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原]超越“类型”的地方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18 豆丁网 张原 参加讨论
大理喜州的“再研究”意义 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喜州（西镇）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凡的村镇。这里曾经是大理地区最古老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流逝，喜州从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政治中心演变成为了一个看似平凡普通的村庄。由于承载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也得益于大理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今天看起来只相当于“乡”一级的地方，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大理白族文化研究的重镇，也同时成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和而不同”这一文化智慧的地方。 围绕着一个不平凡的地方必定会产生一些不平凡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将会构成一种知识演进的学术史，喜州便具有一个由学者的研究而构成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在这里从事了长达14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完成了《祖荫之下》（1949）一书。在这本书中，许先生较详细的描述了喜州社会的家族组织与祖先祭祀活动，他运用于“文化－人格”理论，分析了家族文化是如何塑造社区个体的性格，并论证当地社会的这种个体的性格形貌在整个中国社会中的典型性［1］。作为“魁阁时期”的重要代表成果之一，《祖荫之下》在整个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科学院的朱家桢等6位专家到喜州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完成了《大理县喜州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2］。与许烺光先生将当地文化视作汉人文化的典型不同，这份调查强调的是喜州文化的“白族特色”。通过比较阅读这样两个观点较为相左的作品，可以发现大理喜州的文化，在表现出较强的“汉化”影响的同时，又保持着一些显而易见的“民族特色”，这已经说明了：大理喜州的地方文化将会在一种“人文类型学”的研究上，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意义启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又有不少的海内外学者围绕着喜州及其附近的乡村从事大量的调查，也发表了不少有着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关于喜州地方文化在族性上的复杂性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理论视角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这一时期的研究，由于仍未摆脱“民族－国家”的框架来探讨喜州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人们尽管也看到了大理地区复合文化的特色，但在研究中强调的却是地方文化在类型上的断裂与分离［3］。因此，当地文化在族性上的复杂性，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幸运的是，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2005）一书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著名的田野工作地点，围绕着地方文化的多元复合问题，出现了一个具有意义的“再研究”作品。 人类学的再研究（re-study）成立的原因，正如梁永佳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应该在于前人著述的田野意义和后来学者应具有的学术意识（梁永佳，2005：4）。也就说，再研究强调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继承性、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其要求的不仅是对田野事实的新发现，还应是在一种新的人类学语境中探寻新的阐述方法。因此再研究不在于通过跟踪调查来呈现那些显而易见的变迁，这对于学术的承前启后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也许在前人研究中所没有回答的问题，才是后人进行再研究的切入点。所以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大理喜州的“再研究”所关注的，应该是对喜州人文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新的阐释和理解。 《地域的等级》作为一部关于大理喜州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志作品，主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地域崇拜”和“复合文化”的问题。作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地方仪式入手，在深入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梁永佳运用结构主义与社会空间的理论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大理喜州地域崇拜中的等级结构。本书通过翔实的田野材料来描述的地域崇拜的等级现象，是当地“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的一种表现。在书中作者对这一概念作出了专门的定义：“复合文化，指的是相对或相反的价值在同一人文群体中并行不悖、对立统一的状态。（梁永佳，2005：18）”因此，《地域的等级》一书中所提出的用复合文化概念来描述喜州文化的特色，对于我们理解前人在喜洲研究中，对当地文化的族性问题所作出的不同阐释和结论是关键的。梁永佳通过地域崇拜的研究，来展现一个民族内部文化的复合性，这对于我们认识什么是“和而不同”的文化，以及解释单个民族或一个社区内部文化的多样性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甚至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论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发挥。 梁永佳在大理喜州所进行的再研究，也是当代学界对大理喜州历史与文化所进行的一次的再认识。通过此书第二章对大理历史的人类学梳理，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当地复合文化的历史原因。大理的历史，有着一个从较为独立的地方政权和文明体系，在中原政权的征服中，逐渐演变为帝国边陲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之中，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不断互动，最终交融在一起，因此，复合文化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地方史所造就的（同上，51－61）。在书中作者多次指出，大理的历史是两个互动文明写成的，中华文明和大理文化之间在历史上所呈现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是当地文化复合性的历时性表现。而通过地域崇拜问题的研究，则可以发现大理文化对汉文化的吸纳和对自己文化的保留，这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共时性互动关系［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