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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蔚]江湖、民间与市民社会


    今年某日,与几位朋友驱车天津听大鼓。书场承袭旧制,附设于茶楼,位居估衣街,名号谦祥益。估衣街曾为天津著名街市,谦祥益则为京津两地最为著名的绸布庄之一,由据称亚圣后裔的山东孟氏创办。天津谦祥益1917年开业,1949年后字号取消,直至2002年恢复原貌、原号,但由于估衣街市场不复存在,谦祥益遂改营茶楼,实为鼓书、相声书场。
    书场里上演的节目,和谦祥益有着相似的命运。1949年之后,大鼓、相声等曲艺虽然没有像谦祥益的字号那样消失,但社会地位的“官化”和演出内容的“净化”,却也让其变得面目全非。而后,这二者又随着某种契机一同归来,在谦祥益略显破败的建筑中,大鼓、相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那天演出的演员,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台下的观众,则大多比她们更年长二十。台上姿色并不出众的演员,与台下经济并不宽裕的观众应和着,营造出一种仅属于草根的祥和和欢愉。算下来,5元1张的门票,大约只够支付场租,演员和“弦子”们的收入,只能靠观众捧场赠送的花篮。所谓赠送花篮,其实就是赏钱。某位观众看哪位演员唱得卖力、顺耳,便可唤过送茶的小妹,吩咐按每只20元的价格,赠送几个花篮。纸扎的花篮成排地立在台脚,演员一曲唱罢,台下的花篮有多少转移到了台上,演员便按数得赏。
    那天的演员,显然说不上姿色,于是唱得是否卖力、嗓音是否豁亮、韵味是否地道,就成了讨赏的关键。与我们同去的小弟,玩笑似的连续送上8个花篮,点一位演员分4段唱完了完整的《剑阁闻铃》。其后,身着旗袍、烫着大花卷发的演员特意走下台来,到我们桌边恭敬地屈身致谢:谢谢几位捧,我这儿谢您了。
    那场面,让初涉此地的我感慨不已。类似的场面,过去只在老人的回忆或控诉中闻听,如今却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虽然某个没有讨到花篮的演员,面带悲戚和尴尬地离去,让人不免随之唏嘘,但在这个略显简陋的茶楼里,却有一种曾经消失,如今却顽强复活了的生气。这种生气仅属于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另外一个社会,一个通常被归于“旧社会”,其实却是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而基本消失的“民间社会”。如今,随着民间社会的逐渐复苏,曲艺走出了数十年来水土不服的庙堂,重新回到生它养它的“江湖”之中。
    郭德纲:让相声回到江湖
    一旦提到重新复兴的曲艺“江湖”,就不能不提到郭德纲。对于郭德纲,笔者一直抱高度肯定的态度。在他爆红之前,我欣赏他的相声,在他爆红之后,则欣赏他在重振“江湖相声”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北京媒体对郭德纲的集中报道,始于2005年末。在此之前,郭德纲除了坚持在天桥乐茶园演出之外,其对外传播的渠道,几乎唯有北京广播电台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其主持人大鹏以对郭德纲的欣赏、发现和介绍,成为郭德纲在京城媒体圈中的最早的知音和传播者。笔者则是在开车途中通过大鹏的推介,听到了郭德纲,并几乎逢人便说:我发现了一个未来的大师!
    那时的郭德纲,其实远比现在沉稳。虽然我不是听相声的行家,却也能分明地感到,郭德纲从出道之时,便有意往老派里塑造着自己。除了一袭长衫的传统造型之外,对传统段子的重新发掘、发展,对各路地方戏剧、曲艺极其广博的涉猎和功力深厚的学唱,无不令人感慨这个相声界的新秀,对传统的“玩意儿”、传统的趣味,乃至传统的规矩、伦理,抱有如此的热忱和执著。在每场压轴必唱的《大实话》里,“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争名夺利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我劝诸位酒色财气是均莫占,吃喝嫖赌莫沾身……”表面上和观众套交情的背后,却是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对某种已经被众人淡忘了的基本伦理的重申。在一个酒色财气充斥社会,甚至连吃喝嫖赌都不再受到鄙视的时代,相声舞台上的几句唱词,固然不能完成多少教化功能,但至少也让刚刚尽情欢笑了一晚的观众心中一沉。一票在日常生活中劳碌而又迷茫的白领,不仅在郭德纲的引导下用笑声运动了僵化的面孔和肠胃,甚至会在一个个看似俗套的老派故事里,于剧场的虚拟空间中暂时找到了价值的共识和共鸣。
    郭德纲的横空出世,让以往以“电视相声”为主要载体的“主流相声界”颇为不适,而郭德纲时刻挂在嘴上的“非著名相声演员”的招牌,也不过是以示与主流相声界之间的决绝。主流相声界对郭德纲的指摘,能拿到台面上的说辞,大多是批评其“俗”与“旧”。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的是,郭德纲之“俗”并非低俗之俗,郭德纲的“旧”也并非守旧之旧。他的“俗”,带着普通百姓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他的“旧”,引导着观众发现相声这门艺术的传承,乃至相声传统背后的文化传统,进而让今天的观众在一个个又“俗”又“旧”的段子中,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喜怒哀乐。
    同样为主流相声界所不愿承认的是,由侯宝林开启的“新相声”传统,到马季的“歌颂型相声”和姜昆的“新新相声”而走到顶峰之后,已经难以为继。电视对相声的戕害,其实只是替罪的表象,既远离了现实的鲜活,又失去了传统的根基,才是主流相声在挣扎了几年之后终于彻底沦落的根本原因。因此,郭德纲让相声重回剧场,其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演出场所和形式的转变,而是在于让相声回到了民间。在已经走向末路的“庙堂相声”之外,相声在“江湖”中找到了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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