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潇]口述记忆中的春节习俗变迁（1949－198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50 中国民俗学网 马潇 参加讨论
【摘要】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习俗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本文在212份关于1949～1989年间春节记忆的口述史材料基础上，考察个人及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一、在家庭经济视角下，春节习俗具有“层化实践”的倾向，并举例呈现这种“层化实践”的运作逻辑和状况。二、国家权力对春节实践的影响和重塑，以及个人及其家庭的应对。三、在仪式操演的视角下，商品化对春节实践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新颖的口述史材料，在个人实践和记忆视角下解释春节习俗的变迁，并提出作者关于节日研究的反思。 【关键词】春节习俗；口述史；国家权力；仪式操演 一、导论 1、研究缘起 公元六世纪中叶，梁朝宗懔（公元约498～561年）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荆楚之地过年的习俗，学者们盛赞这部典范性的岁时志一改先前月令式的政教体例和文人式的玩赏究奇，是“一种动态的古代田野记录”[1]。时至今日，起源于年终“腊祭”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头等重要的节庆。然而，《荆楚岁时记》所力图规避的两点毛病却依然存在。介绍春节习俗的文章汗牛充栋，内容虽繁简不一，侧重不同，但其叙述模式不外乎年节传说、溯源、历史记载、各地习俗事象及其解释。研究性的民俗著作或是孜孜不倦地梳理古籍，或是思索节庆习俗背后的深层涵义。但无论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著作，都参照一个固化的春节前设。这种既群象化又无时效性的记述模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芸芸众生几乎是毫无二致地进行春节实践的，并且这一“传统”看似如磐石般牢固。 但今天，我们赫然发现，“捍卫春节”的呼声此起彼伏。需要“捍卫”，即意味着这一“传统”有遗失的危险。团年饭搬到酒楼，拜年用短信了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旅游、上网，潇洒自在；对此，老人们哀叹年将不年、淡而无味，而一部分民俗学家则宣扬回归“传统”。但春节“传统”是什么样子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抄录、对内在涵义的穷索将春节变成了专家学者的“内部知识”。研究者们忽视了的问题是，所谓的春节“传统”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他们的春节实践都是整齐划一的吗？是什么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春节实践上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人的春节实践是否随着时间而变化？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变化？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和变化？ 2、研究方法与理论 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随着政权交替、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政治运动的影响，春节习俗的变迁尤为剧烈。然而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离散的个体的声音却常常被淹没。因此本文拟使用与文献研究相别的另一种史料——口述史材料，主要以个人及其家庭实践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1989年之间的春节习俗变迁。 1) 口述史 本文的研究材料是212份关于春节习俗的口述记忆文本记录。口述记忆，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一般认为对重复性经历的调查访谈更适合口述史研究，如日常生活史就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中国，口述史在应用上也非常灵活，除了史学，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也备受青睐，至今方兴未艾。不过这种以口述史为主要材料的研究目前以事件研究为主。[3] 无庸讳言，口述史材料的真实性在理论上是无法验证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仍然就口述史材料的使用持疑虑的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4]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5]的确，受访人的感情、态度、兴趣会导致记忆被有重点地剪裁，这往往出于事后经历的形塑，而不能完全呈现访谈内容发生当场的情境。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实际上的“真实”，但至少是从现在观察过去的心态真实。这些受访者如何吸收、储存、解释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的关系这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之一。如方慧容的一项关于土改时期农民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就展示了“无事件境”记忆与权力关系下被重塑的心态之间的错位，对以发现现实“真相”为目的的口述史调查进行了反思。其次，口述史材料往往与个人生活史相勾连，比起文献材料来，其经验更生活化，更富有个性，变化更加详细，认知也不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的屏蔽，作为逸散的平民叙事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而反过来，也有研究指出，成年早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个人心灵影响尤其深刻，即当时的体验也会影响事后对其它经历的看法和现在的认知框架。 2) 记忆 口述史材料无可避免地受到记忆问题的困扰。巴特莱特用实验结果否认了当时流行的“痕迹”理论，提出记忆不是记忆“痕迹”的重新激发，而是反复推敲的构念（construction），由此强调了记忆过程的主动性。新的经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有组织地积极地组合进往事的“图式”中。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会存在某种“倾向”，这些共同“倾向”将会在个体中唤起一种积极的倾向以对“心理图式”进行构念。[6] 涂尔干曾在纪念仪式的讨论中草草强调了一下群体记忆，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是他的学生哈布瓦赫。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的社会框架》中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强调记忆的当下性，“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过去之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因此记忆是现在、过去和未来[7]。如今这已成为讨论集体记忆的基点。不过，他的理论更多关注公共记忆中统一的方面。事实上，不同群体的记忆并不完全是同质的，围绕公共记忆的形成，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争夺话语空间，存在着对抗、妥协、融合、依存等复杂的权力关系。 保罗•康纳顿在研究社会记忆之时更关心维持群体记忆的传送和维持方式。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重的是记忆的纪念仪式以及如何通过仪式的操演（即身体实践）来保存和持续地传送记忆[8]。 本文广义地运用“仪式”这一概念，仪式是一整套的行为方式，既可以是特殊场景下的神圣典礼，也可以是世俗的礼仪和做法。基于这样的界定，诸如吃年饭、放鞭炮、贴对联、给压岁钱等都属于“仪式”的实践。本文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的性质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叙事，而透过个人的生活史也生动地体现了个人及其家庭在春节的场域中如何再生产新的文化和历史。这主要源于我所使用的口述史材料更关注自身及其家庭的特性和优势所决定。节庆及其他宗教性、宗族性的仪式变迁研究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关注的热点，但大多数的探讨重点是这些仪式是如何被组织运作以及如何表达和形成了认同等，重点在集体性而非个人的实践。在既往的春节研究之中，个人及其实践很少被作为观察视角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重新表述个人及其家庭实践视角下的春节习俗变迁状况，观察在春节习俗变迁中各种力量的互动机制和重塑效果，可能将是一项多少有点价值的研究。 3、研究材料 作为民间文化史调查的尝试，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以“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五个春节”为题，组织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部分本科学生利用2004、2005年寒假对其长辈做了一个专题访谈。为使访谈材料具有某些一致性和可比性，设定了1949、1959、1969、1979、1989年的春节作为访谈重点提示年代。本文所使用的口述材料共为212份。为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权，本文所标识的人名都经过处理。 口述史材料的搜集是一种运作成本极高的方法，受精力及财力所限，难以十分精确地按科学统计规则进行大量的样本搜集，现有的样本具有相当大的局限，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口述史材料样本的基本情况。 1) 年龄 一般来说，大部分受访者在1949年都已经超过记事的年龄即六、七岁以上。部分未达到记事年龄的常常会向调查者补充从其兄姐、父母等亲戚朋友处得来的印象。本文所涉及的年龄，均是以2005年受访当时的年龄为基准。本研究所反映的显然以60～80岁的老年人的记忆和观点为主，研究结论不包含其他的世代。 在能够统计到年龄的223个受访者中，40～49岁的18人，50～59岁26人，60～69岁59人，70～79岁95人，80～89岁23人，90～100岁2人。最低42岁，最高92岁。 2) 性别 能够统计性别的222人中，男性受访者116人，占52.3％，女性受访者106人，占47.7％。本文的研究基本不涉及能够造成明显性别差异的事象的讨论。 3) 地域 由于中山大学地处岭南，学生中广东省籍的占大多数，这也导致我们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广东省。但本研究抽取的因素都是如鞭炮、对联、祭祀等全国比较普遍的春节事象，因此地域因素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广东省开放较早，也易受到港台影响，习俗变化可能更为敏感。此外，祭祖和宗族活动在华南地区也可能更加明显一些。 在可以辨识地域的226例中，广东省共占141例，占总数的62.4％。其他省区，东三省共13例，湖南11例，广西9例，山东7例，四川（包括重庆）、湖北各6例，江苏、安徽、江西、海南各4例，浙江3例，山西、福建、贵州、河北各2例，天津、西藏、云南、北京、河南、内蒙各1例。 4) 职业 关于职业的统计并不完全准确，有比较多的受访者没有提供职业的信息，而有些则在几个职业中转换。在206例提供职业信息的材料中，农民74人，职工59人，干部24人，教师20人，医务人员13人，商人6人，家庭妇女4人，工程师3人，船员2人，军人1人。如果考虑到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工人、船员中有不少曾有农民的背景，事实上农民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 5) 文化程度 受访者的文化程度大学（包括专科、师范）的23人，高中（包括中专）19人，初中22人，小学26人，私塾教育9人。相信其他没有标明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是文盲，估计约120人（如以219例来计算）。这批口述史材料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可能比同一年龄段的全国平均水平要偏高一些。很可能是因为调查者往往调查较为亲近的长辈，而能够培养出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的家庭往往文化程度比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本文以212份口述史材料作为分析和立论的基础，数据可能过于粗疏，或许会被认为没有代表性。但由于观察和统计的通常都是超越地域和文化程度的核心要素，应当说对本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本文重在显示一种以个人生活史为视角的观察，与其说是对春节习俗的详尽概括描述，不如说是意在发掘习俗变迁中民众对待传统节庆的心态图景。更全面细致的研究有待更大规模和经过科学设计的调查访谈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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