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物亦载道：我心中的学术精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5 中国民俗学网 周星 参加讨论
走进书店，看到那许多装桢精良、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出版物，联想到二十年前还无书可读，你就会感慨我国的出版业的确是空前地繁荣了。可是，要让像我这样的“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忙，钱不够花”的中年读书人从腰包掏钱买书时，却不是那么太容易的事。1997年11月的一天，当我在昆明一家小书店，见到尹绍亭著《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上、下)》和罗钰著《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时，老实说，我立刻被吸引住了，翻阅图文并茂的新书，爱不释手，一看价钱，三册合计102元，委实不低，摸摸口袋，犹豫再三，最后，咬了咬牙，还是把它们买了回来。生活所迫，我曾给自己定了“规矩”：书可买可不买的，不买。我之所以买了这几本书，仔细想想，因为它们确是我心目中的学术精品[1]。 回到北京，忙里偷闲阅读买来的书，总觉得该写点感想。我与这两位作者并不相识，现在，以书本为媒介，他们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赢得了我极大的敬意。可能是由于过去我曾受到考古学专业教育的影响，也可能我有目前所从事的民族学研究的偏好(因而对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极有兴趣)，当然，还因为我曾尽力鼓吹过“民族文物”与“民俗文物”研究的学术意义，所以，这几册书能打动我，并非偶然。以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知音自居，我以为，《云南物质文化》这套书，实在有应该大书特写的建树。 大家知道，我国是个有悠久文字传统及文献积累的国度，向来有“文以载道”的说法，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出版事业，“文”以载道的历来居多。我要说的是，“物亦载道”。不仅相对于精神的及意识形态的论著来，物质的、实证的、资料性(即为他人做“嫁衣”)的及扎实具体的研究，更有其难以替代的学术价值；更因为我国有不少地方、不少族群，实际上是长期处于没有或几乎没有文字的状态，对于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及文化来，表现其文化积累，展示其文化智慧及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正是物化形态的文化，即物质文化。即便在被文字式的文明沁润既久的各地广大城乡，民众和民间创造的物质文化，依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文化宝藏，依然是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理解和认识的。但忽视物质文化的研究，又是我国研究文化的各门学科(考古学大概可以例外)，截止目前所普遍存在的一个通病。在这个意义上，《云南物质文化》这几册书确实有着学术创新和开风气之先的贡献。 重视和增进我国学术界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也就意味着必须重新检省我们对“文化”、“文明”的基本看法。借用《云南物质文化》编者的话说，“采集渔猎”、“农耕”、“纺织”和“生活技术”等物质文化的研究专题，虽然未必能够涵盖物质文化的所有方面，但它们却是“最基本的文化领域”。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文化领域，我们都知之甚少，甚或还抱有偏见，不屑于把它们当作“文化”或“文明”的基础来研究，那就很难讲我们对文化、文明能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我相信，不了解一个地方或国家的物质文化中最基本的这些文化领域，也就谈不上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或文明本质。就此而论，《云南物质文化》实在算得上是云南要建设“文化大省”的基础工程。 从考古学(或包括“民族考古学”)的立场说，厚古薄今本无可非议，因为考古学为自己设定的专业目标，就是要通过过去的遗物揭示已往的历史和文化，它鉴定“文物”价值的不成文尺度之一为“年代”原则，即越古老越好。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以理解当代某些社群或地方人们的生活与文化为目的，研究当代某些人们仍在使用的工具和各类器物时，则“文物”这一概念就该得到扩充，物质文化自然也该有其“当代”的价值了。我以为，尹绍亭教授对工具或农具研究中厚古薄今倾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生产工具及其技术史的研究，固然在考古学和农史学里十分热闹，但如果把它们与当代农具的研究割裂开来，其学术意义也就会有不少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云南物质文化》关注的乃是云南各族人民的当代生活及物质文化，尹绍亭等先生的物质文化研究，乃如钟敬文教授所期待的那样是“当代学”而非“古代学”。以云南省来说，这种当代物质文化的研究，的确是在发掘一个全新的文化和文物宝藏，这个宝藏的丰厚价值绝不亚于考古学所揭示的古代云南之辉煌文明的全部价值。所以，在我看来，要真正认识和了解云南文化，首先要读的是汪宁生教授的著作《云南考古》，其次，就该是这套《云南物质文化》了。实际上，就全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考古学已经发掘出了主要体现为物质文化遗存的古代中国文明，但当代我国各地民间大量存续和积淀的物质文化(即所谓的“民俗文物”与“民族文物”)，难道不是另一个巨大无比的文化和文物的宝藏吗?只要我们不心怀偏见，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说，《云南物质文化》在全国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希望这是今后我国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民族与民俗文物、博物馆及民具学)的一个新起点。 由于我国现行的“文物”概念及其学术体系，较少涵盖“民族文物”与“民俗文物”的内容，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准限制了我国各地民族及民俗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所以，我国以民族民俗文物为主体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人们对民族、民俗文物及物质文化之作为文化资源的意义认识尚有不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导致各地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民间民俗文化大量流失和散乱，也实在到了必须抓紧“抢救”的紧要关头。这些由人民大众创造的表现为物化形态的文化遗产，也是我国各民族文化总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何尝只有云南是一个物质文化的博物馆?我相信，任何一个省、市、县，实在都有着极其丰富和重要的民俗文化遗产，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发扬光大。1991年，我在浙江省兰溪市某村进行调查时，就有这方面的深刻体验，农村兴起了盖新房的热潮，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不断涌进乡村，那些传统的农具、器械、生活用品或被直接扔掉，或被束之高阁，任其日渐散失和消亡，很少有人把它们看作是珍贵的凝聚着我们先民文化智慧的直接证据和重要遗产。在此种背景下，《云南物质文化》的出版，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将民间民众的物质文化创造看作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我想，不仅是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活化石”的价值，或可被放进博物馆里供人凭吊，发思古之幽情，或作为功利性的旅游资源，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所有这些物化形态的器皿、工具和文物，饱含着人民的文化智慧与才能，它们将可能构成我国各族人民新的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同时，它们还是真正的民众历史与生活的写照，将能成为最好的乡土教育的基本素材。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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