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7:11:59 尹虎彬空间 2009-01-23 22:2 尹虎彬 参加讨论
“口头传统”这个词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因此，口头诗学关注的是传统、表演和文本这三个要素。传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表演是共时性的事象，而文本是传统和表演交互作用的结果。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这是从活态的口头传统诗歌的现实中获得的。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而荷马史诗文本自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这样的现实。洛德 (A. B. Lord) 的阐述一语中的：口头诗歌的创作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 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命题反映的是一种共时性的现象。共时的与历时的（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这两个术语来自语言学。共时这一概念来自于布拉格语言学派，该学派采用非历史的方法，展开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层面。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家，他们主要是从事印-欧语系的历史重建工作，当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以索绪尔为代表的20世纪语言学家，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方法，他们对现存的具体语言进行结构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被称为共时性的研究。语言结构的历史演化研究，被称为历时语言学。共时和历时的方法可以互相补充，可以运用到口头诗歌的研究之中。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的田野作业就是共时语言学方法的典范。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田野工作需要这种共时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描述传统的实际系统。帕里和洛德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采用了这种共时性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描述口头传统实际存在的系统。正是从这样一个学术前提出发，帕里和洛德才认识到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我们关于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的意义。当研究进入传统深层的组织原则时，即文化的持续性现实时，历时的分析也是很需要的。语言学重建的方法可以解释现存传统中的语言的诸多方面，不然这些方面是不清楚的。历时与共时的分析，二者可以互相补充。 从表演的层面来研究口头诗歌，这就需要有文本分析之外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反映出口头诗学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例。它是就活态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这个过程叫作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洛德在其《史诗歌手和口头传统》（Epic Singer and Oral Tradition）中指出：“虽然有很多否定性的批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文学仍然不被人们所了解。在本书中，我不断地向读者说明一些我对口头传统文学的特殊体验，试图深入展示它的优越性。”[1] 纳吉（Gregory Nagy）在该书的前言里说道，正是这一背景赋予洛德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是那些批评他的人所缺少的。更为荒谬的是，与洛德对于自己的田野工作的谦卑态度（田野工作是其学术上的一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以不了解非古典的诗歌形式（诸如南斯拉夫口头传统诗歌）而感到骄傲的人。帕里的田野工作实际上反映了语言学的共时性方法的理念。帕里面对的荷马史诗文本，它的语文学上的问题，最初是来自于口头传统的，只不过这个传统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死亡了。帕里的田野工作，为口头传统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的材料，这是古典语言学所不能提供的，也是荷马史诗研究本身不可能提供的。帕里在现场观察中发现，每一次的表演都是独特的。洛德这样概括这一发现：歌手、表演者、创作者、诗人，它们反映的是发生在同一时刻的事件，强调的是不同侧面的问题，实际上它们指的是一个人。创作、表演和吟诵，它们是同一个行为的不同的方面。帕里在田野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发现是程式。帕里在荷马史诗文本研究中发现，程式是在相同的韵律框架下反复出现的片语，是步格的空位。但是，帕里在现场考察后发现，对歌手来说，表演的同时伴随着创作，创作的同时贯穿着表演。在快速度创作的压力下面，歌手必须有大量的现成的诗歌片语，必须时时想着下一个诗行，必须是以平行式的诗行不断向前推进情节。 当代美国民俗学界认为，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资料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经验并不少。早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民俗学鼓吹的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德反驳说：“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或史诗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一个歌手都有变异。”“诗中的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现的程式，则属于歌手。所有的要素都是传统的；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面前时，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特殊的诗的版本，在此时此刻，属于他自己。”[2] 这里涉及到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它同样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这样一个大的发现，文本是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 田野作业本来是民族志学的看家本领，这一手段被人文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应用。民族志学和语言学一样，它们的实证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学从书本到书本这一做法的局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论观点。中国古典诗歌中赋、比、兴问题，从朱熹到清儒凡一千年，所探讨的问题也止于书斋经典，因此它遗留至今的也只是个古典修辞学的问题。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它在百年间的突飞猛进，主要是由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提供的。以诗治诗也最终止步于诗。对口头诗歌来说，民族志的意义是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观察的诗的现实。纳吉认为，古典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帕里在上世纪留学法国之时，他已经注意到民族志的启示意义。拉德洛夫（Vasilii V. Radlov）关于中亚突厥民族口头传统的现地考察报告，已经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变异、典型场景、俗套、片语），他说人们从来没有将表演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另一些民族志学者，如克劳斯(Friedich Krauss)、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格斯曼(Gerhard Gesmann)、穆尔科(Matija Murko)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者，都通过现地的考察，讨论了相似的问题。特别是穆尔科，他以现代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南斯拉夫口头史诗和歌手，对帕里影响最大。帕里由此而开辟了学术新视野：从传统的荷马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 帕里之所以将视野扩展到古典学以外的领域，是因为荷马史诗文本不可能提供一个可以证伪的实证的现实，用来解决荷马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开始，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lore against literature)。帕里的学术表现了人文学者中少有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在表演的层面上，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帕里在田野工作中很注意史诗的自然环境，他强调以特别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采集史诗歌，他的目的着眼于采集者对表演的重视——真实的表演，这种表演是由传统中的听众赋予的。他从表演的层面上来观察、研究了史诗的长度、分段表演和创作等的一系列特点。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量。帕里特藏，即现藏于哈佛大学的南斯拉夫史诗文本资料集成，它们是以抄本形式和唱片形式保存的文本，是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