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06 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9-15 左玉河 参加讨论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赞同南京临时政府“改正朔”举措，并于2月17日发布公告，强调遵行阳历：“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10]实际上，民国初期的政府公文确也是阴阳历并用的。如《大公报》1912年3月17日载：《临时大总统命令》——委任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等，所署日期便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即壬子年正月二十七日”。 民国初年采用阳历而不废阴历，必然会形成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对此，一些方志明确载曰：“民国创兴，起义者纷纷不一，众议改用阳历，即以其年一月一日为‘元旦’，各省军、政学界普同庆祝，由是造印历书者阴阳并载。军、政俱用阳历，民众、农、商，凡年节一切仍用阴历。”[11]这种“二元社会”格局，可以从阳、阴历新年的庆祝规模，及政府、民众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上体现出来。 1913年1月1日，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元旦。民国政府由于1912年元旦没有赶上庆贺，虽然1月15日在南京补庆，但由于南北对立，广大的北方地区仍用“宣统”年号。1913年的元旦则情况不同。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格外重视阳历新年，并举行了一系列庆贺活动。据当时《大公报》报道：“今年为民国二年，官场之庆贺元旦者，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彩烈。”“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12] 政府机关学校热烈庆贺阳历元旦，而当时的一般民众反应如何?与政府的热烈欢庆相反，民众对于阳历新年表现的异常冷淡。据报载：“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者也，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者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大公报》记者干脆以“官国”与“民国”相区别：“今年之新年，只可谓官国二年，不当谓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13]这种“官国”与“民国”之分的背后，预示着在使用阳历与阴历问题上，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较大分歧。 在阳历新年时，社会上层重视并以庆贺方式进行粉饰，那么在随后阴历新年到来时，社会上层及下层民众的态度如何?如果将两者略作比较，就会发现，民众对于阴历与阳历的观念存在着巨大差异，不仅出现了“民国新年”与“国民新年”的分立，而且出现了“新新年”与“旧新年”的区分：“新旧两名词，处于极端反对之地位，既曰新则必非旧，既曰旧则必非新，不意关于全国之岁历，竟以反对名词，联合一气，如旧新年之名目，胜播于国人之口，殊为可怪。”[14] 在“新新年”与“旧新年”称谓的背后，体现着一般民众对于这两种“新年”怎样的社会心态?《大公报》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也。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从这里可以窥出一般民众的社会心态：“是故新年虽有两，然以各人心理中观之，民国一新年，国民一新年，彼此各一心理，彼此各一新年，则固未尝有两也。”[15] 正因民众对民国阳历新年与阴历新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以官厅、机关学校为主要庆贺者的阳历新年，被称为“民国之新年”，以一般社会民众为庆贺者的阴历新年，被视为“国民之新年”：“盖前此之新年，民国之新年也，可谓之新民国;今此之新年，国民之新年也，可谓之新国民。民国之新年，乃前总统纪元受命之新年，今总统承兆继统之新年也，故凡享民国权利者，均得而庆之。国民之新年，乃四千余年祖传之新年，四百兆人普通之新年也。”[16] “民国之新年”与“国民之新年”的分野，显露出政府与民众在采用阴历与阳历问题上的分歧，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二元社会”开始形成。 如果进一步考察民众在民国2年阴历新年中的表现，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人们对于阴历与阳历的态度。与阳历新年“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相比，阴历新年之热闹，是阳历新年所无法比及的。当时《大公报》描述当时的盛况：“五六日间，士休于校，农游于城，工闲于厂，商停于市肆，红男绿女，熙攘于街衢，花爆灯旗，炫耀于耳目，为问此种光景，何为而发现于今日也?曰：过新年故。夫过新年何足奇?所奇者一月中而过两新年耳。然官样之新年，方瞥眼而去，民俗之新年，又继武而来，亦未始非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己之象。”[17] 这种情况说明，与一般民众所过的阴历新年相比，阳历新年简直就是“官样之新年”。所谓民国万象更新，只是一些人们的理想和表面装饰而已，民国初年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并未动摇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没有触及社会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民国初年“二元社会”仅具雏形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格局越来越鲜明，并逐渐成为一般社会的共同认识。 无论处于何种目的和动机，即便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上层于阳历新年，照例要放假、停公、庆贺，逐步加深着人们对“官府之年”的印象。1915年阳历新年，庆贺者仅为上层社会人士：“弹指光阴，新年已过。庆贺也，封赏也，宴会也，演剧也，以及一篇励精图治之官样文章，许多善颂善祷之照例祝词。”[18]1916年仍是如此，1917年则官庆新年更加热闹。据报载：“前日为元旦佳节，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纪念日，黎大总统照常例在怀仁堂受贺。第一班乃段总理各部总次长各局长参谋部及各特别机关武官分左右两班，向中恭立，奏乐，大总统入礼堂，百官总大总统三鞠躬，大总统还礼，如仪而退。同日，载洵代表清皇室晋见大总统，恭贺元旦，并祝大总统及中华民国万岁……又参众两院新年一致休假三日。元旦日两院议员均各到本院团拜，十一时，齐集议场，举行庆贺。”[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