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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民俗学者与文艺学者的田野作业(4)


    童文的这次分析和描述,几乎等于一个田野定位说的个案文本,已与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分析过程十分相似。而他的前两次分析也并非无用功,因为也都描述了一种主观位方法的前期调整过程。他的文艺学结论也与民俗学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说明两个学科的融通点。
    修辞位的方法。指学者在表述自己所看到的资料时所进行的语言选择。在学术研究中,学者表述语言的属性和范畴,不仅会影响到学术著作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对象文化的读者的文化反应。在这方面,学者在论述对象文化和在对象文化中做研究的自我这两者时,究竟保持多大的距离才算公认的尺度,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有人把这比作照相机的“调焦”技术,意思是要选择恰当的描述对象文化的语言,撰写所搜集到的资料类型,创造未来将要完成的文本,开发学者的个人创造性。美国学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撰写他的田野文本时,采用了挫折叙述的策略,从写自己在当地定位的最初困难谈起,再现了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被对方接受后所发现的对象文化结构,揭示了对象文化的整体网络,并成功地证明了他对这种文化的叙述资格,这展示了他运用修辞位的天才[4l(pp.412-417)。
    童庆炳是从儿子的角度选择修辞位的,他研究自己看母亲照片的三次思想活动的表述语言,无不饱含着深情、忠厚、体谅和无尽的思念。他处处考虑怎样让读者在理解母亲文化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观点。他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学问上写到母亲,都会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亲”字。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一个成功办法,也是把学者与对象文化的关系处理成“亲子关系”、“干亲关系”或“朋友关系”,以稳定地解决双方在文化上“亲”的问题。民俗学者十分强调在人文关系上寻找修辞位,与童相似。
    田野定位是一个持续反观的过程,定位方法的实质,就是一边看材料一边看自己,并始终保持与这两者的同样距离,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阐释系统。学者还要对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对对象文化的感觉始终不封顶,把它们贯穿到一生的事业追求之中,不断地写出来。
    中国民俗学者大多出身文学系,从文艺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者不止一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田——田野作业研究中,两个学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田野定位说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一些文艺学者的细腻而成熟的思想资料分析,已隐含在对民俗文化的分析中,使文艺学与民俗学的方法浑成一体。它能够为热爱民俗的文艺学者提供一种学术创造的切入点,也能发挥出身文艺学的民俗学者的传统优势。不过,重要的是,对田野作业理论、田野定位说的分寸要掌握好,要善于把生材料处理成熟材料,才能在两个学科之间游刃有余,否则就和交叉研究沾不上边了。
    [收稿日期]2002-06-01
    【参考文献】
    [1] Bror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E. P. Dutton, Inc.
    1961, rep. Waveland Press, Inc. 1984.
    [2] Elizabeth Chiseri-Strater and Bonnie Sunstein, Fieldwor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 Hall.1997.
    [3] 童庆炳.苦日子甜日子[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1973.
    (本文刊于《北方论丛》2002年第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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