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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史诗的宝库——简论新疆史诗研究的成就与特点(2)


    在《玛纳斯》流传研究方面,刘发俊的《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工作三十年》④一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郎樱的《〈玛纳斯〉论析》⑤的第三章《〈玛纳斯〉的流传、发展与变异》对《玛纳斯》的流传特点做出归纳:第一,三大史诗中的《格萨尔》、《江格尔》既有演唱的部分,又有叙讲的部分,属讲唱形式的史诗。而唯独《玛纳斯》整部史诗均采用韵文形式,只有唱,没有讲;第二,演唱《玛纳斯》的时间、地点、环境没有太严格的限制。演唱的典型环境是在柯尔克孜牧民的毡房内,玛纳斯奇坐在主宾席上(面对毡房门),听众面朝玛纳斯奇围坐一起。演唱活动一般在晚间举行;第三,《玛纳斯》的演唱具有世俗化的特点,与《格萨尔》、《江格尔》不同,《玛纳斯》演唱前不举行任何焚香、点灯及祭拜仪式。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其他史诗数量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口承史诗,即“活形态”史诗。以口耳相传和手抄本两种方式传承。哈萨克族年轻学者穆塔里甫对哈萨克史诗的流传情况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哈萨克民间长诗流传方式调查》⑥。他以生动的实例阐述了“口承史诗只要流传,就必然会发展,并产生变异”的史诗传承规律。
    歌手研究在“活形态”史诗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史诗的传承离不开歌手。歌手既是史诗的传承者,又是史诗的创作者。加强歌手研究,对于深入研究史诗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从古至今是众多史诗演唱艺人云聚之地。新疆足可引以自豪的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完整地演唱八部《玛纳斯》、有“当代荷马”之称的居素甫·玛玛依老人仍然健在。他在保存与弘扬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疆还有一位名叫朱乃的著名民间艺人,他是目前演唱《江格尔》部数最多的一位江格尔奇,他的父亲、祖父也都是很有名气和威望的江格尔奇,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影响的江格尔奇世家。
    在歌手研究方面,新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相当的实力。尤其是对居素甫·玛玛依的研究,这些年成绩显著。居素甫·玛玛依自己撰写的题为《我是怎样开始演唱〈玛纳斯〉史诗的》⑦的文章,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后人研究居素甫·玛玛依及其演唱的《玛纳斯》唱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这些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评介、研究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的文章、论文有二、三十多篇之多,歌手研究兴盛之况可由此窥见一斑。胡振华在歌手的评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不少文章,如《居素甫·玛玛依和〈玛纳斯〉》⑧、《柯族民间歌手居素甫·玛玛依》⑨等。陶阳的《史诗〈玛纳斯〉歌手‘神授’之谜》⑩以及张彦平在深入牧区调查、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玛纳斯〉与玛纳斯奇》(11),都是资料丰富、分析精当、颇有见解的论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位年轻的柯尔克孜族学者在歌手研究方面显示出才华,并做出了成绩。其中之一是多里昆·吐尔地,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歌手研究,发表的题为《天才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12)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另外两位青年学者是阿地力·朱玛吐尔地与托合提比比·依萨克,他们既是伉俪,又是研究《玛纳斯》的合作者。由于托合提比比是居素甫·玛玛依的亲侄女,加之她从小在居素甫·玛玛依身边长大,因此,他们研究居素甫·玛玛依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他们已发表评介居素甫·玛玛依的长篇文章,目前,他们深入居素甫·玛玛依的家乡调查,积累材料,正在着手撰写居素甫·玛玛依评传。
    关于江格尔奇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仁钦道尔吉的《关于新疆的〈江格尔〉和江格尔奇》(13)一文,在国内外发表,获得好评。贾芝先生的《江格尔奇与史诗〈江格尔传〉》(14)一文既有实地对江格尔奇的采访,又有理论分析。此外,在贾木查与巴图那生的调查报告中,也有大量关于江格尔奇的资料以及对于江格尔奇的研究。
    活形态史诗的存在,优秀的史诗作品本身诚然重要,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歌手的演唱和听众的接受。歌手、听众与史诗文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简要概括如下:史诗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歌手与听众,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媒体则是史诗文本。如果没有听众的接受,歌手的演唱活动难以继续,史诗的传承便会中断。从这层意义上说,听众是史诗的生命。
    听众研究是史诗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史诗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接受美学在文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史诗接受者——听众的研究也已开始引起我国史诗研究者的注意。郎樱的论文《听众在史诗传承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15)及其研究《玛纳斯》论著的第五章《听众——〈玛纳斯〉的生命》(16),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玛纳斯》的听众进行了一些研究。她在著述中写到:“听众对于史诗的接受,不是被动地接受,听众接受史诗的过程,也是听众参与史诗创作的过程。”,“《玛纳斯》是一个以文学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体。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玛纳斯》的这些价值仅仅是一种‘潜价值’。只有当听众接受这部史诗,史诗的‘潜价值’才能发挥作用,产生效应……听众接受史诗的过程,也是史诗价值化的过程”。仁钦道尔吉在《听众的作用》章节中,也以《江格尔》的听众为例,阐述了史诗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听众是史诗的传播者,有不少歌手就是从小作为《江格尔》的听众学会演唱《江格尔》而成为江格尔奇的。
    新疆史诗最大的特点是“活形态”史诗。研究“活形态”史诗,就要研究史诗的流传,研究歌手和听众。随着现代化传媒手段的迅猛发展,加之一些歌手的相继谢世,加强史诗流传研究、加强歌手与听众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这些方面的调查报告及研究成果,必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显得珍贵。
    二
    无论是歌手演唱,或者是听众接受,都离不开史诗文本。史诗文本研究始终是史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新疆史诗文本的研究中,史诗人物形象的研究,有质有量。张彦平的《论玛纳斯形象早期的神话英雄特质》(17)及《多民族文化网络中的阿勒曼别特形象》(18)、刘发俊的《玛纳斯,一个理想英雄的形象》(19)、张宏超的《〈玛纳斯〉产生时代与玛纳斯形象》(20)以及尚锡静的《〈玛纳斯〉人物的形象塑造》(21)、寇雷的《〈玛纳斯〉人物性格系统特点》(22)、郎樱的《〈玛纳斯〉人物论》(23)等篇著述,对于英雄玛纳斯、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玛纳斯的汗王与勇士的形象进行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玛纳斯英雄形象的研究,打破了以往“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分析模式,多侧面地揭示出玛纳斯作为古代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首领所具有的勇猛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粗犷、豪迈、无所顾及的鲁莽性格。《玛纳斯》中的妇女形象美丽动人、别具特色,托合提比比的《卡妮凯的艺术形象初探》(24)对玛纳斯的妻子卡妮凯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她的另一篇文章《神话形象的典型——阿依曲莱克》(25)则分析了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的妻子、能幻化作天鹅飞翔的仙女阿依曲莱克的形象。在《江格尔》人物形象研究方面,仁钦道尔吉教授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他在专著《〈江格尔〉论》第九篇《人物形象的发展》中,用大量篇幅对以江格尔、洪古尔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对史诗中智慧的妇女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不仅分析正面的英雄形象,而且分析了反面的暴君形象。穆塔里甫对于《阿勒帕米斯》中英雄人物阿勒帕米斯形象的形成与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史诗人物形象的研究已从以往的只强调思想性、教育性的思维模式,逐渐转向注重人物塑造的艺术特点、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等深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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