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边疆民族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16 尹虎彬空间 尹虎彬 参加讨论
（二） 随着“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使用，出现了许多的歧义。“中华民族”究竟是民族？还是国民？抑或是国家？我们常常在国内民族关系、两岸关系、国际关系中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对于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建设近代国家的学者来说，民族与国民是不同的概念，民族或国民与国家更是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诞生于本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高涨时期里的术语。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人重新认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欧洲作为近代现象出现的 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民；而 nation state, 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国民国家；nationalism，既是民族主义，又是国家主义。换言之，民族与国民，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 同义语。在近代的欧洲，国家通过提倡 nationalism , 将民众改造为国家的民族、即国民；通过实现民族国家、即国民国家的形式，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国家要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保障国民一系列政治权利，同时每个国民也要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对国家有一定的义务。（5） 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家们，一贯强调树立民族主义意识的重要性，一贯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的必要性，一贯强调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肩负了两项使命：它不仅是一场恢复汉族作为统治民族地位的民族革命，还是一场埋葬封建王朝体制的社会革命，打倒清王朝需要民族主义，建设国民国家同样也需要民族主义。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国家”这一点上。无论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提出的排除满族，汉族即中华民族的思想（“小中华民族思想”），还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经过“五族共和”时期，最后定位于同化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大中华民族思想”），都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走过的历程，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即中华民族意识，同时也是近代国家意识、即“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产生、转换以致最后形成的历程。（6） 孙中山之所以萌发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思想，是因为受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建设国民国家经验的启发。在中国建设一个近代国民国家，这不仅是对一个清王朝的否定，也是对中国两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否定。“小中华民族思想”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汉族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然而，从逻辑上看来，打倒了“天子”，“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以“天下思想”为背景成长起来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王朝体制崩溃之后，也要遭到灭顶之灾。孙中山通过他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实践，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于是果断放弃了“小中华民族”和“小中华民族国家”的构想，开始提倡“大中华民族”和“大中华国家”的思想，开创了中国“大中华民族”的时代。从小中华民族到大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国家，传统中不过是表示人文地理意义的“中华”，在被反复解释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作为中国国家组织的原理被引进并且得到实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传统的天下思想主张部分夷狄华夏，近代的民族主义则号召以民族划分你我，天下与民族国家，一个开放，一个收敛，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大中华民族”的理论，尽管维持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但是由于拒绝将文化作为国家的根本组织原理，所以，不仅从空间上限制了传统上一直是对外开放式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出现于国家领土之内本来是极为自然的民族融合的现象，也会被误认为是人为的民族同化的结果。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近代中国开始重新强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意义，也是造成近代中国从中国实际利益上考虑边疆价值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边疆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被强调，是一种以边疆地区为屏障，保卫内地不受侵略的思想。这说明近代以来，在传统的天下秩序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之后，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开始重新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人们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天下思想的影响：将边疆看成是国家构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认定居住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具有成为“中国人”的趋向。内地与周边、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上下之分与主从之分等等，中国被看成一个内地加边疆的二重的中国。 然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中华文明的自然传播和吸收，才是“中国人”的增加。对于周边不同民族共同体，中华王朝既不会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不会要求对他们实行直接的统治，同时也从来没对他们产生经济掠夺的企图。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的边疆思想中，国家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共同体。无论政治家、官僚，还是知识分子，都纷纷主张国家利益至上，都大声疾户呼或积极追求边疆与内地在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都积极提倡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实行强制同化。不管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些都是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方法。传统的天下思想与近代国民国家的思想原本各个格格不入，互相矛盾。这种双重构造的边疆思想，实际上既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思想的优秀成分，又吸收了近代国民国家理论中并不适合中国的部分。这就是，无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夸大了内地与边疆之分的利害，轻视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别的意义，从而也就可能在同质化过程、即造就具有统一认同和统一价值观的国民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中国进入现代以来，遭受外国势力的侵略，这使得传统天下思想与近代国民国家思想，两项结合形成独特的边疆思想。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满洲事变爆发一时间边疆问题成为热点。外国侵略教育中国人，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保有边疆地域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外国的侵略也使得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成为次要问题。可是，外国侵略不可能让少数民族失去自己的民族意识。尤其是当局者以抵抗外国侵略为借口对少数民族实施强权统治的时候，更有可能发生民族冲突。盛世才同统治新疆时代（1933-44年）民族问题大规模发生，就是最好的实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