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纳西族口头传统特征刍论(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27 民俗学论坛 杨杰宏 参加讨论
六、仪式中的表演：口头传统的综合艺术文本 美国民俗学家纳吉通过对印度活态史诗传统与荷马史诗传统的对比，阐明荷马史诗形成的演化模式以及荷马史诗文本化的过程，建立了表演、创作和流布三位一体的阐释学模式，他认为口头传统的关键要素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有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流传至今的不少纳西族的口头传统文本中还保留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这些宗教观念往往通过与之相关的宗教仪式表演得以实践与宣扬。东巴仪式是借助神灵故事来宣扬东巴教的主旨，其仪式行为又往往与仪式表演融合在一起，通过文本口头叙事、东巴舞蹈、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游戏等多元艺术表演形式的融合，给受众者以多种艺术审美感受、体验，从而达到“神话是真实的”的叙事目的，可以说，东巴叙事传统中的神话叙事同仪式叙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譬如《丁巴什罗传略》是在东巴丧葬仪式上唱诵的主要经书，主祭东巴在仪式中以口头叙事方式讲述东巴教教祖丁巴什罗一生的传奇故事，从他的出生、成长一直到杀魔除妖，最后葬身毒海的整个过程。而仪式现场，东巴助手们以舞蹈形式再现丁巴什罗出生时的情景，如躺在地上，伸出左手作痛苦状，象征丁巴什罗从其母亲左腋下出生的情景；然后东巴又模仿他蹒跚学走路的样子，还有他的脚跟上中了青剌后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式……另外的东巴助手在仪式神坛上挂上丁巴什罗的神像，在仪式旁边设置画有其形象的木牌，以及毒海场景，烘托“真实可信”的现场环境，在进行到“送魂”仪式时，主祭东巴一边念诵《送魂经》，一边手持油灯从《神路图》的最下端——“地狱”内容上方慢慢向上移动，依次讲述“人间”、“神间”的画卷情景。旁边东巴助手们也随着主祭东巴演述的故事情节展开舞蹈程序环节，手上有板铃、板鼓等乐器相伴奏。整个仪式场面带有浓郁的“仪式戏剧”的色彩，或者说东巴叙事通过仪式表演达成了如临其境般的演述场域，这一演述场域涵盖了口头传统所特有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地域性、表演性等方面的特征。 小 结 综上，这六个特征并不是单一地发生作用，它们是相辅相成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纳西族口头传统的整体性特征，这些特征中内在的逻辑线索是口头性。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都是以语言艺术作为载体的，这是口头传统与其它民俗事象最突出的区别。同时，口头传统内部因体裁分类不同，其语言特征也产生了相应的差异，如神话、史诗语言中的神性，故事语言的起伏性，传说语言的传奇性，歌谣中语言的简洁明快性，谚语、谜语中语言的哲理性。再者，语言区域的不同也会导致口头传统的变异，最突出的是丽江、泸沽湖地区两个西东方言区；同样，同属一个方言区，但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到口头传统，当然，这些变异了的口头传统首先是通过变异的语言传入的。最后，语言天然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地域性、表演性，而东巴仪式通过观念实践使口头传统的这些特征得到了紧密、有机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朝戈金：《口头传统：人文学术新领地》，《光明日报》，2006年5月29日，第12版。 2.达巴经即纳西语西部方言区——泸沽湖地区是纳西族支系摩梭人的东巴教口诵经典，因其宗教祭司称为“达巴”而名。达巴教与东巴教为同源异流关系，达巴教的发展比东巴教缓慢，基本上保持着原始部落宗教的特征。达巴经书皆为口诵经书，据传约有117余部，现流传的有60余部。 3.参见顾彼得著，李茂春译《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4.参见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5.《创世纪》在纳西族的东西两个方言区中有不同的称呼，丽江的东巴经称为《崇般图》或《崇般崇笮》，泸沽湖的摩梭人的达巴经称为《子土从土》。 6. 纳日人指纳西族支系摩梭人，“摩梭”系历史文献对纳西族的统一他称，与现在的“摩梭人”存在着古大小的关系，为了避免二者的混淆，本文中以当地民众的自称“纳日”来指代。 7.“增缀”系纳西语，指民间叙事中的比兴手法，主要特征为“借字谐音”，即上下句必须内容联贯，上句是下句的起兴或比喻，下句是上句的承接、深化。而且下句中的一字必须借用上句中的一字音。 8.参见东巴文化研究所编：《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41卷《除秽·为崇忍利恩除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9.参见拉木-嘎吐萨主编《摩梭达巴文化》，史诗篇《子土从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参见方国瑜编撰：《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4页。 11.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12.参见尹虎彬：《在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之间——20世纪史诗学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
- 下一篇：[陶立璠]“梁祝”文化的传承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