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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欧文·琼斯]《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原版序言


    
    Documenting Ourselves: Film, Video, and Culture, by Sharon R. Sherma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美]莎伦·谢尔曼 著:《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 张举文 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莎伦·谢尔曼写出了一部独具特色的书,一部渴望已久的书,一部注定是在民俗学影视领域为人频繁引用的权威著作。作为本学科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本书分析了大量“民俗学电影”作品的主题、概念,以及电影技巧,剖析了电影和录像以我们自己作为个体(无论是电影制作人还是主题)、文化承载者和共同人类成员进行记录和展现的方法。因为基于民俗学思想的电影制片人通常是接受过某种电影学派模式的教育或影响,谢尔曼因此将本书立足于对纪录片和民族志纪录片的创业人的探讨。这些先锋们包括鲁米兄弟、弗拉厄迪、维尔托夫、格理尔森、罗克、贝特森和米德、加登纳、麦克道格尔、以及阿什等人。通过本书,作者批判了“电影为文本”的观点,赞同将电影视为个体创造和交际方式的观念。通过直接采访十多位电影制作人,作者从制作目的、题目选择和结构安排等方面论证了民俗学电影的特色。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电影和录像制作人,谢尔曼博士也通过自己的拍片经历、著述和教学在本书中展示出深刻的洞察力。
    作为《美国民俗学刊》影视编辑的卡宁汉姆在1983年就1970年代的情况写到,“我所称为‘民俗电影’的作品呈现出一片繁荣,这是明显具有纪录片电影特色的亚类电影,关注传统的艺术作品及其文化创造者,同时,正如人类学总体上有别于民俗学一样,这些电影也不同于人类学电影”(第123页)。他认为,许多这类电影都留下了制作者的痕迹,比在故事片或专题片更直接地体现出制作者的思想。他提到达文波特、乔治-布雷罗兰、布兰克的作品。这些人也是谢尔曼在1970年代初期为完成博士论文(民俗电影,1997年),以及在1990年代初期为完成本书而采访的对象。其他采访对象包括考恩、费莱罗、费力斯、弗雷斯豪尔、霍伊斯、佩瑟、麦布尔·布雷罗兰、迪格潘、瓦格纳。这些人,还有很多别人(如巴赖特、比绍普、罗肯南、彼德·西格、托希·西格,以及谢尔曼本人)都制作出了可划分为一个特别类属的电影。
    民俗学电影与其他类纪录片的区别何在?正如谢尔曼表明的,这类电影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关注民俗,即那些在直接的互动场景中习得的、传授的、展示的或应用的,表现性或象征性的,并被视为传统的行为。典型的民俗学电影立足于一个或几个相关的表现性行为的体裁,通常置身于某特定群体网络或某个体的生活中,例如,洛山矶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儿童歌唱游戏、本世纪初明尼苏达农村的小提琴演奏和舞蹈、路易斯安娜当代的饮食与音乐制作、宾西法尼亚大学城的万圣节庆祝、北卡州某家的宗教音乐传统、密西西比骡马市场的传统的讲故事活动,或是俄勒冈州的某个链锯雕塑者。当人类学电影倾向于关注非西方世界时,民俗学电影探索的是工业社会中的某群体网络和个体的传统,有时关注的甚至是与电影制作者有关系的某少数民族、宗教、职业,或特别兴趣群体。但更重要的是,电影制作者就所关心的问题而采用的理论观点将民俗学电影与其他任何类电影区别开来。
    界定民俗学电影的某些理论取向的确存在,这一点对我来讲,通过最近的一件事而愈发明确。我预审了四十多部呈交到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年度“电影与民俗节”的影片。有几部属社会学对某些群体的研究,涉及到民俗(如吉普塞人)。这些电影对象征性行为几乎没有注意,而强调的是社会和政治进程。另外强调民俗的电影明显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构成人类学电影,关注的是仪式和仪礼、成人礼仪、民间医术等,其内容对民俗学家有吸引力。但是,这些电影向观众表述的更多的是整体文化和社会或政治结构,而不关心所涉及的某些具体行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如谢尔曼在本书所指出,这些电影的制作者被那些民俗事例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类行为的相似之处表明了我们都是人类的成员,可他们又常常将自己与其所看到的拉开距离,视其为“他者”,从而强调其文化差异。第二类属于艺术电影,关注墙头字画涂抹、户外艺术、波利尼西亚仪礼,以及其他类民俗。此外,这些电影和录像将资料作为个人的,有时是有诗意地陈述思想的载体,并将电影技巧作为一种艺术思想来吸引观众对自己或作者的注意力的一种方式。第三类当然无疑是民俗学电影。这些电影关注的是民俗学事例,不论是传统的南斯拉夫的面包制作、洛山矶早期的崩克音乐会场面、小东京的手工糖果制作、波多黎各的面具节日、星球大战迷的服装艺术、甘迪舞中的劳动号子,还是在跳基格里奥舞的意大利裔美国男人。这些电影认识到民俗的历史根基,关心这些传统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它们寻求的是将行为以表现方式或体裁梳理起来,突出其独特性。它们将民俗事例强调为与文化其他多方面有关系的一个文化层面,但在表现其相互关系时,总是将其行为置于前景。它们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将传统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这方面联系到参与者的个人经历、动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这四个方面也是乔治斯与我在《民俗学概论》(印第安大学出版社,1995)中所强调的。正是这四个角度的存在使得参选的电影中的十九部片子有别于其他二十七部,使其更恰当的突出了该电影节对民俗学电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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