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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宏]纳西族口头传统特征刍论(3)


    四、不同时空语境中的文本变异性
    一个口头传统题材在不同时空语境中有着相应的变化,甚至异化,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口头传统的变异性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与历时性两个方面。就地域性而言,不只是距离相隔较远的地区之间有不同的版本,就同是一个方言区的同一民间作品,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如在丽江广为流传的《达勒阿萨命》的故事,在丽江城镇、乡村、山区皆有不同的版本,如达勒阿萨命的出生地或变成达勒村,或变成木老爷家;其身份也或变成达勒村的村姑,或变成木老爷的三女儿。《金沙江与玉龙山的故事》也是有多种异文版本,如有的说金沙江姑娘是与玉龙雪山相爱而折东而来;另外版本说她是向往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朝东而来,玉龙与哈巴是天父派来阻拦金沙姑娘的。同样是《创世纪》,泸沽湖地区纳日人与丽江纳西族的版本也是小同大异。这种变异性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因流传地的社会文化情境不同而导致的变异。如在丽江的东巴经中,英雄祖先崇仁利恩与魔女鲁美猛恩,衬红褒白命与魔猴余补拉什曾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并分别生下了后代,东巴经中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否定,并以最后杀死魔猴及其后代而告终;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达巴经中也有类似情节,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男主人公从德鲁依依与目米吉增咪分开期间都与魔猴发生了关系,并生下了猴人,但他们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用开水烫掉了猴毛,由此变成了人类。造成这种变异的原因同泸沽湖地区、丽江两地不同的婚姻制度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二是原型不在本地,是从外地传入的,对外来的口头传统进行了本土化处理。这在早期在东巴神话中较为突出,主要是受藏族的宗教文化影响;后期则在传说、故事、童话方面更突出些,明显受汉文化的影响。譬如在汉族地区的灰姑娘型、地主财主型、两兄弟型、呆女婿型、机智人物型、巧女型等类型的故事已经在纳西族地区也广为流传,这与改土归流后大规模吸纳汉文化的社会背景分不开。
    三是受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如上世纪六、七年代大兴阶级斗争,无中生有地炮制了大量的符合当时政治情境的“民间文学”。如上述的达勒阿萨命的传说,在东巴经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可能这是最早的原型,后来把女主公的家庭或变成贫苦家庭,或成为贵族公主,目的是为了突出阶级对立的尖锐性,不可调和性。阿一旦故事类型中也有些是后来补充进来的“现代版”。有个老学者曾回忆说当时还在读中学时,上面要求搜集口头传统,其实是集中在一起编写口头传统,搞“文学大跃进”,一个月就编出一本集子。这样的“神话”、“传说”大多遭到了民众的唾弃,但有些至今仍在“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五、东巴文化成为纳西口头传统的重要传承载体
    首先是东巴文化对纳西族口头传统内容的传承。口头传统是民族最初的教科书,它讲述的是民族的历史,人类的起源,回答的是人类灵魂归宿,生存死亡的哲学问题,传授的是生产生活经验。这些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文明的基石,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口头传统历经上千年同,仍能薪火不断,源远流长。纳西族口头传统与东巴传统文化在概念范畴上存在着交叉重合,东巴——东巴经——东巴仪式——东巴文化,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核心要素,深层影响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譬如创世史诗——《创世纪》中天地万物的形成,崇仁利恩上天求婚,下凡繁衍人类,诞生藏族、白族、纳西族三兄弟,祭天的开始等内容,因与祭天、祭祖、婚丧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得以代代相传;《达勒阿萨命》、《鲁般鲁饶》等爱情悲剧因其强烈的现实性、艺术感染力而散发着经久的艺术魅力;东巴经中随处可见的格言、警句、谚语等,以其简炼的语言、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
    二是东巴文化对纳西族口头传统形式的传承。这种形式的传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巴经书中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东巴文学的载体,其中包含了东巴神话、史诗、故事、传说、史诗、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不同文体的文学样式,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学样式构成了纳西族古代文学的宝库,深沉地影响了以后纳西族民间文学及书面文学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东巴文化对纳西族口头传统形式的影响表现在口头表达的范式上,东巴经典基本上是以诗行形式书写而成,在演述中也是吟诵诗歌方式进行,东经典文本比较常见的修辞手法以比喻、排比、“增缀”居多,口头程式句法、类型化主题、故事范型、模式化人物形象也在东巴史诗、神话中大量出现等等。另外,东巴文化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文化,对纳西族的歌舞文化影响深远。和志武认为,“东巴为人家念经,往往是有声有色的个人和集体的唱诵表演,配上鼓点和小马锣的回音,非常动听。诵经调以不同道场而区分,在同一道场中,又以不同法事和经书的内容而有不同的唱法;并且还有地区上的差别,如丽江、中甸、白地、丽江宝山等,就有明显的差异。总起来说,东巴经诵经腔调约有20多种,最丰富的是丽江坝区。从音乐本身价值来看,以丽江祭风道场和开丧、超荐道场的诵调为佳。前者除配锣鼓响点外,有时还配直笛,唱诵《鲁般鲁饶》时,一般是中青年的东巴唱诵,声音清脆轻松,节奏明快,所以颇能吸引青年听众。后者往往不用锣鼓,而是采用集体合唱方式,庄重浑厚,雄音缭绕,表现的是一种较为严肃的气氛。”东巴经、东巴仪式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东巴唱腔、民间歌舞形式, 并渗透到民间叙事传统中,共同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表现艺术,如纳西族传统大调——《谷泣》、《喂默达》、《殉情调》、《丧葬调》、《相会调》基本上是从东巴唱腔中嬗变发展而来,如民间丧葬仪式中演述的东巴乐舞——“窝仁仁”,在东巴领舞下,民众相互招手,团旋歌而舞,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在民间一直经久不衰。
    三是主体的传承。这儿的主体是指口头传统的主要传承者,即口头传统的讲述者、集成者、传承者。口头传统的受众对象是整个民族的大众百姓,但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记忆超人,口才出众,熟悉民族历史文化的民间文化的代言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代言人由东巴来承担。一个大东巴往往是一个纳西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或口头传统重要载体。这样也意味着,一个大东巴的去世就会有不少口头传统经典无疾而终,随风而逝。民间文化传承者的传承本身属于民间文化传承重要的内容。往往有这种情况:东巴集中的地方,民间文化就异常丰富,传统文化生态也保留完好。一般来说,这种民间文化主体的传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血缘传承,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二是师徒传承,师傅选徒或徒弟选师,皆以为人,才能、天赋为重要标准;三是多元传承,即包含了父子传承、师徒传承等多种传承途径。父子联名制、东巴师徒联名制就是这种传承关系的佐证。一个大东巴往往要转承多个德高学深的东巴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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