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传寅]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5)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45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5-7 郑传寅 参加讨论
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节日是不同寻常的日子，它可以支配平时的岁月。人在节日的言行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因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节日禁忌。譬如，凡是喜庆佳宴，都忌讳打碎器皿；佳辰令节忌说死、鬼、杀等不吉字眼。非言及此类事情不可时，必择吉言以易之。如死鱼、死鸭改称“文鱼”、“文鸭”。“文”者斯文，状其不动。杀鸡、杀猪改称“伏鸡”、“伏猪”。“伏”者降伏，喻其被宰。伞与“散”在有些方言中谐音，以为不吉，改称为“竖笠”。猪舌头的“舌”与“蚀本”的“蚀”在某些方言中谐音，以为不吉，改称为“猪赚头”、“猪得利”、“猪口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若小儿不守其禁，家长必以“童言无忌”等语祓除不祥。此时此刻演戏，当然不能“犯忌”。否则，观者惴惴，以为不祥。为祝寿、嫁娶、造屋等个人喜庆而演戏，就更要求戏曲的内容切合喜庆气氛，尽可能多地说一些福禄寿喜之类的吉祥语。对这种心理，有人作过这样的概括：“每逢佳辰令节，几万遍作无罪叛亡，绑赴市曹，虽传奇实属不祥；常遇贺喜上寿，数千遭妆刚强猛勇，殁于战阵，即演义亦觉非分。”[1](P.359)由此看来，趋吉避凶的节日心理对戏曲提出了增添喜乐气氛的要求，这个时候扮演“绑赴市曹”、“殁于战阵”的惨烈悲剧或“苦戏”，当然不可能使人们满意。只有那种苦尽甘来、始困终亨的剧作才能给人带来“吉祥”。可见，我国古代缺少以英雄人物的死亡戛然作结的悲剧，与喜庆宴集聚众演戏之俗对戏曲创作的制约有关。 趋吉避凶的心理渗入审美观念，不只是制约着戏曲创作，也左右着戏曲批评。我国古代曾有人呼唤过悲剧的诞生。明代杭州才子卓人月在《新西厢序》中说：“天下欢之日短而悲之日长，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长，此定局也；且也欢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后。今演剧者，必始于穷愁泣别，而终于团圆宴笑。似乎悲极得欢，而欢后更无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后更无死也。岂不大谬也。夫剧以风世，风莫大乎使人超然于悲欢而泊然于生死。生与欢，天之所以鸩人也；悲与死，天之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当悲而犹不忘欢，处死而犹不忘生，是悲与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风焉?”[12](P.298)但是，在戏曲批评史上，卓人月的呼喊显得那样微弱。在戏曲批评家之中，虽然还有人提出过“乐人易，动人难”，让人笑易，让人哭难等一些看法，但更高的声浪是：戏曲的最高目标不是让人哭，而是让人笑。戏曲的结局不是让好人死，而是让好人生。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说：“酒以合欢，歌演以佐酒，必堕泪以为佳，将《薤歌》、《蒿里》尽侑觞具乎?”[13](P.236)戏剧表演能否让人笑，成为品评高下的重要尺度。宋庄季裕《鸡肋编》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14]在我国许多人的心目中，“乐”的同义语也就是笑；“悲”的同义语也就是“哭”。因此，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被有些人误解为“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教育”。 第二， 戏曲贵浅显的特色 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大众节日)一般是全民性的，官民共庆，老少同乐，“一国之人皆若狂”。节日“观戏场”往往是男女同观，智愚杂处，老少毕至，万人空巷。节日的全民性使戏曲必须面对涵盖面极宽，层次相当复杂的观众群。戏曲不光要做到“雅俗共赏”，还要力求做到“老少咸宜”。李渔认为，戏曲只有“贵浅显”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戏曲观众的主体主要是文化层次很低的“愚夫愚妇”，只有以他们的欣赏水平为起点，才能保证戏曲观众群的普泛性和稳定性。《闲情偶寄》说，戏曲不仅为“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而且“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浅显”是对戏曲的整体性要求，它表现在戏曲的主题、结构、人物、语言等各个方面。戏曲的主题是单一的、明确的，尽量避免多义性与复杂性。许多剧目的主题不但是一望而知的，而且是一语可以道破的。单一而明确的主题把人们的思维引向一个明确的方位，因而很切合心理结构单纯，希望给他一个明确结论的观众的口味。戏曲的结构模式是“一人一事，一线到底”，故事线索单纯，通常按照便于记忆的时间先后顺序组织戏剧冲突，尽量避免话剧那种多线条交叉的“团块式”结构，而采用“点线式”来作平面展开。这样，既“了了于心”——容易看懂，又“便便于口”——有利于复述给别人听，很切合欣赏水平不高的农民观众的口味。戏曲人物大多性格极其单纯，公忠者赋予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它以水晶似的单纯美取胜，不太讲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戏曲的语言以浅显为贵。清人黄周星说：“曲之体无他，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而已。制曲之诀无他，不过四字尽之，曰：‘雅俗共赏’而已。”[15](P.120)李渔《闲情偶寄》认为，戏曲语言以“全无一毫书本气”为贵，那种“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见风姿”的戏剧作品只会令人生厌。但是，一味的“浅显”，有可能失去鉴赏水平较高的一部分观众，而且，即使如此，可能仍无法让“三尺童子”、“愚夫愚妇”完全看懂。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戏曲在讲究“悦目”的同时，还注意“赏心”。这样，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各色人等都能从中得到乐趣。 第三， 戏曲追求“热闹”的艺术旨趣 如前所言，居住极其分散，交往极不方便，平时很少有机会出门的劳动人民，每逢节日就渴望到人多的地方去看热闹，他们穿红着绿，挈妇将雏，涌向一处。气氛欢腾，情绪热烈。所到之处，喧闹一片。为了满足看热闹的心理需求，为了同喧闹欢腾的节日气氛相一致，戏曲不能不以“热闹”为旨趣。鲜艳夺目的戏衣，神奇怪诞的脸谱，震耳欲聋的锣鼓，惊心动魄的“开打”，响遏行云的演唱，热烈奔放，与“一国之人皆若狂”的节日气氛融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