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立下社区研究的基石”的瑶山调查(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09 中国民俗学网 丁元竹 参加讨论
按照对广西省内语言分区以及他们各自的语言能力,费孝通和王同惠准备择靠近湖南和贵州的三江县实施他们的研究计划,到达柳州时得知,去三江的途中有匪徒“起事作乱”,他们不得不改变路线,改由象县到了大藤瑶山地区。 在社会组织研究中,费孝通和王同惠使用了他们计划中的体察方法,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关于研究单位的选择。在费孝通往返于花篮瑶、板瑶等聚落之间的时候,王同惠在花篮瑶东南乡的六巷居住了一个月,以局内观察者的身份研究花篮瑶的贞操、性关系、订婚、恋爱、权力机制、冲突、田产、节育、生育、离婚等。社区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方法,但不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固定的研究单位。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视研究的问题而定的。 其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保持一种平等关系是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可以使研究者不为偏见所诱惑。广西省将少数民族称为“特种民族”。而在没有到广西之前,费孝通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后于他省。”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他感到,“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廊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种不抱偏见的态度是他们后来得以顺利进入社区的条件之一。在王桑,费孝通放弃了用相机获取资料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在对象不理解照相机意义的情况下,绘画的效果更好。他将某一个细小的枝节都视为与被研究者接近的机会紧紧抓住不放。 其三,在平等基础上创造研究者与被研究之间的融恰关系和气氛是实地研究不可缺少的要求。在瑶山中,费孝通和王同惠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气氛:抽烟、喝酒,都被视为实地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细节,他说:“在一生人面前,不能畅怀豪饮,无形中就像在客中造下一道心理上的膈膜和怀疑,这时,我才感觉到喝酒的重要了,而且在半醉之中,交涉事情容易获得同意。” 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是平凡的行为,且作为常规为人们所遵守,许多人往往是下意识的。但对人类学家来说,它们却提供了一种有序化和普遍化的研究程序。人类学家可以从这种交往中,获得对于被研究对象的行为、内心状态的系统了解。交往中的体态和语气都会使研究者获得深层意义的收获。“体察”调查在许多情况下可不必按照程序化(社会调查则十分注重这一点)方式进行。这种非程序化表达的意义往往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即在融洽的交往气氛中,被研究者已经不再留心自己是对方的一个研究对象,而更关注交往中的友谊和真诚,从而使自己的言语和内心世界自然地流露出来。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瑶山考察时,廖太初(费孝通燕京大学同学)在北平撰文,对于体察方法发表看法,他主张,调查者既要调查某一社会的情形,同时又要使当地人不知道自己的使命,费孝通当时并不知道廖的这篇文章,只是他在实地中得出了另外的认识,“要研究民族学,在实地观察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坦白和诚实,坦白和诚实赢得同情,也可以避免危险”。 当然,瑶山调查中,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对于费孝通来说并不那么自如,“真的,我们到了山里,我说的话就是没有人懂”。在体察方法中,语言的意义是最不应当被忽视的。对于语言的掌握决不单是语义问题,它包括语调和体态,通过这些,研究者可以体验和理解到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对研究者来说,他自身的语言已经是一种基本的先见,要客观地理解被研究者,他必须学会后者的语言。 由于语言的限制,使费孝通未能对瑶族支系做出更恰当的分析。四十三年后(1979年),他写道:“我30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 目前来看,《花篮瑶社会组织》是除《桂行通讯》之外,瑶山调查留下的唯一资料,是瑶山调查资料的一部分。费孝通在广州和上海养伤期间将其加以整理,在整理时,他“除了对于名词的必需解释校对,完全是事实的叙述。但是,在事实的取舍编辑之中,自然有我们的理论依据”。 吴文藻在阐发 《花篮瑶社会组织》 的理论时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这就是,文化实际上是发生在实际中的行为规范。在书中,费孝通认为:“花篮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而“家庭组织最基本的功能是它所形成一个经济活动的单位”。在家庭组织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更上游的组织,即亲属和村落,最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篮、拗瑶、茶山、滴水花篮、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更大‘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 注：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6年4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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