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尚未终结的亨廷顿时刻：平安夜的怀想(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07 中华读书报 2010年2月3日 王丽萍 参加讨论
通过组织和制度化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要求，并使政治体系实现和保持秩序与稳定，是亨廷顿秩序观念的一部分。其中，参与还是不参与似乎不是主要的问题，值得思考并难以抉择的是怎样参与，特别是如何在常常相互冲突的诸如经济增长、平等、参与和稳定等多个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排序。在不同社会，参与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有时参与就被当作目标本身。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政治稳定当作受政治参与等因素影响的因变量不同，《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关注政治参与，但仍然是在与发展有关的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等多个目标构成的体系框架中理解和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因此，他对政治参与的关注始终都没有独立于他对秩序与政治稳定的思考。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精英的选择、他们对政治参与作为一个发展目标的态度、以及在他们眼中参与作为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手段的价值等，都构成了社会其他成员在政治参与方面作出选择的背景。所谓精英政治参与选择的“瀑布效应”（cascadingeffect，也称级联效应或阶式效应），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对于政治参与的一般模式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群体的选择也影响了个人的行为，个人只有在得到群体支持和引导的情况下才可能参与。 在经济发展、平等以及不同群体的参与要求等不同目标之间，亨廷顿与琼·纳尔逊提出了以社会现代化的参与促进效应和精英策略选择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模式、专制模式、大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会导致更低的社会经济平等（中产阶级模式和专制模式），而在经济发展的稍后阶段，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则可能造成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大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这四种不同模式反映了常常相互冲突的不同发展目标之间的不同排序和组合，其中每一种模式都存在不同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参与虽然都发挥着关键的动力作用，但不稳定的幽灵却挥之不去。亨廷顿与琼·纳尔逊依然忧虑于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过早膨胀所带来的危险，对他们而言，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就是经济发展，而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政党制度，发展将导向政治不稳定。亨廷顿为人熟知的这一论断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中被再次强调。 民主化与国家角色 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国家从全能到无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一些国家的人们更是陷入了无奈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关于秩序、稳定及组织与制度化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据。 由于对秩序与稳定的偏爱，亨廷顿常常被人们视为限制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拥护者，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却并不关心。于是，1991年当他的另一本有关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比较政治学专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问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亨廷顿对人们如何管理自己不再漠不关心了，民主（制度）不仅是他研究的主题，他还相信民主对于个人自由、国内稳定、国际和平和美国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这一研究中，他并不想另辟蹊径对民主进行重新界定，而是坚持将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的唯一本质。他对民主的这种选举主义的（electoralist）理解，无疑已经将人们的普遍参与作为一个重要前提，因而人们更是惊讶于其态度的这种转变了。事实上，亨廷顿对于稳定与秩序的关注和强调始终未变：“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针对他所划分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化国家，他都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指导原则，概括起来就是：避免暴力，寻求共识，为和解做好准备。 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到《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这三本著作跨越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但他对于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始终如一。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他都敏锐和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时代话题，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回应，一次次地使人们处于由他创造的亨廷顿时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并表现出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民主化过程的诸多问题。第三波民主化若以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为起点的话，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其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而有关国家、制度、秩序的问题尤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将国家看作塑造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后来的理论发展则削弱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形象，甚至将国家看作发展的主要障碍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在与国家有关的制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也是亦步亦趋，而完全无视自身的制度基础。譬如，当西方以“摒弃官僚制”为核心内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甚嚣尘上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罔顾本国官僚制供应不足的现实依然盲目跟进，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行政能力，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缺乏官僚制的官僚社会”这一病态现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国家从全能到无能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一些国家的人们更是陷入了无奈的现实困境：专制是集中的暴力，无政府状态是分散的暴力。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关于秩序、稳定及组织与制度化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今天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依据。亨廷顿时刻仍在持续。 未远去的大师 自由主义价值与保守主义本能间痛苦的张力、社会科学理论要求与现实政策制定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既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特征，也成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 亨廷顿是一位强势思想家，在其学术生涯中总是不断孕育和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但在政治学学术与思想渊源上，他绝对不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对古人先贤有着“健康的尊重”（healthy respect）。在亨廷顿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布丹、孟德斯鸠等先哲政治思想的重要的智力联系，马基雅维利更是其著作中最少引证但却最明显地体现了其精神的思想家。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认为，在有关民族国家构建所提出的建议方面，马基雅维利超过了整个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柏克式的赞许使他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诸多目标中将秩序与稳定置于最优先位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出现的那个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潮流，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也为不同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带来复杂的、同时也是受欢迎的变化。 亨廷顿是一位难以归类和简单定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价值与保守主义本能间痛苦的张力、社会科学理论要求与现实政策制定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既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来政治学的学科特征，也成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亨廷顿带给我们还未终止的亨廷顿时刻，也使政治学成为一个不断呈现新思维的引人入胜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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