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峰在终南山的物学院修行
老家在湖北的陈居士在终南山已修行多年
终南山里的物学院
本组图片由 记者陈团结摄
隐士最终理想是感恩回报社会
“入山是为了出山做事”、“隐士最终理想是感恩图报社会”。这些话不约而同地从几位隐士口中说出来时，隐士群体与当前社会的关系也不再疏远。
“走读”中遇到的几位隐士，他们不是出家人，儒释道兼学，在山中也在山外，有出山多年的创业者，有隐居十多年仍住山者，也有入山不久的大学生，在他们身上，串联了传统隐士文化和快节奏的当代生活。
石匠先生：遇重挫入山 隐居三年后再入世
63岁的石匠先生已经出山16年，目前的身份是一家文化公司董事长，1995年至1998年曾经在终南山隐居，出山后创业，在业内颇有名气。
在接受采访之前，他反复强调不愿意对公众透露真名，想继续“隐”于都市之中。
“最开始隐居可能只是为了观照自己内心，出山后，社会给予我财富和平静幸福的生活，所以还是想回报社会，想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当代隐士的生活不是封闭的，也不拒绝和公众交流。感恩图报，救世情怀，这是隐居者最重要的品质。”他说。
但对十多年前去终南山隐居的原因，他说是因为遇到一次人生重挫。
1994年，石匠先生被单位委以重任，带着30万现金在西安做一项大工程，但因经营管理不善，资金链发生问题，产生严重亏损，石匠先生被单位暂时停职。
“对我打击很大，我正是45岁的壮年，这之前一直顺风顺水。工程搞垮以后，我觉得自己身败名裂，前途到此为止，我当时就想离家出走，想进寺庙躲避。”他回忆。
1995年清明前后，他只身走进终南山，在子午峪遇见了一位正在小山顶打坐的老和尚，便聊起来，后来，这位老和尚成为他的师父。
“我本身有入山的想法，但心不是很诚，只觉得先躲上一阵子再说。”他在师父的茅棚住了七天后下山，此后几年，他每个月大约有20多天都在茅棚住，每天凌晨2点起床做功课——打坐、读经书、讨论心得。
“那段时间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工作整整停职了两年，家里生活全凭我妻子工资，她甚至摆早点摊子维持家计。现在想起来，失败的确是人的一笔财富，没有当年的失败就没有后面成功。”1999年，石匠先生辞去单位职务创业，十多年来，公司业务覆盖面越来越广，他在终南山中给自己建造了一座房子，每周一出山工作，周五回山重归田园，过“当代隐士”的生活。
石匠先生介绍，和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西安有二十多个，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对这种半隐居半创业的状态，他称之为“当代隐士”。
“传统隐士基本都是失意遇到挫折后急急忙忙逃避出城的，但那只是隐士的初级阶段。”在石匠先生看来，传统隐士生活很清苦，他们隐居的主要目的是观照内心，因为人类和自己内心沟通最好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大山，只有在大山中、回归到原始的生存状态时，人才能倾听到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智慧，但他认为这种传统的隐居是隐士的初级阶段，只是为了改造自己。
“1998年，我觉得通过隐居已经改造了自己，可以入世做事情。因为隐士进山未必是要在山中生活一辈子，求得真知后，应该入世回报社会。”石匠先生拿出最近收集的《华商报》剪报，他指着2月26日B2版一位隐士照片说，自己看到时感动地落泪了，因为那位隐士背包上印着“知恩报恩”四个字。
“当代隐士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隐士，隐居生活是多元的，只要坚定，什么地方都可以修行，未必要在深山。”他说。
陈居士：入山13年朋友遍天下
陈居士上山的过程，是给朋友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也是大家一起捡垃圾的过程。
从大峪新贯寺小学上山的路上，每天都有几拨驴友入山游玩，但沿路几乎看不见任何垃圾，因为在这道山谷居住的每位隐士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上下山路上拎着袋子捡垃圾。
陈居士带着十几位朋友抵达草堂后，招呼他们喝茶、吃饭，他严肃地告诉每位就餐者，吃饭时不允许说话，夹菜用公筷，在饭桌旁也贴着口诀：“餐勿语，用公筷，清静食，敬天地。”
对这样的规则，很多客人起初并不适应，但陈居士严格执行这个规矩：“不说话利于胃的健康。而且，做一件事时，投入越深，才能体会很多东西，体会更多时，就能理解，理解才能尊重，尊重就是包容了，包容了，不就好了么？”
陈居士只有33岁，生于湖北，1999年从深圳富士康辞职后到终南山莲花洞修行，这十几年来他看过寺庙，住过山洞。
对来终南山隐居的原因，他说：“10岁我母亲去世，我父亲就不太照管我和弟弟了，我必须独立，洗衣服做饭，还要带弟弟，我去读很多很多书，觉得自己是荒漠里饥渴的人。那些年，人生最纠结的生死、身体和心理的问题交错到一起，现在想来不堪回首。”
在隐居前几年，他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后来弟弟发帖在网上找他，他觉得自己可以去面对所爱的家人，才回了湖北老家。
不同于很多隐士，他有很多社会上的朋友，有些在西安城区，有些在上海，有些在新疆，以至于用“朋友遍天下”来形容。
在山下，陈居士出入各种场合时西装革履；上山时，他身着户外衣裤；在山上，陈居士一身黄色的棉布僧袍，他戏称自己是“变色龙”，有时在城市中生活，有时在山里隐居。
在终南草堂里，陈居士是一位核心人物，来找他的朋友很多，有些人因为感情问题，有些人因为工作问题，他也经常下山去帮助朋友处理一些事务，扮演“导师”的角色，帮他们出谋划策，解决各种困难。
在记者采访他的当天，就有两位女士因为家庭纠纷专程从山下赶到草堂拜访他，寻求帮助。两年前，还有两位研究生态农业的女研究员专程赶到终南山，向他求教感情问题，陈居士回忆，当时他所做的就是带着她们喝茶，读经，聊天，两位研究员的感情问题在偶然之间得到解答。
对感情问题，他说：“可能他很爱别人，别人会拒绝，但并不妨碍他恋爱的状态。只要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即便自己离开了，但总会给爱人留一个角落。”
对陈居士的生活，家里人开始并不理解，觉得他的生活很飘渺，包括他的弟弟和父亲，但慢慢的他改变了弟弟的想法。
“弟弟看到我的状态很感慨，以前他一直坐飞机往返各地，但后来他选择坐火车来看我，心境变得平和起来，试着去理解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他说。
陈居士的父亲在晚年也理解他的生活，在临终前，父亲来到终南山居住，陈居士陪父亲度过他的最后一段时光。
王雪峰：大学退学入山既为学生也为老师
位于半山腰一户农家的门外挂有一个“物”字，这里是几位隐居诗人创办的“物学院”，敲门并无人应声，推开虚掩的门，能看到几个书架和一个小型的讲坛。
后来从一旁的厨房里出来一个衣着褴褛的年轻人，他凌乱的头发在额头前扎了一个小辫，记者敲门时，他正在厨房的火炉旁看书。
他叫王雪峰，生于1989年，家在四川。2010年3月，王雪峰从成都一所大学的电子商务专业退学来到终南山，参与“物学院”创办，至今没有与家里人联系过。
“挺迷茫的，在学校没什么意思，就退学了。”现在住的农家院子是租住村民的，一年房租3000元。
他说自己没什么打算，就在山里读读书。
王雪峰说：“当然是社会有问题，我跟社会接触有问题，可能还是不适应现在的社会。”
他说，在物学院里，年龄最大的人50多岁，年龄最小的是一位3岁的小孩，他被母亲放在山里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们提倡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是学生，所以要读书。”他说。
他有时会下山，对将来的生活，他说自己尚未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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