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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林·布莱特尔 徐鲁亚]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8)


    在与文字证据进行比较时,他一直都知晓建立撒拉玛卡历史规范和权威的版本存在危险。他的解决方法是在书里使用不同的字样,以使两个(同样支离破碎的)历史得以区分。他的第二本书《阿拉比的世界》主要研究了1762年以前的时期,并引用了一部分早期无法得到的新的文字资料。在该书中,他继续应用声音并置的方法——撒拉玛卡人的声音、摩拉维亚传教士的声音、荷兰殖民地官员的声音、民族志历史学家的声音——这就是历史。普莱斯说,民族志史学家的目标就当是“透过不同于他的存在之存在而现其本质;我们须沟通文化和语意的隔膜,从而沟通人类学家与历史表演者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二者本身就创造了文化的来源,这来源又拥有和呈现了复杂的早期历史”(普莱斯1990:xix)。
    物质文化与影象
    一些历史人类学家或许受其学科的考古学分支所鼓舞,他们把物质文化当作撰写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对该方法同等重要的激励来自于法国社会历史学家马克·布劳科的著作,他的《法国农村史的原始性》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译成英文,取名为《法国农村史》(布劳科1965)。布劳科研究系列地图上的每一件器具以撰写法国农村史。人类学最早应用物质文化撰写历史的例子是克罗伯和里查森(1940),他们仔细研究了欧洲300年间妇女穿着风格的循环变化。他们把这些变化与紧张与危机时期相联系。
    最近,孔(1996)探索了19世纪印度布匹、衣服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24)铭兹(1985)把烹饪指南作为窥视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口味的窗户。傅莱克曼和劳夫格林(1987)在其他场景中选择了家庭空间,研究1880-1910年间瑞典资产阶级的文化。费尔南兹(1990)和拜赫(1986)也“解读”了家庭空间来研究过去。麦克唐纳(1986)仔细分析了戏院和墓地,研究19世纪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城市生活。古迪(1993)以更全球化的规模考查了墓地,以及其他古代碑林和艺术品,对鲜花象征性和交易性用途做了大规模跨时空的研究。甚至奥奴齐·提内(1990)在漆器的箱子上发现了一些猴子象征主义的表述。史奈德和史奈德(1996:94)实际上谈了物质文化的综述。“我们询问不同阶级背景老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并在他们的叙述中插入过去的人工制品、家庭、衣柜和居住情况”。
    影象(绘画、照片、雕塑)也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是撰写历史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斯哉伯1994)。珀尔玛特(1994)说道,影象历史学家能够探询对影象的起源、制造、传播、作用、观念和存留产生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并探询这些影象是怎样影响并塑造了思维和事件。他列举了一系列可在影象的分析中进行探索的意义,包括意义的产生和内容的认同,是功能的、表现的、比喻的、修辞的、道德教育的、社会的或特定历史时期的,还是比较的。
    历史学家应用影象已有多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历史民族志学家走出了文字资料来源。约翰和珍·考码罗夫发现这是通往无声之声的必由之路。在方法论上,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作品,使他们“超越思想的声音和制度的形态,进入无言的形的领域,如物体,如建筑,如巫术,如商品,一窥殖民之做派。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资料堆中——信函、名录、插图、照片——尺管作为世间的地图,它们所表现的要多于它们想表现的”(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36)。考码罗夫们号召历史民族志学家建立他们的自己的资料库。“作为人类学家,对官方记录我 们须用之又弃之,全在保留和超越我们研究的社会之记忆”(p.34)。
    结论:连结过去与现在 连结历史与民族志
    在凯伦·汉森(Karen Hansen)(1989:xiii)对赞比亚家政服务员研究的前言中,她描述了从历史资料向现时观察的跳跃,从赞比亚首都到美国大都市的跳跃。这跳跃是她特意安排的。她说,历史学家是不会这样跳跃的,也不会为了理论而牺牲细节。然而人类学家经常进行这样的跳跃,他们从民族志的后门钻进资料堆中。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学把过去和现在相连结。
    在早期作品中(布莱特尔1992),我探索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我注意到参与观察的方法可以对历史研究导致相关的问题,人类学家在此基础上看到的社会关系模式对我们做出过去社会互动的假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我还注意到,历史研究可使我们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理想化的过去有更清楚的认识。(25)在此基础上,格利弗(1989:32)加入报导人的资料,以使一项政府报告、一个法律契约或一篇报纸文章的事实都更加有血有肉,或者加入历史资料以唤起报导人的记忆,要么作为交谈或讨论的基础。史奈德和史奈德(1996)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解释生命记录和家庭文件,以充分理解过去交媾中断的实践。
    作为民族志学家,我们带了很多方法到田野中。我们也可以在资料库中使用相同的方法。确实,有人曾说历史研究之目的就是写出好的民族志。“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找在特定事件的证据中发现其规律性的途径,寻找把个人生活资料与社会过程相连结的途径,个人资料正是存留于社会过程之中的”(西尔维曼 1986:125)。
    总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像是二者必具其一,每个方向都提倡独特的研究方法,二者并不相互排斥。对一些人来说,历史民族志学家就是要通过他人的眼睛解释历史事件。德麦利(De-Mailillie)论道,民族志历史的方法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理解过去,在于以如下的方式解读过去的记录:尽可能充分和尽可能逼真地表述表演者所理解的事件,然后运用这种知识撰写以文化为根基的历史及历史民族志“(1993:553)。对另一些人来说,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对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做出跨文化和比较性理解。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03期,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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