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丹]“三言”异类婚故事研究——兼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5)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45 《民俗研究》微信公众号 李丽丹 参加讨论
上表反映的模式可归纳如下： A 迷惑男子的女妖/女鬼与男子交好(形同夫妻)——女子形迹败露，被迫离开、被杀害或被镇压(共四则：崔衙内、小夫人、一窟鬼、白娘子)。 B 妻子因夫而死，化为鬼魂——男子对爱情不忠贞——鬼妻复仇杀死丈夫，惩罚帮凶(共两则：杨思温、崔待诏)。 C 相互倾心的未婚男女不能相好，女子死后变鬼——女鬼与男子交好———帮助男子脱厄/得妻，并离开了他(两则：闹樊楼、金明池)。 D 因为某种机缘而成夫妻的男女——异类身份为丈夫带来好运或鸿图——异类因外在原因离开或终成仙(两则：郑节使、李公子)。 以上几个类型的结局对于女性而言，多为悲剧，而男子中除了B型以死亡结局外，都均以无恙而告终，甚至出现D型的得福结局：因异界的夫/妻而自己得以成仙或仕途荣耀。 根据近代现仍在流传的民间异类婚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分析，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故事的主要情节模式如下： 喜剧型 (一) 人妖/鬼相爱，通过再生或复生等其他方式结为夫妻。(二) 人与妖相恋，得以成仙。 悲剧型 (一) 与人相爱的女鬼/女妖遭到镇压，或者死亡。(二) 与人相爱的女神/鬼/妖因为某个原因不得不离开，有时妖/鬼会留下或带走孩子。 以上模式的代表性文本有：《白蛇传》(喜剧型，这一类型有结为夫妻或双双成仙等多种版本，也有遭到镇压的版本);《张打鹌鹑李钓鱼》(喜剧型，人与龙女幸福生活);《田螺姑娘》(悲剧型，田螺姑娘受到歧视而离开);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12·与精怪的关系”(悲剧型，精怪被杀死或烧死);《十八岁的的儿子十七岁的妈》(悲剧型，相爱的女鬼育子后不得不离开，后投胎重做夫妻)。以“三言”异类婚故事为界，“三言”之前，异类婚故事在民间故事与作家文学中多属于“人妖/鬼殊途”的悲剧，至“三言”中的异类婚故事四种模式中的D型尚不明显，而到近现代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恋故事已发展出四种模式。“三言”正处于异类婚恋故事模式多样化的转折时期，体现了通俗小说与民间故事模式互渗的一种状态。 3.2 叙事节奏与叙事程式 从以上所分析的情节模式的特征看来，“异类婚故事”在民间故事与作家文学中都有一定的叙述程式，即叙述学所称的叙述模式，对叙事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在看似相同的外壳下，有着更深层的叙事节奏，正如音乐的旋律往往有种一唱三叹的反复回环之美，这种叙事节奏主要体现在“三言”与民间文学中的异类婚故事都重视情节的重复，而且重复次数往往是“三”。这种对于“三次”的喜爱，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音乐美———富有节奏，愈唱愈高，在重复中无形中加强对于故事的感觉，最后达到高潮。运用“三次”受难、“三次”追随是“三言”异类婚故事推进故事发展，形成叙事节奏和高潮的常用手法，如《金明池》《小夫人》《崔待诏》《一窟鬼》《崔衙内》《白娘子》等均有此叙述节奏。下面以《白娘子》一文为例进行分析。 冯梦龙对“白蛇传”的主要功劳在于他将“蛇女”故事在民间文学中的凶恶形象转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初次写定了《白蛇传》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增加了许多前代蛇女故事所没有的情节。冯文以白娘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以白娘子的行动为主线，三次追随被发配的许宣，与许宣团聚，这样的情节叙写方式与民间故事中常用的三叠式的手法不谋而合。但这种三叠式手法除了在形式上与《西湖三塔记》中蛇妖多次要吃奚宣赞的“三次”追随有相似之处，与前代的白蛇故事有很大的差异，白娘子几次追随许宣不是为了要吃他，而是要与他过正常的夫妻家庭生活。“三”这个数字在民间故事中往往具有特殊的含义：以“三”来隐指次数之多，而“三次”则突出了白娘子要与许宣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决心。“三叠式”是民间文学中常用的叙事手法，如“问活佛求好运”型故事中总是以三个问题为限，在“孔雀公主”型故事中，寻找妻子的丈夫总是要遇到三道难关，异类婚故事中常常出现女妖/鬼在追随男子回到家乡的途中要与自己的父亲或者道士斗三次法，还有许多其他故事类型中总是出现“三”这样的叙述程式。冯梦龙改编创作通俗小说运用了此手法，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同样运用这种手法的，还有《小夫人》中小夫人多次送财物给张胜，又尾随张胜并与之同住;《崔待诏》中秀秀与崔宁的三次逃走，两次被抓;《崔衙内》三次被兔子精跟随最终得于同居等。这种程式能够较容易地在读者的阅读中制造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悬念，一如音乐中不断回旋的音律，一波高于一波，让读者在阅读时始终处于一种紧张而刺激的状态，从而达到了一种抑扬回旋的效果，加强了故事情节的节奏感，进而产生美感。 3.3 叙事技巧与寓言结构 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指“民众口头创作的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幻想故事、生活故事、民间寓言、民间笑话等。”与民间故事相比，精英小说主要追求认识教育功能，通俗小说主要追求娱乐消遣功能，而传统的民间故事更有其特殊的实用功能。因此又可以说，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是寓言，虽然民间寓言被定义为“由社会民众集体创作并流传的带有明显教训寓意、富有哲理、短小精悍的口头故事，是社会民众智慧、经验和知识的结晶。”民间故事传授知识、经验和教训，而“三言”中的异类婚故事从其叙事结构来看，其以训诫、教化为目的的叙事结构，与民间寓言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 “三言”是冯梦龙模拟话本进行的改编与创作，有着固定的模式：篇首诗/词——入话与头回——正文——篇尾的收束。篇首诗/词又称“言语”，诗词有的引用古人，有的自撰，一般由一个话题引出同类作品形成“诗串”，再婉转引出故事中的人物，或者引出某种体验，或者径直引出故事主旨。王昕分析篇首诗的使用情况时指出，其使用情况之一就是对叙事有直接帮助，“或概述大意、寓示主题、烘托气氛;或引出地点或人物，表明说书人的劝戒和评判”。入话与头回在“三言”异类婚故事中并不多，只有《金明池》与《李公子》两篇，由于“头回”具有故事性，又很短小，其故事性的劝诫主题与“正文”一般是一致的，如《金明池》中关于崔护的故事、《李公子》中除害得报的故事等。但“三言”的“篇尾”却无一例外全部采用的是“以诗为证”。胡士莹先生认为“本事结局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本事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话本的煞尾却是附加的，往往缀以诗词或题目，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直接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大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主要是对人物形象及现实斗争作出评定，含有明确的目的性。”试看几则文本的诗评，可以发现，道德说教意味十分浓厚。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篇尾诗评：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表达了作者创作的主旨：劝世人不要性急火大，更不要无事生非，多管闲事瞎饶舌，而真正的夫妻感情生死都是无法相隔的，不要以为死去即是结束。 又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更是以佛家的偈语表示作者的创作主旨： 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 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 这种对于女色的贬低与劝戒，是明显的道德说教。“三言”每一则异类婚故事都具有这种奉劝世人小心女色之类的寓意，与寓言的结构相似。 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支奇葩，篇幅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符合中国理性的要求——微言大义，且符合中国儒家文化对于文学的要求——“文以载道”，文字构成的一切，都必须是有道德意义的。中国寓言的源头在先秦，之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现代。先秦时的寓言属“哲理类”，如《韩非子》《庄子》等百家散文中的寓言;唐宋时的寓言为“讽刺类”，如《艾子杂说》;元明清寓言大体属“诙谐类”。寓言以极强的生命力渗透到各种文学体裁中，如诗歌(以俄国寓言为代表)、故事(故事寓言)、小说(如清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这种渗透的基础在于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结构的简约性。寓言以多样的表现手法如隐喻、象征、影射等充实简约的结构，据吴秋林分析，单一的“伊索式”寓言，指在故事结束后，接着就是一段教训话语点明题意的寓言。而我国先秦寓言的三种形式如以《守株待兔》这样的典型的寓言主人公结局型为先秦A式，《狗猛酒酸》解释结局型的先秦B式，《买椟还珠》的评语(议论)结局型的先秦C式。这三式中C式与“伊索式”是相近的，而冯梦龙“三言”中便是先讲述一段故事，然后在结尾以一段议论或一首诗、偈语进行道德的训诫结束，是中国式的“伊索式”寓言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