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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5)


    一般社会民众未采用阳历、照用阴历、照过阴历新的情景,对于刚刚“改正朔”后的民国军政当局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人们甚至认为,是过阳历新年,还是过阴历新年,直接关系到是效忠民国,还是效忠清廷的问题。正因如此,1913年出现阳历新年民众冷淡、而阴历新年热闹非凡的景象时,作为社会上层的军政当局十分恼怒,做出了干涉民间过阴历新年的举动。据报载:“惟北京政界于此旧新年中,亦复停公给假,设宴张筵,而反禁商民称庆。”[43]这种情况,体现了政府在阴阳历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民众习惯势力,于阴历放假停止办公,另一方面力图压制民众庆贺阴历新年。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下层民众观念意识、日常习俗等惯常势力对上层军政力量的抵制与反抗,逼迫官厅不得不屈就这种无形的习惯势力,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力图以政治强制力对下层民众产生影响。
    实际上,反映“二元社会”对峙与冲突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在民国2年旧历新年到来之际,有些省份官府为推行阳历,禁止民众过旧历新年。为此,当时的舆论对这种干涉民众过旧历年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质之为“糊涂”,也对上层军政当局“不许百姓过阴历旧年”的原因作了分析。
    官府干涉民众过阴历年,主要还是基于强烈的“改正朔”观念:“自古一代兴王,得国以后,首改正朔,以一天下之视听。”民国成立,改用阳历,其意相同。“推干预者之心,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44]《大公报》认为,百姓过阴历旧年,是“习惯之关系”使然,“并非背叛”。客观地说,这些议论是有道理的。干涉民众过阴历新年,是一种激进的举动,对旧习惯采取“禁绝”办法,也不是明智之举。但人们应该看到,在政府干涉民众过旧历新年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浓厚的“改正朔”观念;而从民众对阳历新年的消极冷淡中体现出来的,则是一股强大而无形的习惯势力,及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识。
    1914年2月3日,《大公报》发表《阴阳互嘲》一文,用“阴历”与“阳历”互相调笑的口吻,用仅仅一个月过阴、阳两个新年的事实,描述了当时“阳历”与“阴历”的对峙与冲突情形:
    “上次阳历新年,政府宴会歌舞,街市旗彩鲜明,什么先农坛咧,天坛陈列所咧,均准人民游览,颇有新年的气象。于是阳历意颇自得,对阴历说道:老阴呀,你看我老阳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上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罢此话,将肚子气了个老鼓,当时并没有与阳历辩驳,及至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至此阴历对阳历说道:老阳呀,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的新衣,即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45]
    从这个寓言式的嘲笑文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阳历在中国社会推行后,的确存在着“阴阳对峙”现象。而在这种阴阳对峙现象背后,则隐然包含着历法上“二元社会”的分歧与冲突。
    1916年1月4日,《大公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阴历致阳历书》的文章。作者用拟人化的文学笔法,以“阴历”致“阳历”书信的形式,将阴历盛行、阳历冷落的情况作了精彩阐述。首先,“阴历”自夸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窃惟吾国历制,创自轩辕氏,历代相承,至四千六百余年之久,皆秉为正朔,罔敢或违。以故三时不害,百谷用成,社会乐从,咸称利便。”然后,说明阳历来到中国后,必然要与阴历发生冲突,阴历“纵不敢倡言反对,然隐相联合,集群力以抵制,究其结果,国民之大多数,终皆听命于鄙人,亦犹是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亦足以徵鄙人对于国人之感化力,至大且深矣。”尽管阳历得到了社会上层各级官厅的采用,但与阴历较量的结果,因民众对它没有信任之心而受到普遍的冷落:“屈指密斯忒自入吾国以来,只供政学界之点缀,顾亦以迫于功令,不得不敷衍塞责。考其实际,亦殊无信任之心也。至农商各界对于密斯忒之态度,依然冷淡。”[46]既然阳历不受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束装西渡”,灰溜溜地退出中国。
    但“阳历”并不甘示弱,立即复函“阴历”,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认为自己不仅具有“便民利国,通商慧工”的优点,而且代表着“世界大同”方向的新历,必然会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的。尽管阳历到中国以来,“瞬将四载,碌碌无似,未能收统一之效”,但“惟有持渐进主义,潜移默化,因势利导,冀竟其功。”中国社会的情状,“政学军警各界无不深表同情于仆,即开通之商民,每值新年令节,亦皆竭意点缀,以志贺忱。社会心理,日趋大同,先生岂竟无闻乎?”[47]这些都预示着阳历在中国还是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
    “阴历”与“阳历”的这种激烈的互相答辩与讥讽,不正反映出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不可避免的对峙与冲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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