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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


    [摘要] 本文以对一位民间叙事者多年追踪研究的田野实践,分析了民间叙事者的知识构架、叙事情境对叙事文本的作用与影响;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特点及其关系;以及对民间叙事者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的学术意义。指出:民间叙事者在叙事中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叙事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只有走进叙事者的生活史并对其讲述的文本进行田野还原,如此的文本诠释与叙事研究才是有效的。
    [关键词] 叙事者;文本;情境;即时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72(2004)04-0021-06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叙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叙事者的研究。民间叙事者由于彼此的生存经历不同,个人资质各异,因而在叙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像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①从这一意义上看,每一位民间叙事者所展示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因此,我们在对叙事者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其进行现象的、客观的、直观的意义的研究,即研究他们叙事的文本、类型、数量以及叙事风格、传承线路、听众反映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应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转向对非直观的、对叙事者的传承活动具有深层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的某些相关因素的探讨。诸如:叙事者的知识构架、叙事情境对叙事文本具有怎样的作用与影响?叙事者是依据怎样的文化原则对文本进行重构的?这里,笔者将以追踪研究17年之久的着名故事家谭振山为例,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谭振山其人及其故事讲述活动
    谭振山是东北辽河平原上的一位普通农民,是一位在他的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能讲述800余则故事的着名故事家。谭振山祖籍河北省乐亭县谭家庄。1799年,其祖上移民关外,定居在东北的辽河平原。谭振山的故事多为家族传承,主要传承人有6位,即祖母孙氏、伯父谭福臣、长兄谭成山、继祖父赵国宝、教书先生国生武、以及人称“瞎话匠”的乡邻沈斗山。在他掌握的800余则故事中,有三分之二是听这6人讲述的。
    在1986年进行的中国民间文学普查中,谭振山被基层普查者发现,其讲述的故事开始引起外界的关注。1987年,笔者作为辽宁省民间文学集成项目的主持人之一对谭振山的故事活动进行了学术鉴定,随后,对其讲述的故事进行了重点采录,对谭振山本人展开了系列性追踪调查研究,在此后的十余年中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1988年,《谭振山故事选》被纳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系列出版。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同年,他的故事影响已波及国内外,先后有日本、德国的学者对其进行调查与专访。1992年,谭振山应日本昔话学会的邀请,赴日本远野市出席“‘92世界民话博览会”,成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故事家。1996年,台湾民俗学家陈益源加盟对谭振山的追踪调查研究,深入现地对其故事进行了全面采录,对其本人进行深度访问。1998年,“民间故事家谭振山及其讲述作品之调查与研究”专题计划在台湾国科会通过立项。2001年,台湾召开“2001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笔者向与会学者报告了对谭振山进行14年追踪研究的成果,发表了专题论文“故事讲述与文本重构”,引起较大反响。
    综上不难看出,谭振山这一个案之于民间叙事的动态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叙事者的知识构架对文本的作用与影响
    以往,研究者对民间叙事者的关注,主要因于他们在文本传播中的作用,因而偏重对叙事者的传播功能、特点的研究。如此的研究视角,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似乎民间叙事者都是具有明确的文本传播意识、自觉地去传承文本的。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笔者多年来的田野现场经验,没有哪个叙事者讲故事是出于上述考虑的。人们之所以讲故事,往往出于此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必定和他们自身的某种需求相关,讲故事也是他们自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个性的一种表演。笔者曾对辽宁境内的众多叙事者进行过排查,并有意请他们讲述相同的故事类型,结果发现同一个故事往往由于叙事者知识构架不同讲述时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出现多种异文。或者说,由于每一位叙事者的讲述都是以其特定的文化构架做内在支持,才使叙事文本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难以固定下来。
    在对谭振山的多年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与所有的叙事者一样,他在讲故事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进行某种重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他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当然,他对故事文本的这种重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并将其讲述的文本与其他叙事进行充分比较后才能发现。对谭振山的调查越深入,其叙事活动的这一特点也就越明晰。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具有某种文化印记的精神产品。谭振山对叙事文本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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