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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剑峰]建立新文学史观 关注文学的过滤与重建(2)


    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各50万字,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写作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外在于国家的文化媒介。
    上卷部分,从公元前2000年末的中国书面语言和早期铭文等问题入手,追溯了这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传统的起源。到了本卷结束的14世纪末叶,商业印刷文化已高度发展,在既有的文言文写作之外,新兴的城市白话写作已逐渐蔚为大观。本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兴衰起灭、宫廷在文学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会及物质语境、其他亚洲各国的文化影响,包括佛教的输入等等。而在这一长时段中,写作以及对写作的阐释,从一个非常小范围的、附着于王室的写手阶层的特殊技能,转变为一个大帝国的精英阶层的根本身份象征。
    下卷部分,以1375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开篇,贯穿满族统治下的清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多样的文学形式和风格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因而下卷的写作也相应包括了多样的主题,如政治审查对文学的影响、印刷文化的变迁、朝代更迭与文学发展、青楼文化、女性作家的兴起等等。除了诗词、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外,本卷还深入讨论了西方文学的汉译,现代“新小说”的兴起等等。
    建立新的文学史观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相对于文学的社会背景分析,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杂志与报纸副刊等在文学的演变中均曾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相对于对作家个体的强烈关注,则更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及对一些倾向和潮流的梳理,因此对文学交流、文人结社、文学社团、地域身份认同等多有着墨;相对于以往以朝代断代、将文学史与政治史重合,则更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创作突破了很多文学史创作的惯例,比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把初唐与唐朝其他阶段分开处理;比如在第六章王德威所编写的现代文学部分,“现代”的开始便定于1841年,而非通常所采用的1919年五四运动。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解释说:“我们写的是文学史,而非政治史,一个时期的文学自有其盛衰通变的时间表,不必完全局限对应于朝代的更迭。”
    商伟所写的1723年至1840年的一章重点讨论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的成书及相关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剑桥中国文学史》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诗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类。这些小说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来喜欢该文体的读者们的提携。”也就是说,他们在世时寂寞无闻,他们的作品埋没多年后才为世人所知,只是19世纪以降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现代读者的推崇,这些成书于18世纪的文人小说才成为经典之作。
    另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一直写到21世纪,所以还讨论了近年来的华人网络文学现象,“时至今日,尚无任何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讨论网络文学,本书可谓早鸟先鸣,开启了此一最新的研究领域。”孙康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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