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历史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53 博览群书 2007年1月7日 赵世瑜 参加讨论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乡村中经常注意到、也比较容易解读的是文字的文本，比如碑刻、族谱、契约文书、宗教科仪书、地方档案等等。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其实和我们一样，对付起这类资料来比较得心应手，但他们比我们还多一样本事，那就是对付口述文本，所以我们在学习他们如何做访谈，然后如何处理口述资料。但我们大家都不大熟悉的是非文字非口述的，也即非语言的文本，比如图像的文本、音律的文本、形体的文本等等，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应该如何解读？我们还缺乏办法。我们在乡村小庙中看到的壁画告诉我们什么？那些图案、线条、色彩、装饰，然后是那些人、兽、景物及其故事，都意味着什么？它们赋予乡民什么意义？反过来，乡民又赋予这些形象什么意义？匠人又在这个象征的意义世界中占据什么位置？同样地，仪式中的音乐又告诉我们什么？那些旋律、音调、混声，那些不同的乐器及其排列次序，那些工尺谱及其记谱方式等，都意味着什么？乡民、专门从业者（specialist professional）在其中又各自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这些由音律、图像、形体构成的文本，与文字的和口头的文本形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凡此种种，我们是会经常面对，也会经常忽略，甚至是会经常手足无措的。 我看过一位研究民间音乐的博士所做的关于山西阳高乐班的论文。她发现那里的乐班分成阴阳和鼓匠两部分人，阴阳自称道士，属于正一派，有通鬼神的灵力，使用的乐器以笙管类为主，而且比较“保守”;鼓匠表演场合比较宽泛，演出程序不那么固定，乐器则包括唢呐等吹打乐器。老百姓一般称“请阴阳”、“雇鼓匠”.在流传至今的乐曲中，阴阳经常演奏的有《普庵咒》《驻马听》《鱼闹莲》《山坡羊》等，鼓匠则经常演奏《将军令》《上桥楼》（应为“谯楼”）、《水龙吟》《百河宴》《大雁落》等。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光研究音乐解决不了问题。 大藤峡我们知道，这个阳高县在明代叫阳和卫，是长城边上的一个军事重镇，到清代才改卫为县，所以这里在明代基本上是军队的系统，到了清代以后才有了民政的系统，而且居民还多是军队的后代。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可能留下两套系统的痕迹。从音乐的角度看，一套是军队礼仪系统的东西，南方的“军傩”就属于这一类，所以他们有唢呐这类响器，军队礼仪中的乐器是很强调号角这一类的，由鼓匠传承下来，到现在他们熟悉演奏的乐曲还是军乐，只不过放到红白喜事上去演奏了；另一套是州县礼仪系统的东西，就是那些礼生、阴阳生做的事情，在山西几年前发现的明朝万历年间的迎神赛会的礼簿，也是由礼生传承控制的，这些人虽然属于官府的系统，但只是官府有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时还是自谋生路，后来民国的官府不讲礼仪了，不设这套东西，就成为纯粹的民间的了，也就是这些阴阳的来历。他们之所以在乐器方面、演出场合方面比较保守，就是原来他们有一套礼仪的规矩。听听这些音乐，再听听云南丽江所谓“纳西古乐”的某些曲子，就知道它们都是明朝以来汉人官府常见的礼仪音乐。 与这些非文字书写的文本相比，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与档案、正史之类文字便有了许多共性。民间的音乐、绘画、戏曲、仪式表演也会讲述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故事，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而“二十四史”讲的都是史实。因此，传达历史信息的声音还有许多，很复杂，生活本来就是复调的。 无论从观念还是从我们对材料的理解上来看，我们关注的终点都不只是所谓的“下层”或者民间。2006年国庆节那几天，我们一行人跑到广西桂平，跟着一位以此地为博士论文主题的学生感受历史情境，其中一天乘船去了大藤峡。 这个地方是读明史的人，甚至读思想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因为它是王阳明成就其事功的地方。史书里说那里的瑶民用山中的巨藤把江面封锁起来，官军难以攻取，后来王阳明打了胜仗，砍断了大藤，这里就改称断藤峡。但是王阳明志不在此，他的志向不在破山中“贼”,而在破心中“贼”. 广西这个地方很奇怪，虽然是所谓蛮夷错居的地方，但很早就与中央有密切的联系，包括云南、贵州这些西南地方，自元以来就是设省的地方，而不像北方和西北地区，到明朝还以军事建制来控制。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腹地”.这里自明永乐初开始瑶乱不断，这个瑶乱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因？我不得而知，但却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整治。或者，是朝廷开始整治这些边陲之地，然后制造出了这种种借口？最后的结果，是外来人日益进入，在明代有从田州等地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清代有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渐成化内之区。 事情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三言两语那么简单，但究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还是一个“内”与“外”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狼、瑶、壮、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格局？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果，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果？有意思的是，300年后，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起事的人就是从外面来的客家人，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那些土著与当年瑶乱平定之后的人群有何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重要的是，从明后期始，国家就在那里，不慌不忙，延续着明代以来的国策，没想到这个太平天国竟然如此影响帝国的筋骨，一个多少地方性的问题终于演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这当然就不是单一的区域史因素所能解释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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