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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泉荃]中国文化史的“复辟”


    唯有抛却“救亡心态”而回归理性的文化研究,
    才能够真正地为自身的文化“续命”;而至关重要的一点
    教谕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文化的压倒性支配地位。

    
    《什么是文化史》
    [英]彼得·伯克著  蔡玉辉译  杨豫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186页,22.00元
    彼得·伯克于1937年出生于伦敦,父亲是爱尔兰移民,母亲则出自犹太人家庭——外祖父来自波兰,外祖母则来自立陶宛。伯克身上的多语才能似乎是来自家庭血脉,他的书商父亲就是一个业余语言爱好者,甚至学过中文和日文。十八岁时,彼得·伯克因为义务兵役而被大英帝国派往了新加坡,在那里,他不但感触到了穆斯林、印度人和华人文化,也亲眼目睹了英帝国的终结。多元文化家庭的直接影响和服役期间的亲身经历,奠定了他以近代欧洲文化史为旨的终生志向。
    彼得·伯克也是战后最受欢迎的西方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数量众多且包罗万象,这从那些书名中即可看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197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1987年)、《制造路易十四》(1992年)、《近代早期语言和共同体》(2004年)等等。这些著述被译成了近三十种语言,有中文译本的就有十数种之多。其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ⅩⅢ》(1979年)既是此系列中最后的一卷,也是迄今为止最受好评的一卷。“艰涩”永远都不是伯克的特点;能够给予普通读者的巨大感染力,才是他流行于世界的通行证。
    
    《小红帽》,著名插图画家多雷(1832-1883)绘制
    《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以伟大的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著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年)为开端,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其后一百五十年间文化史学科发展的种种脉络。它不仅是带领读者进入相关领域之导绎,也是伯克对于自己数十年治史的一个全面定位。英文的culture一词,源自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培养、培植,以“文化”两字对译“Culture”,则实源出东洋而转输中国。为什么要有文化史?借用Gianrico Carofiglio的一部畅销小说之名《过去犹如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Land,2004),“过去”与我们虽然相距未远,但却已不为我们所理解。比如,现代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为何《小红帽》这个童话故事的最初版本,更像是一则情色故事;我们的后人也有可能会难以体会,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几十年中,不言而喻的绝对禁欲主义居然是全社会的主题。而“文化史”所职司的,正是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创造关联,由此给我们构建出“回到过去”的种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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