲜钱币完全是在中国影响下，仿照中国钱币式样铸造的，属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体系的重要成员。[179] 芦敏分析了宋与高丽之间移民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180] 白承镐梳理了高丽商人对宋贸易活动，分析了高丽海商贸易活动经历“活跃——萧条——再活跃” 三个发展阶段的原因及影响，认为高丽国内政治环境是根本原因。[181] 花兴、魏崇武对宋丽两国间典籍交流的进行了分析。指出民间渠道与官方交流有着较为明显的分工；宋是主要的书籍输出国，其输出书籍囊括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高丽也向宋输入了许多珍贵典籍，弥补了宋某些书籍散佚不全的缺憾；使团来往为主的官方交流仍是双方文献交流的最重要方式。[182] 李海涛根据高丽僧侣谛观的活动探讨了朝鲜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认为高丽僧侣谛观应吴越王之请入宋，不仅带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还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从而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3] 金哲洙认为高丽中期儒学受北宋新儒学的影响，出现了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它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高丽中期的儒学新倾向与北宋新儒学思潮仍有很大差异，高丽中期的性理学缺乏北宋新儒学的批判意识和道统意识，缺乏强大的生命力。[184] 李甦平认为朱子学由元朝时高丽人安珦、自颐正等人传入朝鲜半岛，经过李齐贤、李穀特别是李穑、郑梦周等人的演绎与发展，变成了治国的官方思想。[185] 陈伟庆、包国滔认为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主要发生在北宋，尤其是在神、哲、徽宗三朝，来自宋朝的大晟雅乐成为朝鲜半岛雅乐系统的源头，对高丽音乐舞蹈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86] 朴延华、张雪芳对高丽王朝时期女子服饰进行研究，探讨了高丽女子服饰发展的渊源和服饰的特点，认为中国服饰对高丽女子的服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7] 8. 东南亚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叶少飞、田志勇对越南古史起源做了探讨。他们首先介绍了越南古代历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为本国构建了四个古史起源，即《越史略》的“黄帝时期十五部落说”、《安南志略》的“南越国说”、《大越史记全书》的“炎帝神农氏说”、《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雄王说”。作者认为其中后三者又分别是各史书创设的越南国统之始，其中南越国说为陈朝官方肯定；炎帝神农氏说为后黎朝官方认可；雄王说则是阮朝嗣德帝君臣根据朱熹的纲目体撰史方法、结合政治需要，从吴士连的“炎帝神农氏说”中截取而来。与司马迁《史记》塑造的黄帝起源说相比较，南越国说采用信史，十五部落说、炎帝神农氏说和雄王说则采传说入史，在时间上均未超越黄帝。这四个古史起源是越史家采写古代典籍和中越传说、根据中国史学理论及撰著方式构建而成的，体现了越南史既与中国史紧密相连，却又相对独立发展的史观。 [188] 李育民认为古代越南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都是由学习借鉴中国的相关制度而建立起来。越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是承袭中国秦汉之制，经过前黎朝、李朝、陈朝、后黎朝等朝，又汲取唐、宋、明、清的体制，并“略加改革”，确立了“比中国历代专制帝王更加专制”，“适合于越南国情的东方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作者还总结了中越制度文化交流的特点，认为从整体来看，其特点主要有：其一，在长时期的制度文化交流中，主要是中国向越南传入，具有单向性特点。其二，在接受中国制度文化的同时，越南一方面坚持维护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注意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189] 石少颖指出中国南朝时期汉族统治者理想中的“华夷秩序”受到东南亚各国的认同。但随着与唐朝距离的渐远，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的认同感也逐渐降低。东南亚各国对“华夷秩序”认同与否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实力大小和外交努力。南朝的实力不及前代，因而导致东南亚各国对南朝各政权政治膜拜和实利诉求减少；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主导下，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传播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90] 孙亦平从跨文化的视域研究了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他认为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作者还指出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地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平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1] 黄丽英从研究越南青铜文化艺术的起源、发展,青铜艺术品的类别、铸造技术、造型、纹饰纹样、风格、民俗文化等方面入手，以其出土实物资料为依据，认为越南青铜文化深受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和外来文化之影响，并相互渗透、相互交融。[192] 周琳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检索，通过分析各时期典型案例的园林特点，梳理了越南古代(公元1世纪至19世纪中期)园林发展的脉络，对其造园要素的选择运用进行归纳剖析，探讨了越南古代园林的岭南地域特色。 [193]何新华研究了唐代贞元年间缅甸向中国朝廷进献《骠国乐》的历史 背景；献乐的时间、使节和路线；《骠国乐》的乐器、曲目和编制以及其影响，指出它丰富了中国固有的宫廷乐舞系统，促进了中国乐器的革新，推动了中国宗教音乐的发展，影响了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发展。[194] 9. 小结 本年度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首先，在各个专业领域，基础史料研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西亚北非专业的研究者继续释读、翻译、解读古代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和埃及语文献，并根据原始史料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专业的学者除继续深入解读古典作家作品外，还开始涉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法律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献。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者对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人文献的研究是本年度文献研究的亮点，体现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与国际学术界研究日益接轨的趋势。 其次，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仍然是本年度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比如文明起源、希腊民主制、希腊罗马史学史、希腊罗马思想史、封建制度、欧洲中世纪起源、中西对比研究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努力将新史料、新方法运用到传统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日益兴起，每年都有多篇成果发表，本年度法制史研究表现出更加重视基础史料，重视个案问题研究的特征。妇女史研究也是近年的热点问题，本年度研究的内容较之以往更加丰富。除妇女地位、妇女形象等传统的研究题目外，女性服饰、特殊妇女职责等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有关古代社会妇女史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学界妇女史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另外，中西对比研究也逐渐脱离那种简单的、泛泛类比的研究模式，在比较中注重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特征，探索中西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和方法论问题。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年度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比如本年度发表了多篇有关宗教仪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研究了古代埃及的塞德节、奥西里斯崇拜、亡灵崇拜、高丽圜丘祀、朝鲜祀孔制度、欧洲中世纪愚人节仪式等，并对宗教仪式中体现的王权统治、民族和族群认同、文化交流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古代社会教育问题也是本年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依据文献，从教育观念、大学、儿童教育等多个角度研究古代社会的教育制度。艺术史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视野，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舞蹈音乐等主题丰富了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内容。在东南亚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研究者们不仅关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关系，也重视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史料，分析其历史发展特征；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的研究，还涉及了宗教、文化、艺术等研究领域。 （徐建新担任本文总校稿人） 注 释： [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012年出版。 [2]王光胜、吴宇虹：《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档案中的“酒宴用牲”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 [3]蒋家瑜、吴宇虹：《乌尔帝国阿玛尔辛前期的饲养场第二系牛羊吏舒勒吉阿亚牟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4]吴宇虹、王俊娜“THE IDENTIFICATIONS OF ŠULGI-SIMTI, WIFE OF ŠULGI,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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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艳丽、吴宇虹：《古代苏美尔奴隶制社会的婚姻制度：以苏美尔吉尔苏城民法判决文书和同时期及稍后的法典为根据》，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陈艳丽、吴宇虹：《金瑞林统治时期马瑞宫廷厨房机构及王室饮食供应研究》，《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6] 霍文勇、吴宇虹：《古巴比伦时期外国奴隶买卖契约研究》，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7] 拱玉书：《“努帝穆德咒”刍议》，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8] 刘健：《苏美尔王权的演进和特征》，载《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9] 李政：《年代记与传记——论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年代记的传记特征》，载《东方文学研究集刊》(7)：《东方文学：文化阐释与比较文学》，王邦维、林丰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10] 李政：《何谓“赫梯学”？——论赫梯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载《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1] 尹蔚婷：《论赫梯王国附属国的独立性》，《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2] 吴宇虹等：《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13]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14] 马一舟、郭丹彤：《<塔努塔蒙梦碑铭文>译著》，《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5] 王欢：《古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16] 葛会鹏：《古埃及文献中的努比亚人》，《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17] 周启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版。 [18] 王海利：《本土埃及学发展探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 [19] 李模：《论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0] 赵克仁：《古埃及亡灵崇拜的原因及其文化蕴涵》，《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21] 张赫名：《古王国时代埃及的神王观念与来世信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2] 郭子林：《古埃及的塞德节与王权》，《世界历史》，2013年第1期。 [23] 靳玲：《古埃及人的“义”与“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4] 徐海晴：《古埃及妇女的婚姻和经济状况：以婚约为考察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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