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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弗里]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8)


    (2)南斯拉夫
    前面给出的关于典型场景的轮廓很契合南斯拉夫史诗的实际情况。南斯拉夫史诗传统为“口头程式理论”提供了最初的材料。联系到蒙古叙事的情形,我们发现我们心目中的“词”或者reči这个术语的含意,不同于歌手或者guslar的认识和表达上的“词”,他们的“词”是“说话单元”(units of utterance),而不是印刷物上所界定的“词”。对南斯拉夫史诗歌手而言,“词”从来不是印刷出来的“词”的单元那么小和零碎,无论是中国字符或者欧洲的字母串。相反,reči 是故事讲述中的单元,它小到一个片语,大到整个表演或者是成为叙事基础的故事范型,或者是以动作为核心的典型场景。Guslar(歌手)以“词”(他们的含义)为基础进行创编,而不是以词(我们的印刷符号概念的词)为基础。[19]      
    在南斯拉夫史诗传统中,典型场景在长度、细节和可变通性等方面彼此差异极大。正如我们可以按照逻辑推演的那样,基督教传统中较为短小的歌,就意味着在其“文本—表演”中拥有较少的典型场景;这是由于这一类叙事在表演风格上简约和直接,那种在长度上往往超过数百诗行的典型场景,就不大可能用在创编中。在它们确实出现时,较短小的篇幅也要求更为简约的场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们在不同的歌之间变异的跨度。简而言之,南斯拉夫基督教传统史诗的“词”较少与典型场景相联系,相反,倒是更为贴近诗行长度和表演长度。      
    穆斯林史诗传统却凸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它的风格导致它极为依赖那些归属于许许多多歌、而不是某个特定歌的叙事单元,而且这些单元由于受故事范型、特定故事、歌手和特定表演的制约,呈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20]例如,如果一个guslar(歌手)演唱“归来歌”故事,他非得知道怎么用那些我们可以叫做“狱中哀号”和“备马”的“词”。狱中哀号说的是某个经年累月与他的家人和人民失去联络的英雄,每夜在狱中哀诉,其声音之响亮,使得整个城镇彻夜不能成眠。最成问题的是,他划破夜空的声音,使得擒拿英雄的统治者的男婴不能入睡,从而危及这个孩子的健康。这位统治的妻子便威胁说,如果不能让这个囚徒安静下来,孩子就要有性命之虞,那么皇家的血脉也将由此中断。特定的故事会发展下去,不管这个囚徒是谁,统治者怎么样,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无法忍受的哀号具体进行了多少个夜晚,总之,这种特定形式的“狱中哀号”大体而言却是相类似的。在其表面上的差异之下,潜藏的是相同的“词”。
    “备马”也与此相似,具体描述英雄怎样备马以准备他或她行程的场景,不仅出现在归来歌中,也出现在其他种类的穆斯林史诗中。这里,动作往往要从英雄到马厩里把马牵至庭院里开始,然后是一番彻底的清洁和梳理打扮。自然,歌手要用多少口舌形容这个程序,要视一系列条件而定,一般来讲常见的内容包括洗涤骏马的马衣,并在手上套上山羊皮袋子将马周身擦洗一番。做完这些初步的准备,还会继续描绘毯子、马鞍、笼头、缰绳等——通常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在结束这个单元之前,还要提到骏马的能耐,它昂首腾跃,在无人乘骑和引领下,它会绕着庭院转圈。在演唱《穆斯塔伊贝之子别齐日贝的婚礼》[21]The Wedding of Mustajbey’s Son Bećirbey)的时候,歌手哈利利·巴日果利奇(Halil Bajgorić)为最后一个部分增加了一个明喻,将无人乘骑的马比作一位粗心的年轻牧羊女。然而,无论这个典型场景在这位或者那位歌手手上,在这个或者那个场合中被演唱成什么样子,它的结构和内容都是合乎南斯拉夫史诗的一贯模式的。没有这种传统性的语汇,guslar(歌手)就不能流畅地编排他的歌,而听众也不可能完整理解这个歌,正如我们将要在回答关于“语域”的第五个问题时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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