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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马丽华《灵魂像风》序(3)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化人类学列为异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碍的,还有“本民族中心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异文化时,最容易以自我为本位的态度。如果说浪漫的“误读”,以欣赏异文化为特点的话,“本民族中心主义”则是一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观。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会导致我们异文化理解中的误解乃至于歪曲。 《灵魂像风》则大体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或许是由于作家的诗人气质和人类学教养,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女士仍没有放弃她的浪漫,却仍然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但她确乎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作家以她独自的方式所达到的这种困惑,与人类学家的困惑位于同一高度。
    作家意识到自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时日已久,并力图寻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说:以往的赞美过多,这使我于心不安;如今遗憾多于赞美,心里难过默默无言的时候多。看来,作家对自己过去基于浪漫的“误读”所做的赞美开始内省,同时,又不甘心做一位基于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欣赏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去行进了,她的审美目光开始发生变化,赞美也来得吝啬与迟疑;她甚至冒着可能被逐的风险,去坦诚而又不大合宜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与忧虑。或许,她认为缺乏的正是一次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吧,因为她不忍心再看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为了来世而放弃现世,以今生为全部代价。从作家的困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人的终极关心与深切同情。 但是,马丽华女士还是接受了那位美国妇人的批评。莎拉女士虽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却有着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她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莎拉女士当然是对的。不过,我倒突然想到,相对主义文化观在莎拉女士那里,还与她的浪漫主义相联系,因为她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家,却要把她的心灵之家构筑在西藏;因为在西藏,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
    “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职业信条之一。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态度,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都具有不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价值。显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义来,文化相对主义要公正得多,它能成为人类学家,甚至为公众认可的信念,实在是当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项财富。但是,如果相对主义走到了极端,也有可能在人类相互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1993年12月22日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1]马丽华著《灵魂像风》,作家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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