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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关于《叶隐闻书》和武士道(6)


    而吉田松阴,就如同速须佐之男命大闹高天原一样,闹得幕府胆战心惊,他当然要受惩罚,神可以有自由意志,他不能有;神可以不死,他必须死。我们都认为他死了,可他却认为,自己忠魂不灭,可以七生报国。这种七生报国的思想,山本常朝也有,在《叶隐闲谈》里,他说,与其成佛,还不如做锅岛藩武士,哪怕轮回七次,也要生为锅岛藩武士。
    开创明治时代的人物,身上都有一股子这样的狂气,可这样的狂气,同时代的中国人,曾、左、李,包括后来的光绪帝,谁有?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文化问题,文化疲软了,狂气不得出,怎能开创历史?
    除了豪迈的狂气,武士道里还有股子阴冷,那阴冷或许来自《古事记》里的王子倭建命,他从小就会不择手段的谋杀,长大以后,诸侯们都在他阴冷的杀气里一个个倒下,杀人的血腥,激发了他的诗情,他还多愁善感。这种阴冷,也传给了《叶隐》,对于残酷的死,而有诗兴。
    明治时代的思想者们,多是狂者,狂能开创历史,当福泽渝吉高举“脱亚入欧”旗帜,推动文明转型,实现国策转变时,他是狂者。可当日本同西方列强一道侵略中国,我们就感受到了“脱亚入欧”的狂气里,带有帝国主义的阴冷杀气。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不再是天下观里的道理,而是因为“入欧”了,欧洲人侵略中国,它理所当然要加入。当植木枝盛以“我就是神”来推动自由民权运动时,我们禁不住要为他的狂气喝彩,可仔细一看,就发现,原来运动的神圣目的,同样走向了阴冷的国家主义时,我们又不禁要为这种来自武士道的狂气感到悲哀。
    明治时期,武士道,通过《军人敕谕》成为军人之道,通过《教育敕谕》成为国民之道,武士的狂气,当然就变成了日本文明的狂气。武士之狂,还是个体,多少还具有审美的价值。而文明发狂,毫无疑问,那就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注意。
    (《叶隐闻书》,〔日〕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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