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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子:民族学研究的经验与困惑——“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讲座录之三(4)


    总结
    王铭铭
    非常感谢三位来自西南的老师,你们给我们做了三次如此成功的讲演,我自己收获很大。这次来讲演的老师,来自藏彝走廊的南北,形成一条线,来自北部的是曾老师,中部是马老师,南部是张老师。大家可以想见,这一系列讲演与藏彝走廊密切相关。过去两年里,我很关注这条走廊,认为它能培育出一些好的人类学人才,对于这条走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藏彝走廊这个所谓的文化夹缝中,民族生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向来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单一民族的观念要复杂得多,因此可以在那里展开一种不同于社会形态学和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也可能对海外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概念有挑战性意义。三位来自“当地”的老师,研究经验丰富,成就巨大,为我们研究这条走廊上的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范例。我这次请他们来,目的之一就是向他们学习经验,让北大、民大的学生开开眼界,知道我们是“边缘”,他们是“中心”。此外,讲演会也有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使我们在艰辛的人类学工作中增添一点自信。
    从1998年我第一次去云南开始,这些年走了不少地方,在西南认识了不少朋友,直到2005年的今天,我才把三位老师请来。我们在这里办“土著讲座”,而在我们的会议室隔壁,正在开CEO培训班,他们办得很豪华,我们这些人拥挤在这里,说一些被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的话。我们是从事人类学教育工作的老师,我最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我们是一群边缘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人人都想当CEO,犹如当年想当红卫兵一样。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老师,以及在座的各位,从CEO培训的角度,都是属于“误人子弟”的一族,教出来的学生不会找到好工作。然而,我也自信地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没有找到好工作,才对中国社会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至少你们在座的这些学生不会想成为CEO了,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社会中“争”的因素。人类学除了有这一使社会“和谐化”的作用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意义,三位和他们的评议人已从各自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给予诠释。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从“土著学者”的角度,在一个被称为“最高学府”的地方开了一种新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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