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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幼民]陕北的革命传说


    陕北这地方,在一般人的眼里,脱不了穷困二字。穷归穷,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却异常的丰富多彩。且不说周秦汉唐,金戈铁马,长烟落日,无定河畔的累累白骨,引得文人骚客唱出千古悲歌。也不说明末的驿站汉子,一呼百应,从这里出发,占领了北京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又将中国革命的焦点,定在了这里。
    “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北上,确定了最后的方位。吴起镇、瓦窑堡、枣园、杨家岭。这些埋藏在深山沟里的古镇村落,原本无人知晓,自从印上领袖们的足迹,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地标,从此熠熠生辉。
    党中央在陕北扎下了根,卧薪尝胆十三年,终于夺得了天下。毛泽东虽然再也没有回过陕北,可他临别时的一句话:陕北是个好地方,为这块土地定了性。圣地的革命光环,给了这里的人们崇高的历史地位,尽管日子过得贫困,但心中的荣誉与自豪,却如丰厚的精神食粮,抵消着囊中的羞涩。
    我们到陕北插队,处处能感受到革命历史的痕迹。那些出了名的遗址自不在话下,你就是跑到偏远的小山沟里,也能见到有的土窑洞门上钉着一个红牌牌,上写着某某领袖某某年曾在此居住过,顿时叫人肃然起敬。
    我插队时住的窑洞,就曾住过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我的房东当时还是个孩子,他说那会儿窑顶上架着电话线,警卫员、参谋们跑里跑外的,很是热闹。贺将军很和气,还拿出鱼肉罐头请老乡们吃,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鬼子那儿缴获来的。只不过陕北的老乡不吃鱼,觉得“一满不好吃”,辜负了人家的美意。前不久看电影《太行山上》,见到剧中那个挥刀劈贼,血光之中不变色的贺炳炎,方知能集杀气与和气于一身者,才是真将军。
    几乎陕北的每一个村子里,你都能找到当过红军或八路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正如传统文化在民间,主要靠口头流传一样,“闹红”的故事,也被长辈们在灯前饭后,言谈话语之间,叫后辈们听了去。相对于整理成文字的历史,老乡们聊的,更生动,更形象。也许因其琐碎,因其微小,并不能人专家们的眼帘,但我想,老乡们之所以拥护红军,首先不是因为搞懂了革命的道理,民间流传的故事,兴许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队里的老郭颜,年轻时就当过兵。他说,他那个连队,连长十七岁,而指导员三十多岁,甭看俩人年纪相差很多,合作还挺好。团长也是个年轻人,火爆脾气。有一次部队趁黑夜从敌人鼻子底下突围,团长站在崾崄边上,眼睛瞪得明溜溜的,一手端着盒子炮,一手攒着把苗子(匕首),向着战士们低声喝道,快跑,不许说话,谁说话我就捅了谁!那夜自然突围成功。事隔多年,老郭颜讲起团长的样子,还有点胆战心惊。一句话,一个动作,那个团长的形象跃然而出,远比我在许多书上看到的精彩,难怪老郭颜记忆犹新。
    村里年纪大一点的婆姨们还记得,八路军向她们借锅做饭的情景,她们说,那些南方人根本就不会做小米饭,米也淘不干净,常常弄得半生不熟,一边吃饭一边吵,说的那话“一满解不下”。不过他们对老百姓很客气,嘴上大娘大姐地叫着,每次也总是把锅刷干净了才还。陕北女子向来热情,我从她们对待知青的劲头,就知道当年姐姐们是如何帮助这些南方人做饭的了。
    参加革命的人虽然多,但命运却各有不同。我插队时遇到的老红军,哪一个不是三几年就参加了革命。我曾见过一对红军夫妇,江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男的已经当了团长,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因为负过伤,身体不行,便在边区“精兵简政”的时候复了员,夫妻双双落户到延安城外的七里铺村,当了农民。此后几十年,他们再没有挪动地方,团长变成了生产队长,握枪的手改握了老镢把子。他们的样子,黑瘦黑瘦的,除了口音变得南腔北调,其他一切,和陕北老农无异。
    陕北人恋家是出了名的,他们扛枪闹革命,只求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并没想得高官厚禄,所以,一旦革命成功,便卸甲归田,老婆孩子热炕头,继续吆牛种地。我的朋友久娃,他的父亲曾给首长当警卫员,也是出生入死,立了功的。后来首长进了城,要把他带去给个科长干。他死活不肯,哭着喊着要回家种地。首长虽然觉得遗憾,但也不好强求,就随了他的愿。每当讲起这事,久娃总是耿耿于怀,他虽然后来也上了大学,当上了城里人,“我可是付出了比城里孩子多几倍的努力”。我知道,他是靠在县城给人家做小工,一边挣钱养活自己,一边去学校补习,坚持了四五年,终得金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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