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06 本站原创 王立新（北京大学 参加讨论
| 在当代美国国际关系史家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分析国际政治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变迁见长，名著《大国的兴衰》为其赢得世界性的荣耀。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以对东西方冷战历史的精细研究著称，以后修正派和新冷战史研究的领军身份享誉美国学术界。二人都属于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者，主要以欧洲历史经验和欧美关系来建构其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注重分析国家实力的消长、国际体系的变迁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战略、权力（power）、均势等是二人惯常使用的概念。而入江昭(akira iriye)则独树一帜，以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对象，将文化作为其分析的核心概念，提出了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文化取向，并倡导以文化国际主义来建构国际秩序，其影响虽然没有保罗·肯尼迪等人巨大，但其成果代表了美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趋势，特别是在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21世纪，这位被费正清誉为“天才史学家”的杰出学者的思想越发显现出其深邃和富有远见。 一 入江昭于193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入江启四郎（keishira iriye）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一位国际法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法的论文，并撰有多部关于英俄在远东的争夺、外人在华权益和凡尔赛体系的书籍。入江启四郎曾作为新闻记者于1938－1941年在日内瓦和巴黎渡过了三年时光，于1943－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在南京居住了两年。战争结束后，入江昭随父亲回到了日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接受中学教育。1953年，入江昭赴美，就读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1957年获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18世纪英格兰安立甘教会教士》。毕业后适逢哈佛大学历史系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成立的美国远东政策研究委员会招收研究生，入江昭获得奖学金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成为首批研究生之一，师从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 rischauer)。1961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1926－1931年间的美国外交与中日关系》，经修改后于1965年以《帝国主义之后：对远东新秩序的追求》为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入江昭的第一部著作。入江昭毕业后，先是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1966年入加州大学圣克鲁茨（santa cruz）分校担任副教授，1984－1989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并一度兼任历史系主任。1991年开始在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担任查尔斯·沃伦美国历史讲座教授，从2002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2005年退休。入江昭还曾于1986－1987年担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美国文明教授，1989年担任夏威夷大学伯恩斯杰出教授，1992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世纪访问教授，1997－2000年间担任早稻田大学访问教授。入江昭被多个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曾于1978年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1988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于1982年成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其著作在美国和日本具有广泛的影响。 入江昭属于美国学术界研究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年轻一代，在此之前的费正清、赖肖尔、欧内斯特·梅和多萝茜·伯格（dorothy borg）等人已经耕耘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入江昭这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具有独特的优势。费正清称他们“没有文化成见，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并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在他们审视历史记录的时候，不担心把人类整体的利益置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利益之上”。[1] 费正清还赞扬他们是能够超越文化界限，实现跨文化理解的“混血儿”。[2]入江昭的家庭出身和独特的个人经历以及熟练地运用英、日、汉三种语言进行研究的能力使他更具备费正清所说的文化“混血儿”的特点。费正清特别提到在本着这一精神研究跨越太平洋的关系时，入江昭能够“超越曾经主导早期很多历史著作的狭隘的和民族主义关怀。”[3] 这些都使入江昭成为他在自己著作中极为推崇的那种能够超越本民族文化中心主义，致力于跨文化理解的文化国际主义者(cultural internationalist)。其国际史的视野和独辟蹊径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家之一的学术地位，他也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美国远东政策研究首批研究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二 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国际关系有时又被称为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对外行为，这就涉及到国家是什么？根据对“国家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实际上就产生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同的研究取向（approach）。 长期以来，无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还是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都把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现实主义学派更是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权力实体（power），把国家的外交行为视为追逐权力、保持权力和运用权力的过程，把国家间关系看作仅仅是地缘政治关系。在权力取向下，世界是由不同的权力体组成的，国家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权力关系，在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谁的权力最大，谁就越安全，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取向(power approach)。在权力取向下，国际关系被简约成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实主义者相信战争是由于各国权力的不平衡和此消彼长导致的，和平的维持依赖霸权或均势。权力、地缘政治、大战略、均势是这种取向的学者经常使用的概念，安全、战略以及与安全相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和贸易在一个国家的实力对比和竞争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开始把经济纳入国际关系的范畴，国家不仅被视为是一个权力体，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经济体(economic system)。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被视为经济关系，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输出和跨国界的流动。经济取向经常使用的概念包括国际贸易、资本输出、海外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最惠国待遇、国际经济体系等等。在经济取向的学者看来，世界是由跨国界的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和平的维护在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即经济的一体化。这种经济取向关注重点是贸易平衡、海外市场以及稳定的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维护。 权力和经济取向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国家（nation）同个人一样，既追求权力和财富，同时也具有自己的情感、追求、成见和价值偏好，并试图实现某种理想，而这些也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体和经济体，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体，对国际关系除采取权力和经济取向进行研究外，还应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文化体，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这就是入江昭提出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文化取向(cultural approach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所谓文化，用入江昭的话来说，是指“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它符号象征的制造和传播”。而所谓文化取向就是在观察国际事务时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看作是不同国家（民族）的 “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它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4]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入江昭提出国际关系就是文化间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也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直接和间接的互动”。[5] 入江昭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文化取向包括三个层面的分析:国家层面（national level of analysis）、跨国家层面(cross-national approach)和全球层面(global approach)。[6] 国家层面的分析是要探究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一层面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是由具有共同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的人组成的，这些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会反映到其对外行为之中去，影响其对外政策，其核心价值观更是决定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该国家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都要受到其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和交往，美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与政策受到两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入江昭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其实都是文化间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既然没有两个国家完全相同，任何对外交事务的讨论必需先从假设我们正在分析两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和两种具有不同利益的实体开始。”[7] 两个国家之间是相互理解还是对抗仅仅考察安全和经济问题是不能解释清楚的，还必需考察双方的文化，在某些情况下，价值观、情感和成见可能比安全与经济问题更重要（当代中日关系已经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国家层面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国家间的相互形象，形象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入江昭早期对中日美三国相互形象及其如何影响三国国家关系的研究相当成功。 跨国家层面的分析的大体包括四个领域：（一）跨越国界的商业、宗教、教育和其它方面的活动。这一领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前，美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私人和非官方团体的活动，特别是宗教和商业活动。长期以来，正是个人与团体在海外的活动塑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构成美国对外关系的丰富遗产，也界定了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关系的性质。学者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对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二）美国的产品、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通过美国产品的出口，传教士和教育家的活动以及电影等文艺作品的输出，美国的文化渗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这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由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在进行，近年来研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者越来越关注美国文化产品的国外影响。（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互派留学生，邀请专家讲学，举办学术会议、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以及旅游观光活动。入江昭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对改变各国家人民之间相互印象，促进相互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四）官方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推广活动，既包括美国政府直接卷入文化交流过程，把推动文化交流作为其外交的一部分，也包括政府出台政策为非官方的文化活动制定规范和提供支持。美国直接卷入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追溯到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正式的文化外交活动则始于1938年美国国务院成立文化关系司开始与美洲国家进行交换教师与学生的文化交流项目。 全球层面的研究则试图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更大的全球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在入江昭看来，国际关系固然是在一个从地缘政治和经济角度界定的世界里展开的，但同时也是在由共享的观念、梦想和问题构成的世界中进行的。不仅存在一个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也存在一个全球文化秩序。从文化取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究形成国际文化秩序的力量。入江昭提出，当代世界正在出现一种“全球文化意识(global cultural awareness)”，这种全球文化意识构成国际文化秩序的基础。 除提出文化取向外，入江昭对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方法论的另一贡献是他极力倡导的美国历史学的国际化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观念入。江昭在1988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主席演讲中提出历史学的国际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美国与国外的史学团体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二是“寻找具有跨越国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即努力探讨超越地方范围和超国家意义的历史问题；三是历史学家应该超越自身的文化意识，突破美国固有的概念框架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束缚，从而使自己的著作对“世界其他地区读者也有意义”，并有助于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入江昭认为费正清的著作就是超越美国自身文化成见，不仅对西方理解亚洲，而且对于亚洲理解自身都做出重要贡献的典范。[8] 而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国际史观念不仅是指运用多国语言和使用多国档案，更重要的是要有多国的视野，打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摒弃单纯从美国视角和立场看问题做法，把美国与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入江昭批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倾向，即把美国对外关系史作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威望和外交政策的国家风格等角度撰写美国对外关系史，导致大多数专题著作都是以国家间的危机和战争为主题。他认为，“只要把国家视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历史学家就会不可避免地专注于冲突”，因此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必须“去民族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将外交史转变成国际史。国际史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国家（nation）相互之间发生的行为”，而不再是各个国家历史的叠加。同时国际史还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9]探究世界体系问题、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机制的关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问题。 现实主义学派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决定论把外交政策视为某些国内利益的表达，入江昭提出的文化取向实际上是把国际关系界定为民族国家疆域内或跨越民族国家之间的思想共享和传输的过程。尽管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权力现实和经济利益是国家与国际事务的决定性因素，安全、战略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问题，盖过了对其它问题的关注。但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表现在：由于人员的频繁交往和西方商业文化的无孔不入，文化冲突越来越激烈；随着旅游、跨国公司雇佣、教育交流等跨国人口流动的加速和民主化运动，全球共享的文化要素越来越多，全球文化意识逐渐兴起；全球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不断增加，对包括毒品控制、濒危物种保护、治疗爱滋病、环境治理以及跨国犯罪等问题的应对迫切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合作。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经济上一体化相伴的还有文化上的一体化。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都凸现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泛滥和对恐怖主义的应对从根本上说有别于传统的权力政治和利益政治，而是一种基于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斗争，恐怖主义势力通过恐怖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消灭美国这一强权，而是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突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文化之间的冲突。 文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美国的文化产品可以到达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播给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美国作为一种模式、形象和梦想在其它国家的思想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学者罗德·克罗斯（rod kroes）话说，在其他国家反思自身文化特质与命运以及勾画自己国家蓝图的过程中，美国总是作为一种参照，要么是被效仿的好榜样，要么是应该拒绝的黑典型。[10]无论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美国文化都正在对世界各国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显然，文化将同安全和贸易一样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历史学家有义务认识到这一趋势，并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入江昭提出的文化取向在美国学术界较早地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给予特别的重视，像过去关注传统地缘政治那样关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即个人和团体超越国家范围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域。他倡导的对国际关系的文化解释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 三 入江昭提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文化取向是在1990年正式提出来的，是其学术思想逐渐成熟的结果，但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入江昭就已表现出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兴趣和偏好，其绝大多数著作都体现了其一贯的学术思想，即将文化作为阐释美国与东亚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 入江昭出版的首部著作是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帝国主义之后：对远东新秩序的追求，1921－1931》[11]。入江昭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解释20年代远东国际关系的框架。他认为，一战前在华列强试图通过结盟、协商和签订双边条约的方式相互确保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协调各自的利益以维持远东的均势，入江昭称这种外交为“帝国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这是所谓远东国际关系的旧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摧毁了这种旧秩序，结束了帝国主义外交。一战后，美日苏中四国都根据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在远东应该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模式，这也是本书的书名“帝国主义之后”的含义。四国对远东新秩序的追求构成各国外交活动活动展开的基本背景。但不幸的是，一战后美日苏中四国试图建立的远东新秩序彼此相互冲突，无法协调，最终导致30年代的危机与混乱。在入江昭看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30年代远东国际政治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各国在一战后未能在远东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秩序来协调彼此的利益。华盛顿会议虽然建立了华盛顿体系，但是苏联和德国不是华盛顿会议各条约的签字国，被排除在体系之外，特别是苏联对华外交使华盛顿会议的许多成果付诸东流。而与会列强拒绝给予中国完全的主权，因此无法满足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同时日本国内逐渐产生对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强大势力，这一势力最终占据上风，并试图以武力建立日本所设想的新秩序，最终导致华盛顿体系的解体。作者还提出，20年代远东外交的重要特征就是列强在中国追求一种单方面的行动，从而无法协调各自的利益和政策。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它大大超越了过去学者们分析20年代远东国际关系有限的几个主题，包括日本的侵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20年代的国际合作等，为分析20年代的远东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框架。这部著作严格来说虽然还不是从文化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但入江昭并没有像大多数史学家那样大量使用权力、地缘政治、均势等概念进行纯政策层面的分析，而是集中于远东新秩序的考察，已经预示着他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对国际秩序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国际关系中广义的文化层面。 按照费正清的说法，从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入江昭就对太平洋两岸中日美三国政策背后决策者和公众的相互印象和看法具有特殊的兴趣，发现在三国相互认知中充满偏见和无知而不是知识和智慧。[12]因此从其第二部英文著作起，入江昭开始了对中日美三国相互认知及其影响的研究（此前他曾用日文撰写一部通俗著作介绍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在日本得到广泛赞誉）。1967年出版的《跨越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内心中的历史》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在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入江昭在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撰写这样一部著作是痛感当时美国与东亚关系一直以来所表现出的简单化、感情主义和教条主义。他试图透过美国与东亚关系事件的表层来研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相互误解、误判和错误认知。因此该书研究的不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历史故事和逸闻的汇编，而是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相互认知，也就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决策者以及有思想的公众如何认识对方、认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以及面临的共同问题。“简言之，就是他们如何界定他们各自面对的现实，这些现实又如何与三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经历和整个国际体系相关联”，这就是美国与东亚关系中所谓“内心的历史”(inner history)。[13]费正清在该书的导言中说：“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它不仅描述了美国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主要阶段和事件，还分析了在现代长达一个世纪的交往中三国人民彼此具有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印象。国际关系中的事件、形象和舆论中的成见受到同等的重视。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在这方面做得如此之好和如此全面。而这本书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作者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比这一领域中的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来从事涉及三方的研究。”[14] 入江昭的第三本英文著作《太平洋上的疏远：日本和美国的扩张主义，1897－1911》仍是考察美日之间的彼此认知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入该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日美这两个差不多同时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由过去数十年的相对友好转向紧张与对立。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两国的疏远与对立是美日两个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经济、文化和心理方面互动的结果。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强国和帝国主义国家至少部分是对日本扩张主义的反应，反之亦然。该书被认为是研究这一时期美日关系最全面的著作，不仅分析了美日关系的政治和军事的层面，同时分析了文化和心理层面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作者对双方彼此印象如何影响各自外交战略的分析颇具独到之处。入江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一时期日本对美国看法的改变如何影响到日本的扩张战略和取向，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对美国会支持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自由移民和扩展经济利益的幻想的破灭导致日本转向重点在中国大进行扩张。过去对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用权力与利益范式来解释两国在东亚的扩张与崛起，但是入江昭认为，对这一时期美日政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两国内部动力的分析，单纯从两国内部寻找扩张的原因是不够的，而必需把美日在东亚的扩张视为彼此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双方在彼此认知上的相互影响是这一时期日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入江昭称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聚焦于两国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相遇而产生的问题来描述日美扩张的历史。它与其说是一个战争与政策的历史，不如说是个人的努力、期望和恐惧的历史。”[15] 1981年入江昭出版了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著作《权力与文化：1941－1945年的美日战争》。[16] 在此之前，学者们对太平洋战争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入江昭对太平洋战争采取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被认为是修正派的代表作。入江昭利用自己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试图来考察美国人与日本人对战争和战后世界的看法，即两国的战争观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入江昭在该书超越了战争的政治和军事范畴，分析美国人和日本人赋予这场冲突以什么样的意义。换言之，他所要着重考察的是美日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而不是政治和军事层面的战争本身。 入江昭认为，日美两国无疑是在为国家的存亡而激战，每一方都动员了其所有资源以便消灭另一方，但同时两国都没有仅仅关注国家的存亡，他们还热衷于界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两国都提出了在战争结束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看法，并向其他国家宣传其战争目标。令人惊奇的是，双方在理想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尖锐的冲突，而战后日美关系的稳定就是建立在双方理想一致基础上的。 入江昭认为，在20年代日美共同在东亚建立了非常和谐的关系和国际秩序，但30年代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些，日本转而试图建立泛亚主义的新秩序，但日本提出的新秩序是抽象的、概念不清的，同时也是半心半意的，并逐渐从属于军事上的需要。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努力特别在中国遇到了困难，未能说服中国认同这种秩序。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失利，日本开始调整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政策，意识到军事上的失败将结束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之梦，日本将重新被纳入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体系中，一些领导人希望日本能重新回到20年代大国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合作的国际秩序。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在设计战后秩序，其蓝图也是以20年代为基础，双方的战争目标实际上是重合的。入江昭提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结论，即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计划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与美国决策者的思想惊人的一致，日本和美国发展出很多相似的，有时是并行不悖的设想，结果就他们最后都倾向于一种保守的解决方案――恢复那种他们曾一度非常和谐一致的国际秩序，因此，战争实际上为恢复20年代失去的日美和谐准备了条件，成为激发美日之间相互谅解的触媒。入江昭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将购买一张回归华盛顿体系的船票，而其价格就是接受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决定的领土安排。”[17]换言之，日本在战败之后又回到20年代日美合作的老路上来，而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不过是“为了重新获得过去存在的一切而付出的可怕代价”。[18] 正因为如此，入江昭非常婉惜战争未能早一些结束。他认为战争本来在1944年或1945年5月就可以结束的，这样日本就可以不受原子弹之苦，因为在战争末期双方的战争目标已经接近一致，但是由于日本领导人在重新规划战争目标和与美国接触方面过于迟缓，不够大胆，同时他们也高估了说服军事领袖接受其主张的困难，以致和平未能提前到来。 在入江昭看来，日美战争主要是权力之争，在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并不多。日美战争的实质与其说是在追逐权力，不如说是在追求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国际秩序观的较量。 因此人们从入江昭书中看到的主要不是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日美最终走向一致与相互包容，这一图景与过去的研究所展示的日美冲突的面貌是截然不同的。 入江昭在该书中还提出其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他认为“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可以被视为权力体和文化体”，“国际关系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和文化之间关系”，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必需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权力层面的互动（power-level interactions）、文化交流关系(cultural interchange)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ets of relations)。[19]太平洋战争是入江昭应用这一理论的个案。 四 入江昭并非那种躲在象牙之塔中专注于对历史进行诠释的学者，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史学家，战争与和平也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对他来说，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学术创新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可能的解决世界动荡混乱的办法”。[20] 这种解决办法就是文化国际主义。所谓文化国际主义，入江昭界定为“旨在通过思想和人员的交流，通过学术合作或通过有助于跨国家间理解的种种努力把各国家和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21]他认为世界应该建立在文化秩序而不是建立在权力秩序基础上，因为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无法摆脱那种误解、憎恨和战争的循环，而文化可以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更有序和更和平的世界。入江昭称：“我始终深信，超越国界的思想上的交流是稳固的国际关系的基石。没有跨越国界的思想上的交流则不会有稳定的国际秩序。当我们想到国际关系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安全、军事策略、贸易、威望以及其他组成‘国家利益’的因素上。然而，我们也不应忘记也有一些‘国家利益’是建立在对某些理想与目标的共同责任上的。”[22]“面对迎面而来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而且要关注超越国界的全球、跨国性动态以及民间团体、个人等追求的目标，努力思考什么才是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宁。”[23] 入江昭有三部著作来考察现代历史上跨越国界的非官方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历史上的文化国际主义者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入江昭还试图建构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的世界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 第一部著作是1986年入江昭用日文撰写的《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2000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补版，增加了两章关于冷战后的内容。书名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入江昭并非描述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而是考察20世纪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即战争观与和平观。入江昭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战争史或和平解决争端史，而是国际关系的思想史。我想通过这本书表明，尽管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战争，但是在全世界始终都有人在试图通过不懈的努力阻止战争，并且在展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秩序。” 入江昭称自己“对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现象来研究具有强烈的兴趣”，“其中，不断变化的战争与和平思想是其重要方面。”[24]作者在书中考察了19世纪末以来的战争观以及人们对和平的看法，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战争与和平，以便给人类解决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入江昭从三个维度来探讨20世纪的战争观与和平观：第一是20世纪的人类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的，而所谓的战争既指作为具体事例的战争，也包括作为抽象概念的战争，而后者在人心思想中存在的更持久，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入江昭指出，实际上人们对抽象战争的看法会对具体的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比具体战争更为重要的现象。因此他不仅要讨论人们对某一个具体战争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人们对抽象战争的一般性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如何影响具体的战争。入江昭对此有大量的分析。如一战的爆发实际上与人们的战争观和人们头脑中的战争形象密切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把战争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是重新唤起沉醉于物质享乐的民众的爱国心、恢复社会活力的手段。第二是人们对战争与国内社会的关系、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入江昭提出战争与和平既是一种国际关系现象，也是国内现象，各国的社会文化动向以及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都是造就通向战争或和平的内在条件。20世纪战争与和平观的特征就是通过将外在现象与内在条件相互联系来理解战争。如一战前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和平思想是把和平的建立与国内改革相联系，相信国家之间和平以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治为条件；第三是人们对权力与文化关系的看法。入江昭在书中用文化来指称“国家内在的运作”，包括政治、社会、思想等，用权力来指称“国家外在的表现”，包括国家主权、军队、外交。在某种意义上，思考有关战争的问题，也就是要探寻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意义。例如20世纪20年代和平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国知识分子倡导在权力政治和经济联系之外通过知识与思想的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以此来促进世界和平。这种和平观在当时被广泛接受。这就是文化对权力的制约，是超越权力之外的和平倡议，具有重要的价值。作者就是力图通过研究19世纪末至今各国人民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与国内社会、权力与文化关系的看法，来帮助今天的人们深入理解人类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全书结束语中，入江昭向读者展示了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四个世界的图景。第一是传统的主权国家的“世界”，即 “国家间的世界”（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第二是由跨国家的经济活动制造出的“世界”。第三是由广义上的文化交流构筑的“世界”。第四是正在兴起的由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创造的“世界”。入江昭认为第四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非政府组织活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建构了一个超越国界的网络结构，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可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或者是说地球社区、地球村的新型的联系。如果这样的社区能形成的话，作为第四个“世界”将对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二十一世纪会是一个和平的世纪，那么它不仅是由国家间的均势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或是由思想技术层面上的全球化带来的，而由通过超越国境的个人或集团的网络结构带来的可能性会更大。”（见本书结语） 入江昭1997年出版的《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进一步发展了他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提出的思想，研究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领域，即尽管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尽管大多数政府的冷漠和反对，但在整个20世纪，仍然有众多的个人和团体致力于国际联交流和理解。这些文化国际主义者的活动就是该书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入江昭在书中试图考察“19世纪后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历史”，但这种国际关系史不是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历史，而是个人和团体进行的跨国界的活动的历史。入江昭按照历史的顺序首先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国际主义思想的萌芽，接着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的知识分子鉴于一战的灾难和历史教训，倡导通过不同文化的接触和思想的交流来增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以避免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种种努力。入江昭指出，这些文化国际主义者相信文化的交流可以产生共同的体验和文化的一致，文化的一致性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国际主义者和经济国际主义者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权力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虽然战导致文化国际主义式微，但是即使在30年代，文化国际主义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其影响力，并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影响了战后世界。 入江昭在书中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权力相对，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就是非国家角色行为的领域，是没有地缘政治利益考虑的和平的联系；而权力是指国家行为的范畴，包含着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对文化和权力的区分可能会引起争议，同时入江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政府角色独立于政府和影响国际关系的程度。但是该书的主题和所使用的方法相当具有开创性，扩大了国际关系的概念和范围，使学者意识到国际关系还应该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活动，特别是在促进国际理解与世界和平方面的努力。美国外交史家埃米莉·罗森堡（emily rosenberg）称入江昭“为国际关系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25] 一般说来，现实主义者主张通过均势来维护世界和平；经济国际主义者相信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助于世界和平；而文化国际主义者认为，通过跨国界的思想与文化的交流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共同的文化体验和认同，促进国际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实现世界和平。入江昭既是研究历史上文化国际主义思想的学者，自己也是文化国际主义的信奉者和鼓吹者。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对世界和平的思考：必须超越权力政治之外寻求和平的道路。他说：“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权力（power）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无论这种权力是核武器还是地方警察力量。如果权力独自不能维护秩序的话，文化必需承担其越来越大的责任。”[26]一个持久和稳定的世界秩序不能建立在不断变化的权力政治基础上而必须依赖不同国家人民之间开放的文化交流，普世价值观的传播是世界和平的前提，而文化特殊论（particularism）会导致冲突和磨擦。在入江昭看来，正是这种长期以来被称为文化国际主义的传统构成未来国际理解与世界和平的希望以及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础。 《文化国际主义与世界秩序》反映了入江昭杰出的学术洞察力和对和平思想的贡献。著名的《外交史》杂志发表书评称该书“提供的跨文化和敏锐的分析使入江昭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27] 入江昭最新的著作《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书的主题涉及到文化取向的第三个层面，即全球层面，入江昭试图通过20世纪国际组织的研究来探讨全球社会，也就是全球文化秩序形成的可能性。该书追溯了国际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最近50年的历史演变，并指出了它们在形成当代世界方面的贡献。政府组织主要是指国联和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而非政府组织，入江昭的定义是“自愿性的、非政府、非盈利、非宗教和非政府的团体”，[28] 包括从19世纪的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妇女理事会、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到当代的大赦国际、无疆界医生、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等各类组织。入江昭所考察的对象特别集中在从事人道主义救援、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非政府组织上。入江昭论证说，民族国家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本质上蕴藏着冲突，因此，民族国家往往使世界分裂，而国际组织则培育超越国家界限的利益与关怀以及人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就这些国际组织有效地反映超国家的关怀并进而加强人类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的意识而言，它们可以说是正在制造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构成的世界。”[29]这个世界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学者和外交家们过去关注的权力政治现实之外的全球共同体，是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入江昭特别推崇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认为它们在组织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方面越来越重要，对世界和平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说：“国际组织在调解冲突方面已经证明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们仅有的武器就是思想，一种承担义务和自愿服务的思想。它们没有把上百亿的金钱用于武器，他们也没有从事大屠杀，他们是文明的团体，因此他们的使命是把世界变成一个文明的共同体。”[30]入江昭乐观的认为，正是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为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提供了可能性，“国际组织数十年来寻求建立的全球共同体就是一个良好开端”。[31] 劳伦斯·威特纳（lawrence s. wittner）称这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籍”，“它不仅强调国际组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迅速增长的作用，而且为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的新范式。”[32] 五 入江昭试图为现代国际关系史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他一遍又一遍地指出，传统的国家间冲突的模式并不能解释近代所有的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交往、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并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特别是文化国际主义者从事的知识与思想交流活动构成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的世界，随着通信与经济联系的全球化、国家之间移民的增多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的涌现，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的作用势必越来越削弱。入江昭看到了这一趋势，并试图在对国际关系进行权力和经济解释之外，用文化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新范式，表现出其非同寻常的学术远见与洞察力。他和其他学者倡导的国际史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实践，跨文化关系研究的开展和国际化趋势成为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潮流，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以国际史的视野来探讨国际关系的文化方面和跨国家间的文化联系。“传统风格的美国外交史正在转变成美国全球史、美国跨国家和跨文化史”。[33] 但是入江昭的研究在一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就其研究领域而言，入江昭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但唯独没有涉及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和其他经济角色在形成国际环境与国际秩序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大部分世界财富，影响个人、团体和政府的活动，它们的日常决定会改变世界的文化面貌，它们在建构当代国际经济与文化秩序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非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关系史上的作用显然不应该遗忘它们。入江昭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文化国际主义的影响而忽视了跨国公司的作用。其实近几十年来，文化的趋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国际主义者本身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美国输出民主的政策是值得疑问的。 就概念和分析框架而言，入江昭将文化与权力对立，但是文化与权力真的可以截然分开吗？文化也受到权力的深刻影响，同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通过文化界定的，现实主义者更是把文化视为权力的一部分。至少，入江昭对权力与文化的关系尚需给予清晰的界定和全面的说明。 与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在不同国家之间培育共同文化价值观，促进文化的一致性，并最终导致全球文化秩序的建立。虽然入江昭没有明言，但他所说的普世价值观无疑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也不会允许美国和西方受其他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共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可能仍然不过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散过程。那么文化国际主义实践的结果究竟是美国化还是各种文化的多元并存？如何保证文化国际主义不会沦为文化帝国主义，从而成为美国化的帮凶？ 同经济上的全球化和经济国际主义一样，文化国际主义带来的并非完全是和谐与相互理解，它也可能更加突出文化的独特性，并引起固守自身文化特性的文化排外主义者或强调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文化特殊论者的反弹，从而引发仇恨与冲突。即使承认公正、平等和民主是各民族都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它们的理解也会颇不相同，因此相互误解是难免的。同时各国人民之间自由、平等的文化交流也需要一种制度保障，正如批评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诘问的那样，真正的文化普世主义如果离开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否能够可能？[34] 显然，仅仅依赖文化国际主义并不能使世界和平到来，人类千年王国的实现既需要文化国际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加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与相互依赖，同时还需要自由、平等、公正的国内制度与国际秩序的保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均势。 入江昭的贡献不在于他掌握了全部真理，而在于提供了一个从文化角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崭新视角，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面相，即自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非官方团体与个人在探求国际理解与和平方面的不懈努力及其留下的重要遗产，这些努力构成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可以超越权力政治对人类的和平做出贡献。史学家有义务记录他们的贡献并以此推动21世纪的和平事业。 入江昭其他著作目录（不含入江昭编辑的著作）： 1．《冷战在亚洲》（ the cold war in asia, prentice-hall, 1974） 2.《从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1904年前的美国外交政策》（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3.《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gman, 1987) 3．《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1913-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日本与更广大的世界》(japan and the wider world, longman, 1997)。 6．《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的到来》（pearl harbor and the coming of the pacific war, bedford, 1999） （本文是作者为入江昭的《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译本撰写的序言，该书已于2005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 john king fairbank, “ introduction”,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x. [2] 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3] john king fairbank, “ introduction”,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x. [4] 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michael j. hoga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5. [5] 所谓直接的互动是指与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或其文化物品的直接接触以及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和时尚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而间接的互动是人们对另外国家抱有的想法和成见或决策者对外国的种种看法，而这些设想可能会构成决策的基础。参见akira iriye, “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vol. 2, p.428. [6] 参见akira iriye, “ culture”(a round table: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7, no.1, june 1990, pp.99-107. 该文后来以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为题收录在michael j. hoga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14-225. [7] akira iriye, “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2, p.428. [8] akira iriye,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1, feb.1989, pp.2-9. [9] akira iriye,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1, feb.1989, p.4. [10] rod kroes, “ame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pting end”,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3, summer 1999, p.464. [11]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eprinted by atheneum, 1969. [12] john king fairbank, “ introduction”,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ix [13]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reface, p.xvi. [14] john king fairbank, “ introduction”,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p.vii [15]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prefac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viii-ix. [16]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 入江昭：《日本与四强的对抗》，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18] 入江昭：《日本与四强的对抗》，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第223页。 [19]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p.viii.. [20] akira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85. [21]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p.3. [22] 入江昭：《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李静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序言。 [23]入江昭：《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增补版前言 [24]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preface. [25] emily rosenberg’s review on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5, no.1, jun.1998, p.274. [26] iriye,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p.12. [27] frank costigliola, “ a cultural world orde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2, spring 2000. [28]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 p.2. [29]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7. [30]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193.. [31]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209. [32]lawrence s. wittner’s review on global community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8, no.2, feb. 2003, p.170.. [33] “ 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0, no.2, sept. 2003, p.584. [34] francis fukuyama’s review on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6, nov/dec. 1997, p.1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