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鹏]“庶民研究”：一种激进史学的兴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05 书评客－新浪博客 2009-0 张旭鹏 参加讨论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本收入“凤凰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庶民研究》，刘健芝、许兆麟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一、“庶民研究”的兴起 从1982年到2005年，以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人为首的一批印度学者，怀揣一种草根的执着，在23年的时间里，撰写并出版了12卷《庶民研究》。两年一本的速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彰显了这群后来被冠以“庶民研究小组”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那就是，用一种与“精英”对立的、源自印度本土的“庶民”意识，去重新书写被西方及其同谋者共同篡改了的印度近现代历史。 庶民研究小组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后殖民主义鼓吹者的鼎力支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这位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者、英译本长篇导言的作者在西方学术界成名已久，为《庶民研究》第4卷（1985年）欣然写下《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纂》一文。1988年，斯皮瓦克又发表了后殖民主义的重要文献《庶民能够说话吗？》，为之摇旗呐喊。同年，她与古哈共同担任主编，从已出版的前5卷《庶民研究》中精选文章11篇组成一部文集，并请来萨义德作序。借助后殖民主义这股强劲的学术风潮，庶民研究成功跻身西方学界，它所开创的后殖民史学研究方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伊格尔斯在为新版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2005年）一书所写的后记“21世纪初的回顾”中，给予庶民研究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非西方抵制单向流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例外”，“在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参与了西方的对话”。 不过，将庶民研究或者后殖民史学完全归入后现代的范畴，显然忽视了其丰富的内涵。无可否认，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庶民研究借鉴了源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念，也同样质疑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反映在历史观念上，庶民研究反对印度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前者将印度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的作用，认为它是印度的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等作出的回应和“学习过程”；后者则把印度的民族主义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两种精英主义史学都带有共同的偏见，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的成就，而忽视了“庶民”，也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人民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尽管采取解构的策略，但庶民研究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将历史虚无化，寻找一种替代性的历史研究视野，或者说尝试某种积极的历史建构一直是其初衷和本意。庶民研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借用了“庶民”一词，但又赋予它与精英对立的象征意义，使得以“庶民”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具有了强烈的颠覆意味。庶民研究同样借鉴了以E. P. 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学家“从下层看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研究旨趣。这些都使庶民研究呈现出一种新锐的开拓意识和激进的反抗态势，从其早期多关注农民反叛和农民战争中可以明显体察到这一点。 庶民研究或后殖民史学不同于后现代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文化性。不论是早期的古哈、之后的帕沙·查特吉或迪皮什·查克拉巴蒂，还是如今在西方史学界声誉日隆的杜赞奇，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后殖民史学家都有着第三世界的出身（以印度居多），都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且都在西方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知名学者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学术经历和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自由穿梭于多种文化传统之间，既有西方学者少见的批判意识，又比第三世界同行多出一份敏锐，因此，他们更能够在知识的边界上作出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在对以庶民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后殖民史学家跨文化特性的考察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与印度是近邻，两国有着相似的遭受帝国主义统治或压迫的经历。尽管中国和印度后来都赢得了民族独立，但中国的革命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更具示范意义，这一点从印度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中可以看出。比如，古哈在庶民研究的纲领性文献《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谈及庶民历史研究的迫切性时，曾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只要百花齐放，即便有杂草我们也不会介意。”熟悉毛泽东著作的人一定会知道，“百花”与“杂草”的比喻出自毛泽东1957年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到1989年为止，《庶民研究》已出版了6卷，均由古哈担任主编。这一时期的《庶民研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且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底层人民尤其是对农民自主性的重建；二是对民族主义及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三是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拷问。可以看出，庶民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是与印度的历史及现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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