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总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2:11:03 中国民俗学网 杨利慧 参加讨论
总体上说来，与以往关注“作为事象的民俗”的观念和做法不同，表演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事件的民俗”;与以往以文本为中心的观念和做法不同，表演理论更注重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动以及文本在实际交流中形成的过程;与以往关注传承的观念和做法不同，表演理论更注重新生性和创造性;与以往关注集体性的观念和做法不同，表演理论更关注个人创造性与集体性的辩证关系;与以往致力于寻求普遍性的分类体系和功能图式的观念和做法不同，表演理论更注重民族志背景下的情境实践(situated practice)。 对于神话而言，“表演”的视角有十分积极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对于现代口承神话而言。从这一视角来看，神话也不再是洪荒年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留物”，而是处于不断被创新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神话文本不再是由集体塑造的传统和文化的反映，也不是超有机体的(super-organic)、能够自行到处巡游(travel)的文化事象，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情境中，其形式、意义和功能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场景和事件中;神话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以文本为中心去追溯其历史嬗变或者个中蕴涵的心理和思维讯息，而更注重在特定语境中考察神话的展演及其意义的再创造、表演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在表演过程中的交织与协调。[53] 本书将借鉴表演的理论视角，着力考察下列问题：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和变异是如何在一个个特定的社区中发生的;神话的变迁与特定情境以及社区的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之间存在的关系;古老的神话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讲述;在神话的表演事件中，讲述人、听众和参与者之间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讲述人如何根据具体讲述情境的不同和听众的不同需要而适时地创造、调整他∕她的故事，如此等等。 二、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 上文已经提及：由于以往的诸多神话学成果通常把神话视为完全自足的、超有机体的、能够自行到处巡游的文化事象，因而在研究中通常致力于广泛搜集神话文本，采用大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以寻求普遍性的分类体系和功能图式。与此做法不同，本书将神话置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社区之中，置于不断被创新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其形式、意义和功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各种语境之中。为此，本研究集中采用了民族志式田野作业(ethnographic fieldwork)的方法，这一方法主张研究者深入一个或多个社区之中，以面对面直接交流的方式，较长期地沉浸于该社区文化，并在与各种田野关系的对话和互动过程中达至对该文化的理解。本书采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力图细致深入地考察现代口承神话在特定社区中生动而多样化的生存状态，神话在一次次生动的讲述情境中被传承和演变的一瞬间，以及神话在一个个具体的讲述人口中如何得以呈现和改变、一个个特定的神话文本如何生成，等等。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通过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方能经验性地获得，正如鲍曼指出的：“话语实践的形式、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差异，需要通过民族志的考察经验性地发现，而无法预先假定或者预设。” [54] 书中的四篇民族志，分别来自对重庆市、陕西、河南和山西四个汉族社区的调查。这些社区有的是自然村落，有的是城镇，有的却是更广泛的山区，它们因着种种自然和文化的因素(例如女娲山和伏羲山地区)而构成了一个个有机的、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社区。同时，在本书中，它们都被视为开放的、流动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与国家以及其他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依据这些地方有着相关的民间信仰活动(例如女娲庙、人祖庙以及庙会活动等)或者有出色的讲述人。另外，地点的选择也考虑到了调查者的融入程度：调查者往往是本省人甚或是本地人(附近地区的人)，熟悉当地的语言，便于与当地人交流。对于各位作者进行田野研究的情况，各章中都有具体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除上述主要理论和方法外，本研究还广泛吸取了国内外的许多相关研究成果。例如以表演者为中心的方法(performer-centered approach)、口述史(oral history)方法等。如前所述，以往的诸多研究往往将神话视为完全自足的、超有机体的文化事象，其生存、传播与意义等均无需依赖其原生环境和讲述者而自成气象，因此，这些研究一般忽视对神话的创造与传承主体的探究。尽管这类做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未能获致对神话传统的全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神话学理论与现实的诸多脱节(详见下文中的讨论)——事实上，只有将神话的研究与活生生的、具体的创造和传承主体连接起来，才能对神话的意义、功能、变迁动因等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为此，本项研究尤为注重个人在神话的传承与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些传承和建构着神话传统的人们以及他们对神话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及其对于神话传统的影响，将是本书着力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 为了完成这一比较庞大的研究计划，我组织了一个团队，自2000——2006年间，一直在进行本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团队的成员都是我先后指导的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张霞(1999级，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侯选人)、徐芳(1999级，现为中央财经大学讲师)、李红武(2002级，现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仝云丽(2003级，现为北京海竞天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他们都能吃苦耐劳，有一定的思考能力，能领悟我的总体计划和要求，也往往能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与他们的合作让我倍感做导师的幸福与艰辛!当他们独自在山野乡间做调查时，我为他们日夜悬心，期盼他们平安归来;阅读和反复修改他们的论文时，我既会因为他们时而迸发出的精彩见解的火花而大感欣慰，也经常为他们的描述和分析不能达到我企望的深度而苦恼焦虑。我想，这几位弟子也许现在还能记得他们为了完成本课题所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所体味到的快乐与艰辛、所领受的导师的赞扬和批评吧?如今这本书的出版，算是对我们师生合作、一同历练成长的最好纪念了。 这些论文的写成都是在几年以前(2002～2006)，当年初出茅庐的稚嫩学生如今都已成长为成熟干练、独当一面的青年。此次为了本书的出版，他们又利用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对各自的文章重新做了修订。全书最终由杨利慧统稿并校订。 书中除总论外，四篇民族志研究都各有侧重,角度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共同展示了当代中国汉民族社区中口承神话传承和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章内容除需与总体计划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外，未有其他太多限制，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发挥并展示其才情和创造性——例如在第三章中，作者立足于自己的田野调查实际，创造性地将神话的“讲述”称为“演述”、“讲述人”称为“演述人”。本书将为这些创造性的表现保留空间，尽管我依然按照国际神话学界的惯常做法，将神话的叙述者称为“讲述人”(myth teller)。[55]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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