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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世博会:一百五十年的回顾


      世博会终于闭幕了,但是中国馆将续展半年,参观者仍可看到电子版的《清明上河图》和国宝级文物秦陵1号铜车马。读到这样的消息,不免要感叹一番。与19世纪那些伟大的世博会相比,我们能够骄傲地拿出来展示的高科技发明创造还是偏少了,于是考古发现和电子屏幕上的古代绘画成了我们的安慰。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是绚丽的大场面,或许我们的大众美学依然有点排斥“小也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观念。既然如此,城市生活中无数真正重要的细节受到忽视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次世博会能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习惯和办事方式的认识,并促成一些改变,那何尝不是一种收获?有了踏实细致的作风,即使不办世博会,也会有很多海外人士像19世纪的日本人到维也纳和费城那样到中国来参观取经。
    现在大家都知道,陆士谔在乌托邦小说《新中国》(1910)里描写过百年后浦东万国博览会的盛况,书中提及的地下隧道、浦东开发、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等等新生事物让今日的读者非常震惊。清末中国一盘散沙,治理程度极其低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面对地方势力束手无策。全国很多有识之士求治之心迫切,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希望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它将协调、节制地方分权势力,统筹兼顾,兴办实业,缩小贫富差别,有效维护社会公正。
    世博会与城市化
    世博会的历史就是世界城市化的历史。首届世博会于1851年在伦敦开幕的时候,英伦诸岛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和任何别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致力于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美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举办过一系列重要的世博会。凑巧的是美国的城市化也大致完成于那个阶段。192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与1851年的英国相似。从人口构成上看,今日中国与1851年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城市的兴起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各城市推行改革,其中以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机构改革最引人瞩目。当时的城市管理存在无数弊端,比如纽约市的坦慕尼社挟民众或民主之威把持纽约市政治,贪婪无道但口若悬河的政客在平民的授权下实行贪污腐败的统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系列报道《城市的耻辱》(1902-1904)中指出,坦慕尼式的腐败是有群众基础的腐败,“民主式的腐败来自人民的腐败,普通老百姓的腐败。”斯蒂芬斯揭发黑幕,引起极大反响。从此坦慕尼社的势力渐渐萎缩,而纽约的管理也走向正轨。舆论监督和民主化管理在这整个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借镜的,市政公务员的良知和服务精神也不可或缺。要真正使城市生活更美好,仅仅强调科技手段或经济效益远远不够。腐败的城市管理最终把城市的发展全部交由市场和房地产商,民众的利益为极少数腐败官员和所谓的“市场力量”把持。如何在城市推行善政,这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伴随着无数问题。首先,要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水、干净食品、教育、卫生设施和住房等等)已非常不易,而更难的是在人们心中培养一种共同的归属感,使他们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中国的城市建设还缺乏合理规划,管理也远未跟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往往过于弱小,致使很多公共事业无人顾问。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在城市管理和公用设施的建设方面远远走在中国任何城市前面。可见现代化的城市理念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不断发展、演变、完善的。在北方,天津又是一例。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那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但是联军在天津成立的都统衙门却在城市管理方面使国人开了眼界。新成立的卫生局的一系列规定(如修建并疏通排污系统、建立官厕、专人收集处理垃圾、倡导饮用开水、禁止出售病死牲畜肉、监控流行病等)也让我们意识到以往城市管理观念的缺失。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史无前例,在城市规划与交通、城市环境保护、城乡互动、社区生活等方面,我们还要虚心补课。近些年来,房地产业的超强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中小城镇千人一面,大城市无限度扩张,小区林立,但是真正的社区共同体却难以形成。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或过分看重GDP,使城市走向畸形。过分关注城市,导致城乡差别扩大,城市生活也不可能真正美好。农村青年进城后不愿意回去,因为家乡无法提供各种生活便利设施。建议发起一个全国范围的“美丽农村”运动,使广大农村居民享受下水道设备、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和村里村外铺设得干干净净的道路。一旦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中国的城市生活也会更好。
    首届世博会的启示
    19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登基后,英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851年,作家胡德在《我们的时代及其建筑师》一书的起首写道,上苍垂爱英国,在地球表面这块地方画出了最美的图画。这一说也许掩盖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英国当时的国力确实达到了以往历史上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高度。那年春天,伦敦海德公园出现了一座钢铁和玻璃的巨厦,人们称之为“水晶宫”。5月1日,博览会的开幕大典在这个通体透明的庞然大物里揭开帷幕,工业革命的众多成果如蒸汽机、汽轮船、起重机等在展会上亮相。首届世博会每天参观的人数在十万以上,其中也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展览结束后,英国政府用展会的盈余18万英镑在伦敦的南肯辛顿地区建造了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以及专门收藏、展出艺术品与文物的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40年代阶级关系紧张,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了严峻的阶级矛盾:“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楚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蛋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宪章运动,但是世博会的准备和开幕使得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博览会期间出售的街头民谣反映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哦,英国最大的财富/无疑属于诚实的劳动者……/愿和平的橄榄枝,/代替沾满鲜血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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