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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桂霞 夏航]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5)


    乾隆帝祭祀“神木”与《红楼梦》中的花草崇拜,是萨满“多神崇拜”观念的一脉相传。第27回芒种节那天,大观园里公孙小姐祭饯花神:“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黛玉见落红满地,触景生情,哀吟出千古绝唱的《葬花魂》:“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至于《咏白海棠》、《题菊花》、《赋梅花》、《桃花行》等,赞花、颂花、忆花诗句更是信手拈来,美不胜收。
    《红楼梦》中的花草树木都是有灵魂的:花儿有花神、草儿有草仙,树儿有树妖。黛玉为草木之人;晴雯死后变花仙。花草树木有灵验、有征兆:巧姐病了,刘姥姥说是“撞客”,遇上了花神;当晴雯屈夭时, 宝玉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他身上。”[3](P1009)在“贾母赏花妖”中,怡红院里几棵萎了的海棠花,突然却不合时节地在十一月份开花。大家都说是好兆头,探春心里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3](P1223)果真不久,贾府噩运不断,宝玉无缘无故丢失“通灵玉”,元妃薨逝,绛珠命丧魂归。
    《红楼梦》中的花草树木通人性、知祸福、有魂气。花草成仙,树木变妖,星星月亮、鸟儿鱼儿也能语:“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3](P747)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3] (P427)
    为什么曹雪芹笔下的自然万物那么的通人性?可否是萨满“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观念在文本中的浸透渲染?笔者认为,曹雪芹的确是一位虔诚的萨满教教徒。要不然的话,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他笔下的“仙姑”、“石兄”、“宝鉴”及那些飞舞于“三界”间的花妖、草仙、树怪呢?
    三、《红楼梦》文本中萨满观念的艺术升华
    萨满文化对作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反映于文本中是自然、曲折和艺术的。我们在文本中很难找到“萨满”二字,更无法看到萨满“配戴法器 狂舞不安”的跳神场面。文学作品毕竟不是“信史”,不可能照搬、照抄生活的原型。艺术的加工与创造即使是来源于现实,也必定会高于现实生活。然而,无论这种萨满观念潜伏得有多深,作者运用的手法有多高超,但是,只要读者对萨满观念略知一二,就不难发现,萨满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的艺术渲染与升华。
    萨满观念在文本中的艺术映射,使纯洁的天界“木石前盟”与世俗的人界“金玉良缘”发生矛盾冲突,作者打破了传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团圆模式,从而揭示出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进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萨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的艺术升华,使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映照着一层既真实又虚幻、既现实又浪漫传奇的色彩。对女性景仰及纯净女儿的极力颂扬,表明了作者对男性独尊及宗法社会的唾弃和逃避,同时也表现作者尊重女性、鄙视男权社会的超时代觉醒。“通灵宝玉”和“风月宝鉴”的巧妙构思,作者无意故弄玄虚,也不是刻意追求作品内容的神秘虚无,这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和作者受多元文化影响的潜意识反映。除夕祖先祭祀的富丽辉煌与贾府衰落凄凉的巨大反差,表明作者对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腐朽死亡的深刻反省与彻底觉悟。萨满“三界”、“三魂”说,多神崇拜及灵魂归山等观念的艺术渗透,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红楼梦》深受儒、释、道文化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佛道的“色空”观;癞和尚和跛道人的《好了歌》;贾宝玉参禅等,使文本内容笼罩着一层虚无主义的色彩。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满汉文化碰撞,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兼容吸纳。曹雪芹以超凡的手法、出奇的构思,对多元文化因子的吸收,使作品更富有文学的包容性,思想的深邃性,主题的多元性。正因为如此,曹雪芹不愧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巨著《红楼梦》无愧为一颗璀璨明珠,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焕发出绚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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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注释等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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