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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文化史研究的系谱和反思


     一言以蔽之,《什么是文化史》
    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文化史的系谱,全面展现了伯克对文化史研究的定位和反思,
    尤其是该书中有关新文化史的讨论,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该有不少的启示。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如今,文化史研究已经由附庸而蔚为大观,当今西方史学界,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确实,自布克哈特以来,西方文化史研究就有许多经典的著作,多为我们耳熟能详,其中最重要的像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人的经典著作都已有中文本。至于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大量生产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被译为中文的也颇不少见,流风所及,影响于中文历史学界甚大,目前在台湾新文化史已经是史学研究的主流。
    受到台湾及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大陆史学界这几年也开始兴起新文化史研究热,这种热潮尤其反映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但是,由于这股新文化史研究热主要系一种对外来刺激的追随和模仿,并非为学术史内在理路的水到渠成,故此,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在对新文化史研究典范的接受和运用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存在不少的误解和不解,特别是不了解新文化史的研究系谱及发展方向。
    幸运的是,眼下就有一部通俗易懂且短小精悍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系谱和发展方向,此书即是英国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什么是文化史》。
    这本《什么是文化史》,伯克以一贯隽永、清新的风格和简练、通俗的文字书写技巧,将文化史的源起、传统、概况、多样性和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辅以“文化史论著选目”和“推荐阅读书目”,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为我们一一展现。
    伯克此书从十九世纪文化史的再发现开始讲起,梳理出文化史自身的学术史。伯克认为从1800至1950年这段时期,文化史研究主要在德语世界发展。有意思的是,文化史研究中的贡献卓著者如马克斯·韦伯、埃利亚斯、瓦尔堡等人,多是大学历史系之外的研究者,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兰克史学追随者的打压与贬斥,被认为是末流或业余爱好者。这些德语文化史学者一般都受到了布克哈特和瓦尔堡的影响,特别是以瓦尔堡为创建人的瓦尔堡研究所这个核心圈子,他们是艺术社会史的提倡者和布克哈特文化史遗产的继承人。后来,迫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压力,研究所迁往伦敦,包括与研究所有联系的许多学者则广泛流散到美国和英国。这样客观上却推动了文化史研究向英国、美国的扩展。
    在英美此波大众文化史研究热潮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汤普森对年轻一代史学家的影响通过左派史学杂志《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可以表现出来。英雄所见略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史家和英国史学界之外的一些学院派文化研究者,大概都在这时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史,文化研究者还试图从更宽广的背景去考察。
    大众文化史研究的热潮极大挑战了经典时代的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质疑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材料观、研究方法与理论预设。伯克在书中以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的著作为例,讨论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缺失,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这也正促成葛兰西、汤普森、雷蒙·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反省经济和社会基础与文化的上层建筑等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此种反省又提醒我们重新注意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些见解——尤其是他们关注传统的创新以及传统在传递过程中的改变和被接受情况。不过,对于大众文化史的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大众”、“文化”两个词本身都是歧义迭出、纷繁复杂的。凭借外援——人类学上“文化”概念的介入,文化史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所谓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时代。这也是伯克本书第三章着力描绘的内容。
    不止是人类学影响了这段时期的文化史研究,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也对文化史研究影响很大;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运动亦极大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并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它们的贡献在于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揭露和祛魅,主张从女性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强调女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是没有得到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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