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林·布莱特尔 徐鲁亚]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19 中国民俗学网 卡罗林·布莱特尔 参加讨论
特纳在象征人类学的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象征分析的方法构想宏大，已被有些人类学家成功地用于历史研究。最好的例子是奥奴齐·提内（Ohnuki－Tierney）（1987，1990b）探索18世纪至今在日本文化中猴子作为自我的隐喻其意义的变迁。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古代文本和民间传说，显示了譬如在中世纪，猴子主要作为媒介；在现代早期，猴子变成了替罪羊；到现代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意义，即猴子变成了小丑。奥奴齐·提内认为，这些转变与日本历史上的主要变化是巧合的。 13世纪中期和14世纪，日本政治一片混乱，史无前例地动荡不安、反复无常和崇洋媚外。然而到现代早期，形势趋于稳定，产生了一个高度等级的社会，对外封闭，对内缺乏活力。直到19世纪晚期，日本才又重新对外开放，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赫尔维兹引用民族科学方法论，发现了“19世纪社区社会关系的文化场景”（1978：27）。他的方法是以语意分析为基础核查原始资料来源，记录参照事项和地址以及它们被应用于其中的场景。后来他发展了一系列领域，或陈述类型的分类学，此种学科通过社会成分之分析，引出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也是泰勒（1992）和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的历史研究之焦点。考码罗夫分析了南非非国教教会的编年史，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他文字资料来源，包括报纸、官方出版物、小说、流行歌曲、绘画及儿童游戏。通过话语分析，他们可以追朔一个文本的转变过程，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和连贯的观念是从互不相关的声音和表达方式中衍生出来的。泰勒应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19世纪岛那格尔（Donegal）的宗教记事（民间故事、杂志文章和赎罪词），以更全面地理解对立的文化和社会事实及政体。 最后，应当提到被民族志史学家成功运用的比较方法，他们以相同条件下有关文化和社会规则的某种假设为基础，进行跨时间比较（强思1996）。在历史人类学家中间，埃里克·沃尔夫在他的整个生涯中运用该方法于微观的（1957；库勒Cole和沃尔夫1974）和宏观的研究（1982）。古迪（Goody）也运用该方法，对欧洲家庭和婚姻做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克拉克（Clark）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汉森（1989）提出（而不是刻意追求）一种思想：她对赞比亚家政服务的研究有助于批判地理解美国的类似问题，最终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有偿家政工作的地位。 生活史 人类学历史方法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提到生活史。尽管生活史是一种口头的历史数据，但它清楚而又广泛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活，被人记录并相传，被人编辑并撰写，像是写一本他 的自传”（兰格尼斯1965：4－5） 生活史方法源于对美洲土著历史回忆的研究，盛行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并在一次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个人资料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的讨论会上达到了顶峰（高兹壳克等1947）。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生活史曾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生活史是否具有可靠性、有效性 和代表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生活史的方法之运用在战后有所消减。（20）然而近年来，生活史又重视，很大程度上与反思人类学和女性人类学不无关系。尽管关注特定民族志的应用可以间接地研究这种方法（克莱潘宰诺Crapanzano1980；萧斯泰克Shostak1981；布莱克曼Blackman1982；弗里德利奇1986；坎戴尔Kendall1988；戈麦尔齐Gmelch1991；拜赫1993；布莱特1995），但仍然有些出版物更为直接地探讨之（兰格尼斯1965；博德思Bertaux1981；博德思和高利Kohli1984；克莱潘宰诺1984；华生Watson和华生·弗兰克Watson－Franke1985；拜赫1990；罗森华尔德Rosewald和奥克柏格Ochberg1992；林德Lined1993））。尤其，兰格尼斯和弗兰克（1981）对如何处理可靠性的问题，如何用其他数据补充生活史数 据以求更全面的理解，提出了很多见解。当然多是关于参与观察更一般的问题——关联、语言能力、交谈技巧、道德标准——它们对于生活史的收集是同等重要的。 尽管生活史被用来研究人性，探索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主观经 验的现象学”（华生和华生·弗兰克Watson－Franke1985），但在本文中，我们要询问生活史作为历史方法的特性。皮考克（Peacock）和赫兰德（Holland）（1993）关于概念性差别的阐述颇为有用。他们比较了聚焦生活（life－focused）和聚焦故事（story－focused）的方法。有人把生活叙述当作历史和民族志事实的客观经验之窗口，有人或关注叙述者的主观经验。在第一种情况下，有效被列入日程，但是重点主要是记载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第二种观点与历史分析也是相关联的。确实，历史学家已借用了生活史的方法，深入探究北非、西非和中非妇女的奴隶制问题（艾尔珀斯Alpers1983；司旧拜尔Strobel1983；莱特Wright 1993），北非的殖民主义问题（勒文LeVine1979），中非的等级制与种族问题（考德Codere1973），中国妇女的劳动问题（谢立丹Sheridan和萨拉夫Salaff1987），或者欧洲战时的移民问题（博德思·维埃姆Bertaux－Wiame1982）。 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与报导人进行互动和对话撰写的生活史，类似于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些其他个人或主观的资料——信件、日记、自传、口头叙事——人类学家据此以揭示参与者对于他或她所卷入的经历的看法（严思·迈克拉夫林YansMcLaughlin1990；梅因斯Maynes1992；崴斯特West1992）。最近，戈拉夫（Graff）（1994）编辑了一本有用的文献目录，收入了应用此种资料来源的著作。阅读其中一些书，对于那些有意将生活史素材与文字记载的生活故 事融为一体的人类学家来说，或许是受益匪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